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政府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马丁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政府身上大发战争财。1917年9月21日，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政府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汽车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汽车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汽车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政府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只能服从政府，不仅削减汽车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政府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政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政府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 000万～7 000万美元的利润。
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政府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政府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一战”还让美国政府对海外资本输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一战”之前，像英法这样的国家都是以私人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为先导，直接军事占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或与之签订不平等协议保证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债也是以铁路、矿藏、银行和工商业的资产为担保被外国私人投资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国际金融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如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这样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战”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战”让欧洲参战国的直接损失达到了2 090亿美元。战争的全部费用消耗了英国32%的国民财富，法国为30%，意大利为26%，美国仅为9%。如果不是美国的贷款，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战争损耗。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向美国私人金融家借债35亿美元来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征用或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向美国人出售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和其他证券来换取美国军火，结果有75亿美元的净资产转移到美国人的手中。
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却让私人金融家的借贷黯然失色。“一战”之初，美国政府卑鄙地诱惑欧洲国家上钩。当时，美国政府暗示协约国政府，不需要考虑贷款的还本付息条件，大胆地借款即可，只要打败德国及其盟国，贷款问题都好商量。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执行了财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巨大无偿援助的法国。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法国收到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援助，这激励法国政府通过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融资方式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备。法国人以为这些借款实质上不过是国家同盟之间的援助，最终会不了了之。欧洲很多国家都像法国那样迅速落入美国政府的贷款陷阱。1917年，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国家的钱才30亿美元，但到了1921年，协约国欠美国政府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耻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政府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政府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政府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政府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政府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政府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政府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