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纷华而甘淡泊，遗个清名在乾坤。
“译文”
人宁可保持纯朴无邪的本性而摒除后天的聪明才智，以便保留一点浩然正气给孕育灵性的大自然；人可以抛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而过着清虚恬静的生活，以便留一个纯洁高尚的美名给孕育本性的天地。
“解说”
文明的发展有两个标志：一是人学会运用智慧，二是人拥有了财富。对于文明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智谋算计等同于阴险狡诈，应该摒弃，繁华富丽不洁，应该远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要适应智慧的竞争，同时要学会享受财富。发展伴随着人对文明的不适应和反抗，也激起了人对利益的疯狂追求，这是两个极端。我们没必要回避现代社会的纷华，但也要保持几分淡泊，学会超脱。
“例解”
为官不重名 只为民办事
方克勤，字去矜，号愚庵，浙江宁海人。明初洪武年间任山东济宁知府。他为政以德化为本，治事廉正，被百姓呼为“父母官”。
元泰定三年（1326年），方克勤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父亲在元朝任鄞县（今属浙江）县学教谕。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五岁即会读古文，自辨章句，被呼为“神童”。十八、九岁时已成为当地“名儒”。参加浙江省考试，他建言时务，“历数往昔治乱之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见解。面对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他深表同情地说：“民之为盗者，或迫于饥寒，或怯于徭役”。认为农民之所以起兵造反，皆是被迫无奈。当吴江县（今属江苏）同知金刚奴募兵镇压农民起义时，他登门责问：“奈何使其（农民）去妻子而为兵？”指出随便征发农民兵役，“是所谓致盗，非御盗也”。
在朱元璋军队南进闽、广，北伐中原，大明王朝行将建立之际，隐居教书的方克勤出山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他“著国家所以兴亡之故为书”，为新国家献计献策。该书“累数千言”，提出了治国安邦的五条主张：第一，举贤才；第二，安人心；第三，黜豪强；第四，除暴敛；第五，明教化。这五条相辅相成，“人心者，国家之元气”，养元气必须明教化，“教化所以燮养元气之具也”。而“不任贤才，则教化不行；不去苛敛，则人心不安”。这些主张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洪武四年（1371年），方克勤被征召为山东济宁府知府，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济宁府，元至正八年（1271 年）置，治所在今山东济宁市。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巨野、郓城、济宁、兖州、曲阜、泗水、宁阳，江苏丰县、沛县，安徽砀山，河南虞城等市、县地（后改为州，辖境缩小）。这一带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元朝军队多次围剿烧杀，造成人口锐减，经济凋弊。朱元璋曾下令各地垦荒，三年不征税。但济宁府官员为邀功请赏，提前征收赋税，且“以田定其徭”，弄得“民滋惰，田不增辟”。方克勤一到任，便重申三年不征税的诏令，劝民垦荒。又罢不时之役，减轻人民负担。当时，济宁府守城指挥使凭借权势，当五、六月大忙季节，役民万余人修筑城墙，使“民不得穑，哀号即工，声闻数里，旦暮不休”。方克勤为此忧愤不食，自问：“民病不救，焉用我为？”上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即日诏罢”。为避免滥用民力，方克勤下令根据丁男定徭役。又编订文册，将百姓丁产列为上、中、下三等，等析为三。每有征发，按差等而定，使官吏不得措其奸。结果，“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负来者相属”。
济宁府境内，泗水北引黄河和济水，地势高泻，方克勤率领府民修建水闸，根据季节加以蓄泄。原有的鲁桥闸和枣林闸年久失修，石填河中，他号召府民兴修水利。除了兴修水利外，他还亲自到郊外劝督生产，约见各地长老，要他们教子弟“力田”。通过三、四年的整顿和恢复，生产很快发展起来，户口由洪武四年的三万增加到洪武八年（1375年）的六万有奇。所属州县，“民有积粟，野无饿殍，鸡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实，俨如承平之世。”根据《明史》卷281《方克勤传》载，当时济宁府民歌颂方克勤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人民给了这位使君以极高的评价。
生产恢复、发展了，方克勤又大力兴办学校，“以教化为先”，将教化摆到极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将教化视为统治的根本所在。他利用各地的一些佛寺，征召“浮屠（和尚）”修葺改建为学校。“凿庙前地为泮池，撤佛庐，增廊庑；度庙后地为射圃（习武场）。”然后，聘请故元被弃闲散之文人为师，讲学育人。他自己则经常到学校察看，且亲自授课。通过大力提倡和督办，使“郡邑之内，学舍数百区，在弟子籍者二千人。”方克勤曾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他为邑庠师时，“四方后进，负笈求听者百余人”。他辞庠师回家，“弟子从归者踵相接”。为官知府，他仍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每当公事完毕后，他便“诏诸吏授以诗书法律，盛暑严寒不废”。对府兵，他“以身为师，为之立章句，谨节文，讲内圣外王之道。”使他们“不逾时皆化”。教化政策推行后，一郡之内，“儒服者斑斑间出”，无疑促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
方克勤任济宁知府三、四年时间内，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具体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
首先，施政以便民为主。明初政府曾禁止百姓行舟，大批货物运输皆用牛车，遇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济宁府民请以舟运，州、县官畏令不敢答应，上报方克勤，方克勤说：“吾知从民便，抵法非所辞”，允许府民行舟。相邻各郡不敢更改，造致“雨瞮毁过半，民卖车牛以尝，且弗能足，破产者十八九。”独济宁一府以舟运而不伤民，府民感激地说：“活民者，方使君也。”当时，郡仓缺粮，山东省命济宁府到北边七百里以外靠近济南的青州（今山东益都）输粟，而漕运则从济宁南边的淮安（江苏淮安）运粮到济南，如此南粮北运，北粮南调，造成极大浪费，“民苦不便”。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方克勤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法，将路过济宁运往济南的粮食拦下，入济宁仓，然后报告省府，请将青州粮运到济南。省府官反对，他便上告到户部，户部允可，使“省臣大愧”。
其次，体察民情，为民排忧。方克勤号召：“民有不幸，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他常常徒步民间询疾问苦，并“日引耆耋之士坐语，问以得失。”当地百姓以芦苇蓄粮，常遭火灾，他教民烧制砖瓦，改建草房为瓦屋，避免火灾发生。又“编民居为曹，互相救恤”，使“火患为息”。济宁府城西门内有一水驿，“卑陋污湿，居者弗康”，他令民准备材料，于农隙之时将水驿迁到城南。冬寒河冻，驿船不能航行，他下令“伐木为炭，穿土穴藏冰”，畅开航道。方克勤“于去民害如饥渴”，或遇诉讼，他随事裁决，不留状牍，使“狱无滞囚”。
最为民所称颂的是“除暴敛”。每逢夏、秋税粮征收时，斛卒持概（度量器）称量，高下出其手，肆意克扣盘剥，以致百姓视官仓如陷阱。方克勤令百姓自己持概度量，避免了斛卒从中渔捞。朝廷有诏从江西、浙江输粮百万石到济宁，路途遥远，要百姓每斛多交四升腐耗粮，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方克勤上奏朝廷，请求蠲免腐耗粮，获准。二省之民咸皆感泣，会方克勤到京师办事，“民之在京者数十辈拥拜马前，曰：‘此我输粮时老父也’。”方克勤还创立“信符制”，凡需要调用州、县吏卒，或征发民力，皆通过邮寄“信符”召集，避免差人征调，“往往求索无厌”的事发生。“信符制”推行于各州、县，公私俱利，“由是吏弊诞息”。
方克勤为官，务实不重名，认为“务名者，必树威。树威者，必害人”。从每一件小事办起，却为百姓解决了许多重大困难。当他离任之时，“民号呼填道，如失亲戚，随行百余里者数百人。”方克勤虽朝列大夫，却“不服纨绮，不帛襦裤，一如布衣时”。《明史·方克勤传》称他“自奉简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食肉。”每月俸禄二十石，尽皆接济他人。家中房子坏了，属卒请为修缮，他坚决不从，坚持“毋以我故劳民”的原则，自己出钱买苇席障之，蔽风而已。或劝其为自家办事，他总是回答：“先国可也。”所属兖州守派人送二水瓜给他尝鲜，他送还原物，并将来人杖笞数十，声明：“吾非市名，性不喜份外耳”。每到州县考察，他“以物自随，杯汤不肯受”。这在封建官场上，是何其难能可贵！
廉洁体民情 勤政巧理财
天宝年间（742—755年），刘晏成年，出任地方官。先“调夏县令（今山西夏县）”。到任后，廉洁奉公，不准手下人勒索，巡回乡里，安抚百姓，尽力扶持农业生产。对民宽惠，“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颇有能名”。后来，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举贤良方正”，补温县令（今属河南）。唐王朝此时正是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于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艫削。”大地主官僚和地方藩镇节度使等也“乘机逐利，四处侵暴”。刘晏身任县令，接触社会下层，体察民间疾苦，在自己管辖的境内，尽力保持按常赋征收，从不额外加赋。并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不久，“再迁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之事。
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玄宗奔蜀，肃宗李亨据西北兴兵抗击安禄山。河北、中原地带“残于大兵，饥疫相仍”，百姓日夜盼望弭兵息乱，恢复安定。可是，玄宗的另一儿子永王李瞞却乘机割据江表，东取金陵（今南京市），企图夺取皇位。其时刘晏避乱在襄阳（今襄樊市），属永王辖区之内。“永王瞞署晏右职”，以高位召请刘晏。刘晏明白形势，不受诱惑，“固辞”不就。肃宗闻知此事，则重用刘晏，“诏拜度支郎中（唐度支司长官，主管财政收支预算）、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当时，北方遭受战乱，人口“十耗其九”，生产破坏，经济凋零。朝廷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淮（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淮南道）地区支撑。刘晏受命后坚守东南，召募百姓，“发义兵坚壁”在余杭（今杭州市）迎战永王，为保障江浙百姓的安全和经济生产作出了贡献。
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刘晏被调任彭原（今甘肃宁县）太守，又徙陇、华二州刺史（今陕西陇县、华县）。这年唐军收复长安。乾元二年（759年），刘晏迁任河南尹。尹府在东都洛阳，当时尚被叛军史朝义占据。刘晏寄治长水。翌年（760年），调任京兆尹。刘晏一贯重视劝导农桑，发展生产。他说：“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织纟壬。”让农民安心生产。在京兆尹任上，刘晏调查当地有蒿荒地可开垦，便奏请肃宗同意，在京兆府内大力组织开荒，令“其本户有能复业，请蠲免三年差科；如无复业者，请散给居人及客户”，让别人耕种，随例交纳官税。这对于战后招抚流亡，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促使这一地区耕种面积扩大，农业兴盛。
刘晏任京兆尹，“总大体不苛，号称职”。但是由于京兆府地处京师，情况复杂，刘晏在上层复杂的斗争中遇到漩涡。司农卿严庄获罪，刘晏遇事认真。严庄被开释后，诬刘晏“常矜其功怨上”，宰相萧华亦忌晏，刘晏因被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刺史。半年后，宝应元年（762年），肃宗去世，儿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代宗器重刘晏，召回复任京兆尹。时计臣第五琦改革币制失败，贬官。刘晏受命继任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领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租庸使。唐制：专使属中央特派，不受户部管辖。宝应二年（763年）正月，刘晏迁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度支诸使如故”。四十八岁的刘晏，此时独立受任中央财政事务，正欲有所作为，又遇到第二次打击。这年十月，吐蕃入寇，陷京师。代宗奔陕州，刘晏随从。群情归咎于专制禁兵的宦官程元振，有人陷刘晏与程元振善，刘晏由是罢相赋闲，为太子宾客。广德二年（764年）三月，四十九岁的刘晏再度被重用，升为御史大夫，检校（代理）户部尚书，担任“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派往东南诸道宣慰，均节赋役，听便宜从事。刘晏真正着手理财从这时开始。
刘晏理财有一个鲜明的宗旨：“其理财以爱民为先”，始终寓“廉”于理财治政之中，体现了“廉政”。本质上固然是“期极明主”，忠于地主阶级国家，然其在任不断地推行各种宽惠利民政策，革除时弊，改善诸种设施以协调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藉以安定人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受到称颂。其理财的政绩在发展农业生产、改革盐政、漕运等方面尤为突出的显露出来。
安史之乱给农业生产的创伤极大。“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社会危机逐步加深。刘晏这时亲眼看到“人不堪命，则去为盗贼。”肃宗在位末年，上元、宝应年间，浙皖一带袁晁、方清等起义反抗，“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刘晏总结这个教训，迁任户部侍郎，充领诸使职时，立即“罢无名之敛”，“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赈救，不使流离死亡。”
刘晏特别强调赋税持平，反对横征暴敛，主张“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大丰收年）增十之一。”通过“平敛”的方式调节赋税，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矛盾稍有缓和，社会经济也稍有复苏。至大历十一年（776年）时，河南镇将李灵耀据汴叛乱，运路断绝。河南节帅“或不奉法，擅征赋，州郡益削”，州县上缴的赋税大大减少。刘晏则“以羡补乏，人不加调”。既保证国用，又不增加百姓的负担，体现了“平敛”的效验。
“平敛”解决一般性的矛盾，赈救解决特殊性的矛盾。刘晏理财，很重视农业上的各种灾情，而且重视赈救实际效果。他分析以往赈救的弊病，“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国家盲目赈救，“赈给少则不足以活人”，赈给多，“国用阙则复重敛矣”。于是改革旧规，推行新的赈救措施。
其一，灾前赈救。平时注意了解每个州县的生产情况，察看各地荒歉预兆。刘晏在地方上设立“巡院”，命诸道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根据灾情制定救灾计划，如“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蠲某物、贷某户”，“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救灾方案已经下达。“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也有人“讥晏不直赈救”，当时河中少尹陈谏公平地驳正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予以中恳地肯定。
其二，以副救灾。灾罹之乡，粮食不足，其他方面特产和副业生产尚可开发。刘晏命令灾区加工当地土产“杂货”，“转运丰处”卖之；或由国家“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国家“多出菽粟，恣之粜运，散入村闾”，贫穷受灾的农民“转相沾逮，自免阻饥”。这样既可以帮助灾区人民度过饥荒，恢复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又不增加国家开支，收到利国利民的效果。
其三，恢复“常平法”。刘晏借鉴汉宣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法”，设“常平仓”，拨专款贮购谷物，“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这样，不仅使赈救灾荒具有可靠保证，还可利用“常平仓”作为后盾，向市场投入商品粮，借以调节和平衡市场粮价，以防“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除此以外，刘晏还推行了一系列休养民力的政策措施，促进劳动生产力不断增长。“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
两年后，永泰二年（766年），刘晏实授户部尚书，充“东都、河南、淮南、江南东西道、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动，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京畿、关内、河东、剑南西道诸使则由户部侍郎第五琦担任。“至是天下财赋，始分理焉。”
这时期，盐政上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为了补充军国之用，第五琦“尽榷天下之盐”，实行食盐专卖。盐价由每斗十钱提高到每斗一百一十钱，官运官销，垄断盐市，禁止私商运销，“盗鬻者论以法”。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但弊端丛生。大批盐贩因此失业流亡；人民苦于盐贵，常至淡食；官运食盐又要征发大批民力，徭役负担加重，社会问题逐渐增多。
唐代的盐产区很广，从蓟北到岭南，沿海地区出产海盐（散盐），其中江淮地区出产量很大。河南、西北产池盐，西南地区产井盐，其中河东以及西北的池盐、山西道的井盐由户部度支直辖，河北、山东海盐被地方藩镇割占，东南海盐和山南东道井盐都归刘晏主管。刘晏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正盐官法”，对盐政进行了许多合理的改革。
首先，为“榷盐”松绑，把原来官府统购统销改为“民产”、“官统”“、商销”。在主要产盐区保留盐监制，设盐监官，主管制盐和集购。允许私人业盐，“遣吏晓导，倍于劝农”，鼓励盐民生产。生产的盐由盐监收购。刘晏在主要产区设置十监：“嘉兴（属吴郡）、海陵（属扬州）、盐城（属楚州）、新亭、临平（属杭州）、兰亭（属越州）、永嘉（属温州）、大昌（属夔州）、侯官（属福州）、富都（今四川富顺）”，其中两个井盐，八个海盐，分布今浙、淮、闽地区。又在离产地不远的地区、交通方便之处，设置规模很大的堆栈性质的盐场，实为盐库，负责食盐的收纳、储存、中转和分销分运。当时“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盐监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余盐转运盐场，由盐场继续发售，就场专卖。发售时，寓税于价，赋税、流通税均包含在盐价中。盐商从盐官那里贩盐后，自由运销，不受限制，严禁盐商直接向盐户偷运食盐。官府严格控制货源，把食盐变成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商品生产，形成盐户产、盐官管、盐商销的新式盐业经济体制。一大批流民复归盐业营生，变成盐户或盐商，有利于盐业兴盛。
接着，刘晏又“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削除损害盐商利益的地方盐税，保护了盐民的利益，促进盐业高产畅销，免除人民淡食之苦。
在边远地带，如江岭地区，离产盐地较远，商人往往就近避远，不肯远销。刘晏则在边远地区设置“常平盐”，“转官盐于被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国家获取盐利，“而民不乏盐。”为了防止盐荒，刘晏从长计议，在“吴、越、扬、楚设置数千盐仓”，“积盐二百万余石”。哪里脱销，运往哪里。
盐业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刘晏又从内部整顿盐政。“但于出盐之地分置盐官”，“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裁减了一大批多余的官吏。使盐务从“盐吏多则州县忧”的混乱中解脱出来，盐产量大幅度增加，人民也免受过多的盘剥，“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大历末年，盐利达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比原来增加十倍多。刘晏一度罢相赋闲，盐政也一度失控，盐价急骤上升，达每斗钱三百七十，“民始怨矣”，与刘晏的盐政形成鲜明对比。
大历四年（769年），五十四岁的刘晏由户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充诸使如故，仍与第五琦分领天下钱谷。第二年，第五琦卷入鱼朝恩党。鱼伏法，第五琦贬官，由韩氵晃接任第五琦，形成了刘晏与韩氵晃分地区主管财政的局面，直至大历末年，达十年之久。
刘晏在整顿盐务的同时，着手整顿漕运。唐代漕运一直存在着严重问题。京师长安是政治文化中心，自高宗以后，“功利繁兴”，人口增多，每年须从外地调粮百万余石。“江淮漕租米至东都含嘉仓”，然后或水运西至长安，或陆运西至陕州太原仓。水运，河有三门（北人门、中神门、南鬼门）底柱之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陆运，从含嘉仓至太原仓，中间三百里，以车或驮，雇民中车以载，分八段，各相距四十里，接力运输，称“八递”。征发民夫数千，劳民伤财。安史之乱期间，洛阳被占，淮河被阻，这条运输线完全切断。京师得不到补充，“禁军乏食”，长安三辅地区人民不待谷熟，“乃挪穗以供之”，深“苦税入之重”。江淮粮帛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今陕西洋县），再陆运长安。斗米一千钱至一千四百钱。“月输旬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给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广德二年（764 年）二月，刘晏接手漕运，决心“以转运为己任”，改变现状。
刘晏首先亲自“按行”，调查漕运路线。他从长安出发，“驱马陕郊”，沿途察看河道，经“河阴，巩，洛”，“涉荥郊、浚泽，遥瞻淮甸，步步探讨”，“又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每到一处，“出入农里，止舍乡亭，先访便安”，详尽地考察沿途水势特点，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人口状况，研究“利病之由”。最后选定江、汴、河、渭四水运输线，即自淮水、泗水、汴水入河，西指长安到渭桥。整顿这条水线可以得四利：一可调江、湖之米入长安，减轻长安地方人民的租税负担；二可治愈东都洛阳一带的战后创伤，引海陵（今江苏泰州）之仓的粮食供给巩、洛地区，“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三可满足军食，增强国力；四可活跃商业经济，“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姓杂集”，有利于商业兴盛。
决策以后，刘晏直接组织民力，全线整修，疏浚。“见一水不通，愿荷锺而先往”，身先士卒，加速工程进展，尽快“通漕”。浙西丹阳县有练湖（今丹阳湖），“周四十里”，被一些大户“横截十四里，开渎泄水，取湖下地作田”，占为己有。湖水因泄放，不能保障漕运“官河”的流量，也不利于“侧近百姓引溉田苗”，同时，湖面因横截而缩小，“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附近常被水淹，“损三县百姓之地”。“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灌溉”，人民深受其害。刘晏调查实情以后，奏请下令，“分官吏主丹阳湖”，“勿使更令修筑”，夺田还湖以利民生。“自是河漕不涸”，国家漕运得以全线通畅，社会上“商旅往来免用牛牵”，附近农田也获水灌溉。
接着，刘晏把漕运管理改为“官运”。过去，漕运由各州县“富户”督办，称为“船头”。弊病多，运费贵。刘晏取消“船头”，由国家主办漕运，“以盐利为漕亻庸”，从食盐价税中拨款解决漕运的运费。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亻庸七千缗”，包括“造运船，教漕卒”，雇民力。“不发丁男，不劳郡县”，完全依靠佣金组织船工运卒，使社会劳力分配得到相对合理的调节，减少了农业生产因劳力不足的损失。尽管这些佣金主要来自盐利，其中包含了很重的经济剥削，但是食盐的人毕竟包括全社会各个阶层，这就多少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漕运船工也有了积极性，对国家来说，也有利于提高运输效率。
在运输方法上，刘晏根据江、汴、河、渭四水特性不同，分别在扬州、河阴、渭口建造粮仓，分段水运。江船到达扬州，汴船到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口达太仓。训练熟悉本段水性的船工，未十年，“人人习河险”，大大减少了运输事故。漕运靠船，刘晏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建十个船场。根据不同的河段，建造不同型号的船只。从扬州到河阴，建造“歇舟皇支江船”，轻便快速；三门水险，“古无门匠墓”（指三门峡船工，船翻人溺，死无葬身之地）包含了船民们的辛酸血泪史。刘晏以人命为重，确保安全运输，建造坚固特制大船。船队过三门时，十船一纲，每纲三百五十人，三十人背纤，五人撑篙，稳妥地通过峡险。大大提高运输能力，减少运输损失。“每年运输达一百一十万斛，无升斗溺者”。通漕以后，第一批米粮船达长安，军民欢呼雀跃。长安食盐不足，刘晏从扬州运三万斛，四十天即到，“人以为神”，即时地解决了京城人民食盐困难。
在漕运中，刘晏很注意节省。过去，运粮装卸，都是散装进舱，起运十分费力，损耗亦大。刘晏创“囊米而载以舟”，即装包进舱，省钱十五（一半）。大大降低损耗，也便于装卸。如此虽属细枝末节，却使运输费用大大节省。效益显著提高。
理财，不能忽视信息，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趋势，必须即时了解。刘晏运用已有的“驿传”（邮递），稍加改造，建立经济情报网。原先各州县的邮递由当地“富户”包办，他们“主邮递，谓之‘捉驿’”，不甚得力。刘晏改为“官邮”，“吏主驿事”，通过地方上设立的“巡院”，“以厚直募善走者”，作为邮递情报人员，传递经济信息，了解“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刘晏在淮北地区设立十三个巡院，“置递相望，觇望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即知”。有时，刘晏亲自出巡，“自按租庸然后知州县钱谷利病虚实”。通过准确的情报，掌握各地商业信息，可以在转运、赈救、榷盐、税收和铸钱等各种重要经济活动中，作为切合实际的决策，“是能权万物轻重，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减少人民负担，安定社会。刘晏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创设经济情报网，运用信息理财的专家。例如在漕运租税物时，有些地区租税物转运至京师，花销运费太多，得不偿失。特别是“湖峤荒险处，所出货皆贱弱，不偿所转”，刘晏通过情报推知实情，则把这些租税物“悉储淮、楚间，贸铜易薪”，就地铸币，“岁铸钱十万”，再转运长安或其他地方。节省了转运，减轻了社会负担。大历八年（773年），关内丰收，京师粮食充足，刘晏灵活决定“减漕十万石”，把东南地区征调的粮食就地出售，“和籴以优农”，既节省了漕运费用，又直接有利于江南人民。相反地对当地丰产而又为朝廷所急需的物品，则就当地所出而征之以代租税，减少国家采购的消耗。如江南、岭南的山林湖泽地区，所产铜器、漆器、纸、竹、绫、锦等则就当地而征之以充租税。又如国家急需军用时，刘晏曾命令盐商“纳绢以代盐利”，“每绢加钱二百，以俸将士春服”，既保护了盐商的利益，又解决了国用。
刘晏的一整套理财措施是成功的。其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合理的措施，还必须有清明的吏治。所以刘晏在理财中十分注意选贤任能。他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刘晏刚接手主持财政时，正遇国家“经费不充，停天下摄官”，暂缓增加官员，而刘晏却即时地把一些有学识、有才干、品行廉正的人，选为理财官，“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刘晏因而以知人善任闻名，转迁吏部，负责三铨选事。
刘晏主持选事时，注意量才录用，积极选拔年轻、精悍、廉勤的人。“凡所任用，多收后进有能干者”，并给以优厚待遇。平时注意考核政绩，“推处最殿分明，下皆慑伏”，“是以人人劝职”，“虽远在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眼前。”在选拔理财官时，他按出身把官员分为“士”和“吏”两类。他认为“士”，“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较能廉洁奉公。“吏”长期为幕僚，谙熟政道，习惯于敷衍了事，贪赃纳贿，“利重于名”，不适宜掌管钱财。因而在任用时，财政出纳方面，“必委之士类”，吏掌文书，起草、收发、筹策等。“分置诸道租庸使，慎简台阁之士专之”，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弊窦。
刘晏一方面选贤任能，一方面反对冗官，认为“官多则民扰”，在整顿吏治时，裁减了一大批多余的官员。有时，刘晏也回避不了各种亲朋故旧的请托，安排一些通过关系介绍来的人，但不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其所领要务，必尽一时之选”。刘晏受贬之后，由他选拔的人，“继掌财赋”，循其法，政绩斐然。
谦逊上下敬 千古留美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布莱德雷将军，是最受美国士兵尊敬和爱戴的人，被军中称为“大兵将军”。
布莱德雷在西点军校与艾森豪威尔是同班同学。他在学校时就表现出遇事稳重，待人温和有同情心，他的一些同学认为他在军事上不会有大的成就。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马歇尔将军很欣赏他的品格并重用了他。
布莱德雷以他沉着坚毅、尊重上司、爱护部下的品格而获得上上下下的好感。他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会议上，都能允许别人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展开争论，而他总是不动声色地最后突然宣布一个切合实际的决定，从而结束争论。
他对人既不声色俱厉，也不迁就不称职的人员，但对受罚者执行处罚时却尽量不伤害其自尊心。
1943年，在西西里登陆战役中，布莱德雷指挥的第一师的部分军官公开藐视宪兵，在后方不守纪律，闹出了许多乱子。
这时，敦厚的布莱德雷表现出他刚直不阿的一面，他罢免了这个师的师长和副师长。被罢免的师长是他的上司马歇尔极为赏识的人物，副师长是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他的这一决定，引起了许多人的指责，但他丝毫不让步。
布莱德雷自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后，总是理解并忠实地贯彻艾森威豪尔的决定。他获得了马歇尔和艾森威豪尔的绝对器重和信任。
艾森豪威尔评价布莱德雷说：“他对其各军团司令的指挥是极为优越的，他的精力、常识、战术技巧和完全的忠诚，使他成为永远可以信赖的助手，我认为布莱德雷是我在此次战争中所曾遇见的最伟大的前线指挥官。”
马歇尔在给布莱德雷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度共事，我认为再没有比这样更使我们满意的事情。”
布莱德雷以他的敦厚正直，赢得了两位将军的信赖，成为他们的合作良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