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东部教育的辉煌相比较，西部教育则要落后很多，逊色很多，寒碜很多。和东部教育的不断吐故纳新，寻求突破，蓬勃向上，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相比较，西部教育则在许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困难、困惑、尴尬，甚至失落。对西部教育存在的这些问题、困难、困惑、尴尬和失落，进行认真地反思研究，无疑是逐步缩小东、西部教育差距，逐步实现东、西部教育均衡发展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所谓失落，顾名思义就是得而复失。那么，中国教育作为兴国富民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的确立又在什么时候呢？这的确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可以用来之不易来概括。这个漫长的经历大约花了30年时间，正好错过了三代人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全国科技工作大会的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的“三个面向”算起，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可以叫做认识上的战略地位。而且这种认识上的战略地位还仅仅局限于极少数高层领导和专家之中。这一阶段，教育是否应该被提到兴国富民发展战略的首要地位的问题，主要出现在高层领导的讲话和谈话中间。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讲：“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1978年，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才得以重新恢复。经济学家千家驹提出教育投资先行的理论。当时，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他提出，这是长期重生产、轻教育，重经济、轻文化的结果。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干部会上说：“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他还说：“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关键在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
这一阶段之所以说是认识上的战略重点，是因为战略重点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极少数高层领导、专家和官方文件的语言表述上，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教育放在兴国富民的首要地位。这一点同样可以用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予以证实。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同志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在这里，他明确说“已经耽误了二十年”。从1988年往前推，可以说他是指“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十年。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谈到对改革开放十年的评价时说：“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10年，可以概括为理论上的战略重点阶段。这一阶段教育作为兴国富民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教育立法全面展开。《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几乎都是在这10年颁布出台的。
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理论上的战略重点阶段呢？因为正是在这一阶段，各级政府都在大讲特讲教育的战略重点问题，有关教育的立法又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而与此同时，教师的工资收入却在全国各行业中由第九位降为第十位。不但如此，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各省都有，拖欠的大省一般都在8000万元左右。1993年3月，据当时的国家教委有关部门不全面的调查，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江苏、广东、江西、辽宁等省都有不同程度的拖欠事件。辽宁部分地区新欠2000万，山东菏泽由于1993年的水灾新欠1600万，江苏淮阴地区新欠600万，广东粤北地区新欠200万，江西抚州地区新欠53万，到1994年5、6月，全国新拖欠的教师工资已经达到5亿元人民币。拖欠教师工资时间由半年到一年不等，贫困地区还有拖欠时间多达两三年的。于是，全国各地政府在教师节这一天纷纷强调要兑现教师工资，教师节成了兑现工资节。
也就在这一阶段，全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开始大量流失。流失的方向一是跳槽转行，调出教师队伍；一是下海经商，另谋出路。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全国共调出中小学教师21.6万人，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2.4%。这个数字不含自动离职的教师。而且，教师的流失还在上升。1992年上海教师流失1500人，1993年上升为2292人。广东从1987年起，连续几年每年流失教师2000人，1992年流失6200人。流失的教师绝大多数是40岁以下的合格教师。
至于西部地区，教师流失的现象更为严重，主要流向是补充了东南沿海教师流失的空缺。当时媒体的说法叫做“孔雀东南飞”。
于是，为了留住教师，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又纷纷想出了和教师签订《服务合同》的办法。规定毕业生得干满合同规定的服务期。否则，交出“买路钱”。服务期通常是5年，在贫困落后地区更多的是8到10年。“买路钱”的数目通常约等于这个毕业生两年的总收入。如果要出教育部门，费用还要加。这样做的结果是的确留住了一部分教师，但是，他们却反复叮嘱自己的孩子、甚至学生千万不要报考师范院校，使教师队伍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
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教育进入行动上的战略地位阶段。具体应该从2001年6月12日闭幕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开始，以《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为标志。这个决定首次明确了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把义务教育投入的重心由乡镇上移至县一级政府，实现了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向“人民教育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决定明确了各级政府有对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县级政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体；确定了义务教育投入“分级”、“分项”承担的模式，如按教师工资、校舍、公用经费等，分项规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对省级政府在教师工资、危房改造和公用经费方面的责任强调的越来越多；强化了中央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加强了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提出了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投入义务教育的途径。2001年之后，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加强基础教育工作的政策和文件，包括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都在不断地加强和完善着这些政策措施。
当然，教育真正成为行动上的战略地位的标志，不仅仅表现为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更重要的是有一系列大的举动。
2005年2月，国家宣布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即免书本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两免一补”政策首先在“国贫县”农村开始，然后惠及所有农村贫困学生，再惠及到农村所有学生，最终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
从2006年开始，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和中部地区享受西部政策的吉林延边、湖北恩施、湖南湘西三个州，以及安徽省的金寨县、青阳县农村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从数量上看，近4800万西部农村的孩子和部分中部地区的孩子享受了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
2007年春季，全国所有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全部免除。
2008年春季，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费发放教科书。
2008年秋季，全国所有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全部免除。
而且国家已经宣布，2009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低于中央基准定额的差额部分，当年安排50%，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西部8：2、中部6：4的比例共同承担。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寄宿制学生住宿费，并实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的免费教育。
2010年之前，全部消除现有的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
201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国定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全部落实。
从认识到理论，再到行动，中国教育终于登上了兴国富民的战略地位，经历了30年的坎坷曲折，真是得来不易！如今国家落实战略地位的信心和决心已经用不断的行动在证明着，而且步伐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东南沿海和发达地区则走得更快、更好。
然而，在西部贫困地区，战略地位又在逐步地失落。甚至可以说战略地位至今还没有确立起来。因为，在西部贫困地区，真正能够算做把教育放在战略地位去抓的可以说是在“普九”期间，大约是上世纪后五年时间。那时候，全国上下全民皆兵，共谋教育大计，共谱“普九”蓝图；“事紧先尽教育办，钱少先尽教育花”的口号喊得震天响；集资办学，捐资助学遍地开花，大有风起云涌之势。也的确使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农村，不少地方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并不是夸张之词。但那毕竟是依靠“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力量实现的，各级财政的投入十分有限。且不说“人民教育人民办”加重了农民负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单就从办教育的角度考虑，那一阶段，的确有战略地位的味道，从此以后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进入21世纪后，东南沿海的教育事业在实践中越来越成为强国富民的战略重点，而与之相反的是，在西部贫困地区，所谓战略重点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中，至于实际工作则恰好相反。
西部贫困地区战略地位失落的主要表现有五：
一、战略重点成为领导挂在嘴上的标签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06年冬季的一天下午6点多了，正是机关干部下班的时间。西部某县教育局的干部和往常一样，收拾完自己手头的工作都陆续下班了。离家近的同志已经回家端起饭碗准备吃饭了，离家远的同志还都走在路上。这时候他们的手机都陆续响了，局里通知他们赶快回单位，县委书记要来教育局召开紧急会议。于是，正在吃饭的马上丢下饭碗，走在路上的马上掉头，大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单位会议室。因为多年来，大家见县委书记讲教育工作都是在县上召开的大会上，像今天这样，在这样小的范围，这么近距离地和大家谈教育工作还是头一回。于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兴奋，也有一点紧张，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期盼。怀着各自不同的心境，大家共同交头接耳着，内容却空前一致，都想提前知道一点会议内容。但是，谁也不知道。
书记终于来了，随行的还有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副县长，县电视台的三名记者扛着摄像机紧随其后。冬天的西北地区天黑得早，会议室里本来就灯火通明，这时候摄像机的白炽灯光一打，更是耀人眼目，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屏住呼吸，翘起耳朵，准备静听与自己的工作有关的好消息。书记们个个气宇轩昂，逐一落座。这时候，主管副书记小心翼翼地问书记：“怎么开？”“让大家先说。”书记很干脆。主管书记愣了一下又开始和主管县长交头接耳了一会儿，然后就宣布开会。会议议程就两项：第一，教育局汇报工作；第二，书记作重要讲话。教育局长的汇报非常认真，有书面材料。既汇报了教育局近年来的工作成绩，又汇报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全县教育工作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困惑。局长的汇报结束了，主持会议的书记刚说：“其他同志再说说吧！”坐在会议桌正中间的书记发话了：“算了，别说了。”主持会议的副书记又愣了一下，随即就很快宣布：“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某某书记作重要讲话！”
书记在座位上正了正身子，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说，这几年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教育作为兴县富民的重中之重来抓，几年下来投入了不少资金，使教育的基础设施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部分讲了教育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告诫大家要坚定不移地、始终把教育工作作为振兴县域经济的战略重点来抓，并且努力抓紧抓好，绝不允许有半点松懈和马虎。书记的讲话很精练，总共不超过20分钟。会议很快结束了，冒着西北冬季特有的凛冽寒风，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彼此询问着：今天开的什么会？大家共同的回答是不知道！
但是很快大家就明白了，时间是第二天晚上。因为这天晚上，很少有机会走上电视屏幕的他们，几乎同时在该市电视台的新闻栏目发现了自己昨晚和县委书记一起开会的镜头。新闻内容是：某县传达市委电话会议精神不过夜，连夜商讨坚持战略重点不动摇的大计。
老实说，对于要不要讲这个故事，我足足考虑了半年，内心非常矛盾和痛苦，但是最终还是讲出来了。因为，教育成为这样的战略重点，在西部地区实在是太普遍了。也许你会认为这只是个特例，那么我还有一个例子：
2007年春节刚过，就传来教育部、财政部等几部委联合对西部地区部分省进行“两基”复验的消息。于是西部地区迅速行动起来，文件、会议、检查接踵而来，大张旗鼓地迎接国家验收。不久，便在西部中小学教师中悄悄地，但却十分广泛地流传了一条很长的手机短信。内容是：“某省‘两基’要复验，听说来的是国务院。迎验之术逐级传：萝卜要有坑，盆要扣住瓮。六年资料全部看，是否真假你莫管。数十册表相互牵，小学中学须连环。印机夜夜转，加班又加点。周末不得休，哪管饥与寒。册表堆如山，首长还嫌慢。可怜贫困县，汗钱贴表面。校舍固依然，硬件何曾添？苍天不长眼，遇虻受可怜，最怕我少年，如把假习染。学生逾墙走，有谁顾得管。”短信语言虽偏激，且有对上不敬之处，但所反映的基本事实却没有多大出入。据说，个别地方在验收团到来之前将多年拖欠的教育经费都逐一算清拨付，但等到验收团走后又如数收回了。
“两基”达标之后，中央和各省为了督促地方政府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不断改善和提高基础教育的办学水平，都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普及、提高的措施，包括“两基”复验，普及实验教学，普及计算机教育，以及高质量、高水平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简称“双高普九”）等等，本意和初衷都是好的。但是在西部好多地区的县以下地方政府，并没有投入多少资金。每次运动到来之前，几乎都做着同一样工作，那就是粉刷校舍，油漆门窗，刷写标语，乡镇与乡镇之间，相互拆借图书、微机，以应付检查验收。即使有有限的设备添置、设施改善，也是学校自己掏钱，几年下来搞得校校都是负债累累。
在西部地区所谓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实际上是指建学校、盖楼房，仅此而已。因为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领导们也都愿意干。但是，也正因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地方新建了一所学校，至少要给四届领导算政绩。第一届领导开始调查论证、规划设计、征地动工是政绩；第二届领导督促建筑施工是政绩；第三届领导组织竣工验收也是政绩。到了第四届领导，人们以为这下该算不上了吧，其实不然，学校是早都盖成了不假，但是欠施工单位的资金几百万、上千万呢，是他这一届还上的，你说算还是不算？不但应该算，而且他这一届功劳似乎还最大。
二、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
尽管前文已述，自从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农村义务教育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机制，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有了基本保障，教育真正开始成为行动上的战略重点。但是，就国家而言，我们仍然沿袭着一种穷国办大教育的思维。我们每年的教育财政预算比例还达不到GDP的4%，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赶不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尽管国家每年都在增加预算，2008年预算1576亿，比2007年的1076亿增加了500个亿。但是有专家统计，尽管教育经费的60%用于义务教育，但用于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只占其中的25%。
在西部地区，以县为主的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相反，和“普九”期间相比，县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按财政收入增加的比例计算，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因为，“普九”之前，县级财政投资义务教育的大头是负担教师工资。2001年“新机制”实施之后，西部地区教师工资基本上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承担，特别是贫困地区，几乎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在免除杂费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水平所需资金方面，陕西、甘肃、新疆、广西等省自治区都明确表示地方承担的比例由省级政府本级财政承担。云南、重庆则由中央财政承担了80%，省本级财政按地区经济状况不同，最少承担10%，最多承担20%，其余基本由市级财政承担，只有个别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县承担了10%。2005年，国家又启动了“危房改造工程”，在西部地区，危房改造的资金，中央财政负担了50%，省以下政府财政分摊其余50%。有些省级政府本级财政全部承担了地方承担的份额，另有重庆、云南、四川省级政府承诺承担辖区内部分贫困县的经费，而对辖区内经济状况较好的市县，地方承担的份额再分配给省级以下的政府。
有人做过统计，2006年四川和内蒙古实施“新机制”经费负担情况如下：
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继续强调：地方财政“用于实施义务教育拨款的增长比例应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的义务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所谓地方政府，应该包括省、市、县三级。但是，除过部分省级政府责任落得比较实外，市、县两极的责任落实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县一级政府，这在2007年教育部组织的对西部地区“两基”复验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
财政投入不足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
一是使学校债务缠身。尽管地方政府投入不足，教育行政部门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迫使政府投资，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比如为了缓解生源增加带来的校舍紧张的压力，有不少地方出台了“学校贷款，政府贴息”建学校的政策。比如为了使学校尽快实现信息化，有不少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一次赊欠，分期付款”购买微机的政策。这些政策出台的动机是好的，但结果使学校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二是一些地区校舍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城镇学校操场面积严重不足，甚至没有操场。大班额现象十分突出，从七八十人到上百人的都有。农村中小学与教育质量直接相关的图书、阅览、微机、语音、实验室几乎没有。
三是教学设备严重匮乏。在西部农村中小学，图书室存放的大都是“普九”以前配置的图书，很多是“文革”以前出版、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书籍。因为当时资金短缺，又为了迎接验收，实际花钱购买的新书并不多，好多是发动学生捐来的。农村孩子家里能有什么好书捐呢？近十多年来，很多学校又几乎没有购买过一本新书，师生又能有什么可看的书呢？
“普九”期间，西部农村学校实验室大都是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二、三类标准配备的，近十多年来近乎没有任何改变。且不说当时的标准到现在是高是低，2002年开始，国家逐步在全国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课程标准、教材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应该与教材配套的实验设施却没有多少改变。迄今为止，西部农村80%的小学教师没有机会接触微机，何谈信息技术教育？
体音美教学器材奇缺，在西部农村非常普遍。中小学体音美课程形同虚设，学校没有生气，吸引不了学生，又何谈素质教育？
经费投入不足造成的后果还不只这些，比如教师的激励机制问题。学校没有经费奖励教师，也没有能力吸引和留住人才，所以才有“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产生，西部地区大量优秀教师流往东南沿海，师范类优秀毕业生不愿到西部地区任教。比如学校办公经费的问题。考试以及与学生学习有关的经费支出，过去都是学生自己出，现在一律不能收，学校全部负担不起，办公经费哪里来？比如校舍维修的问题。实施“新机制”以前，各学校的危房改造采用的是申报项目短期突击方式解决，实施“新机制”以后采取固定资产折旧的办法按比例拨付危房改造资金。这些钱用于校舍一般性的修修补补还可以，如果危房过多需要重建，钱又从哪里来？
三、教育行业成为人人争抢的“唐僧肉”
尽管地方政府投资不到位，尽管学校经费捉襟见肘，也尽管正常办学仍然很困难，但是，在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行业仍然是人人争抢的“唐僧肉”。
首先是审计、物价等执法部门紧盯教育不松口。原因有三：一是再贫困的地区总是村村都有学校的，数量多，摊子大，虽然养的都是“穷和尚”，但“庙宇”够大，容易罚到款。虽然都不够多，但“积小流可以成江海，积跬步可以至千里”的道理他们太清楚了。所以每年他们都要在学校走一走，每年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县，交给上述一个部门的罚款二三十万那就等于没有交罚款。二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谓知识分子群体，有其自身的弱点：胆小怕事，怕麻烦，遇事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息事宁人，最终结果是用花钱买平安来解决问题。所以，上述部门尝到了教育上好罚款的甜头，所谓“执法”，在这里屡试不爽。三是由于贫穷，也就容易产生奇思怪想，往往想出一些旁门左道来增加收入，也不一定全是为了个人打算，很多时候还是为了事业能够干好，但又毕竟做出了违规违纪的事，难免授人以柄，所以也只好听任摆布了。
其次，教育行业成为权力部门和商家发财的重要场所。
一是权力部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向学校摊派。最典型的是每年秋季报刊征订季节，好多地方提出了“党报党刊进班级”、“学生人手一份”等口号，美其名曰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是想方设法向学校要钱。以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县来说，仅征订党报党刊一项，每年教育系统至少要花去四五十万元。尽管有关部门曾经三令五申，明确规定各级都不得向学校硬性摊派党报党刊，但是，摊派现象近年来仍然有增无减。另外，纪检、监察、审计、物价、财政等部门的报刊，学校也不敢不订。到了征订业务报刊时，校长手里已没有几个钱了，只能反复考量，最后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了。这样一来，农村学校资料匮乏、信息闭塞的现象只能是愈演愈烈了。
二是各类商家都把教育市场当做获利最好的竞争场所，千方百计在学校、在学生身上下工夫。各种质量低劣的复习资料、练习册充斥教育市场。商家们巧妙地利用利益驱动的原则，诱使教育内部一些贪欲极强，又有一定权力的人迫使学生购买，既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又加重家长的经济负担。学校周围设摊摆点，影响学校正常秩序的现象屡禁不止。
近年来流行关注弱势群体的话，谁是弱势群体？在西部农村地区，教育行业就是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谁来关注呢？
再次，教育行业在西部地区成为安置就业的唯一行业。在西部农村地区，尤其是县以下，可供就业选择的部门非常有限。比较好的，诸如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都上划实行了条条管理，人事权不在县级。党政事业单位数量有限，用人数量当然也有限，有些部门几年也不进一个人。西部农村又没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唯一效益好的企业就是煤矿，但那毕竟属于危险行业，效益再好，也很少有人抢着去。于是人们唯一看好的就是教育。虽然不是什么红火工作，但却稳定，工资虽然不高，但有保证，又没有危险，职业还算体面，谁能不动心呢？于是，大量非师范类毕业生做了教师，军人安置做了教师，下岗职工再就业也做了教师，甚至有门路的社会闲人、无业游民、依靠做生意赚够了钱、年龄大了不想再做生意、想过安定又有固定收入生活的个体户也可以做教师。这样一来，使原本整体素质就不高的教师队伍的素质急剧下降，更加难以胜任素质教育的大业。
对此，地方行政长官也有苦衷，也有说道：地方就这么大，单位就这么多，可以就业的岗位有限，你的孩子是学师范的就应该就业，别人的孩子不是学师范的就应该在家待着？人都得活着，谁都得吃饭，这是硬道理。况且，很多非师范类毕业生还是我们中层干部的子女，他们的家长还在为我们的经济建设作着贡献呢！至于下岗职工再就业、复转军人安置，那可是关乎稳定的大事。好在我们的教师队伍每年都有很大的缺口，优秀的师范毕业生又不愿到我们西部来，我们的讲坛总得有人站着呀！此话的确不谬。
教育行业成为安置就业的又一热点是行政领导开始争着到教育系统做官。在西部地区，不光县区级教育局长是乡镇书记竞争的热门位置，近年来连县区级重点高中校长也成为乡镇书记竞争的热门位置。2006年，在西部某地级市就有一所重点高中的校长被一位乡镇书记竞争到，他一到任就宣布将自己的铺盖搬入学生宿舍，他要和学生同吃、同睡、同学习，来年高考要打翻身仗，其气势的确是我们这些书生无法比拟的。此事曾作为抓教育质量的正面典型被该市媒体报道过，不过后来的高考是否打了翻身仗似乎没有报道。行政官员争着到教育系统做官，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教育的地位的确提高了，忧的是如果是因为热爱教育事业，真心想为教育事业发展做一份贡献，那对教育无疑是一个福音，怕就怕是因为贫困地区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单位，教育是个大口，管得人多、钱多，手中的权力大，那可就是教育的厄运开始了。
四、教育行风成为人人诟病的把柄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问题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公民的视线，始终就是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热点。不过30年来人们对教育问题关注的焦点，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转移和变化。这种转移和变化，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一篇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引发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全国大讨论，人们把对教育问题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如何尽快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土台子、泥孩子”的办学条件上。二是进入90年代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行业收入逐渐拉开距离，教师工资偏低，而且不能按时发放的问题开始突现，教师纷纷开始下海经商、跳槽转行，教师队伍开始出现不稳定的问题。人们又把对教育问题关注的目光转投到了如何尽快提高教师待遇、及时发放教师工资、稳定教师队伍上。三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和农村、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迅速拉大，教育的差距也开始扩大，出现了西部地区教师和学生向东南沿海流动，农村教师和学生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导致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目光又集中到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上。这种关注，不光是普通老百姓，连续多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问题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议论最多、提案最多的议题。
这样的关注是主流、是多数。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关注，说明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是健康的，教育出现的新问题一个一个都被解决掉了，问题越来越少，我们的教育事业完全可以用朝气蓬勃、积极向上来概括。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关注，我希望教育永远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那样的话，教育作为国计民生战略重点的地位将会越来越稳固。但是，事实不仅仅是这样，在关注教育的诸多问题中，教育的行风问题也成为人们诟病教育的一个热点，这种诟病集中在教育的乱收费问题上。这又不得不让人深思。
说到教育的乱收费，应该说发达地区比贫困地区严重，城市比农村严重，重点学校比普通学校严重，但是反响最强烈、查处力度最大的却是西部农村地区。这可以理解为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家长承受经济负担的能力有限，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遇到学校不合理的收费反响强烈。而发达地区和城市，家长对子女教育问题更加重视，经济承受能力又强，所以对于学校不合理收费反响不是很强烈。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学校不合理收费、甚至乱收费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还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恶果。其次与教育的行风被败坏有关。
说到教育的行风被败坏，一是来自急速膨胀的市场经济和物欲急速横流的社会风气，教给了一些教师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二是直接来自官场的“官本位”思想。不知什么时候，在西部农村地区，中小学校长也变成了官。在发达地区和城市正大张旗鼓地提倡校长队伍专业化、专家化、学者化的大潮中，西部一些地区却反其道而行之。曾几何时，教师队伍中那些基本素质不合格，缺乏事业心、责任感，被那些自以为清高的优秀教师们看不上眼的末流教师，突然在一夜之间竟然摇身一变都做了学校校长，竟然也坐在那些优秀教师面前指手画脚起来。这时候，那些原本以为自己是个优秀教师的人，顿时瞠目结舌，觉得无地自容起来。官场上那些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在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行业并不是新闻。对于这种现象，有些行政领导竟然坐在大会上义正词严地说：你不跑，我怎么知道你想做官？官总是少数，能做官的人有很多，你不跑我怎么知道你能做官？言之凿凿，无可辩驳。于是做校长要跑、要买，评职、晋级，甚至评优树模也要托门子、拉关系，这在贫困地区并不鲜见。看到原来在小学、没教过几天书的自己的同事、同学竟然都破格评了中学高级职称，那些在高中教书的所谓优秀教师们，只有佩服自责之意，哪有教书育人之心？于是，教育行业原有的靠能力和本事吃饭的行规被彻底打破，原有的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良性竞争格局被彻底打破。难怪有那么多行风问题！
西部农村教育战略重点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东南沿海相比，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更有经济的原因。总之，主客观原因都有。有人认为，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差距，才导致教育产生了巨大差距，我不完全同意。
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确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是，自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来概括一点都不夸张。不少地方，尤其是占有了地下矿藏的地方，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倍，甚至成数倍地增长。如今，在西部任何一个市级以下的小城随便走走，你就会发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休闲广场，以及领导们坐的小车，和任何发达地区相比都不逊色。为什么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西部地区同样会有不亚于全国任何地方的、那么高涨的“普九”热情，如今，经济迅猛发展了，办教育的热情却会大减呢？主要原因还是存在于各级领导心目中的那个政绩观在作怪。
“普九”重点解决的是学校的校舍，试想，一个地方一夜之间建起了一大片崭新的学校，又全都是楼房，那个地方的行政长官政绩该有多大？上级领导来了一看，该有多风光，多有面子？“普九”结束了，抓教育还抓什么？说是百年树人，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要培养出有用的人才，确实需要时间。人才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经费，但是，人才的效益又不能很快显现出来。一个小孩，即使从小学开始算，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就用去了16年。即使不读大学，高中或职业高中毕业就算人才，这12年的时间也大大超出了一般官员的任期。谁愿意干这“看不见、摸不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再说，教育工作未必出力就能讨好，哪有城市建设那么省事、省时、省力，又容易讨好。即使有官员有自己的见解，明白教育的重要，但是，现行目标管理，上级定下的目标，经济是硬指标，教育没有很具体的目标，特别在质量方面，更无法有具体目标。于是，教育成了软任务，而其他都是硬任务。软任务完成与否无所谓，硬任务则不得不完成。事实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地方长官因为没有抓好教育而被免职的。
这恐怕才是西部地区战略重点失落的更真实原因。
五、教师待遇重新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焦点
2008年9月10日，是我国第24个教师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部分贫困地区、特别是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优秀教师，请到中南海参观，并召开座谈会。在和优秀教师座谈过程中，温总理又一次重申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思想。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都纷纷采取不同的形式庆祝教师节。这似乎让全国的教师感觉，又到了一年一度春意浓浓的季节。然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庆祝教师节的一篇讲话，被媒体报道之后，又一次唤醒了西部中小学教师对自己工资问题的思考。
汪洋书记的讲话中有一条，要尽快解决广东省代课教师工资过低的问题。说广东省的代课教师每月只拿2000多元，只有正式在册教师每月7000―8000元的三分之一。必须尽快缩小这个差距。这不能不让西部地区的所谓正式教师为之汗颜、为之羞愧、为之自卑。
不过，汗颜、羞愧、自卑之余，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还是不敢和广东的教师比。人家毕竟是经济发达地区，我们身处经济欠发达地区，虽然干的是同样的工作，都在教书育人，但是经济条件差距太大，他们知道没有可比性。但是，他们就和当地的其他行业相比。比的感觉同样是汗颜、羞愧和自卑。
2006年下半年，西部各省开始新一轮的工资改革。首先感到寒意的是中小学校长。因为，在这次工资改革以前，教育工作者的工资实行的是两条线：一条线是职称系列，一条线是中小学校长系列。而且规定中小学校长可以在两条线中间选择，就高不就低。于是，很多校长选择了校长系列。因为，校长系列的工资基数一般高于中级职称，低于高级职称。这次工资改革突然取消了校长系列，而改为管理系列和职称系列。校长仍然可以在两个系列之间选择，但是管理系列已非昔日的校长系列，它比职称系列要低很多，和学校的后勤服务人员是一个标准。再回过头来选择走职称系列吧，他们的职称已不能和昔日同学、同事相提并论了。他们大多已经早都是高级职称了，而校长们很多还是中级甚至初级职称。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们业务能力差吗？还是他们的工作责任心差？都不是。相反，能从教师做到校长的，大多数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实干的业务骨干。之所以职称低，是因为在西部地区，每次职称晋升都是有指标限制的，僧多粥少，竞争非常激烈。有一些事业心比较强的校长，就主动把指标让给了教师。教育行政部门也鼓励、倡导，有时甚至劝导校长，以一线教师为主，顾全大局，来化解矛盾，校长们一般都会接受。因为工资也不是太吃亏。于是，便有了现在的结果。
上述问题在工资改革之初，很多地方的校长都纷纷联名，采取各种形式向上反映过，但是，最终都无果而终，不了了之。据说这次工资改革动得比较大，后面还会有政策，他们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硬憋着一肚子怨气等着吧！不过，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谦让的代价！
时间到了2007年，各地又一次进行工资改革，这次改革实行工资和津贴两部分合成制。工资和津贴基本相当。就普通公务员而言，工资一般1000多，津贴最少的也是1000多。但是，国家公务员先改了，教师则没有。据说教师工资缓后就改，教师们只好等着。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到2008年教师节，眼看就要迈入2009年门槛了。国家公务员的津贴从2007年7月算起，已经领了一年多了，教师的津贴在哪里？政策规定是怎样的？不光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地方行政长官也不知道！
不要说和东南沿海年薪10万相比了，就西部地区而言，一般中小学教师的月工资就是800元到1000元多一点（个别即将退休的中学高级教师2000元刚露头），和普通公务员相比，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收入。而2008年又正好是国家千方百计控制物价上涨的一年。你说，西部的教师能安心教书育人吗？他们能不苦闷、彷徨、疑惑吗？
国家不是都有《义务教育法》了吗？不是《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工资不低于或略高于公务员工资”吗？这才赶上公务员工资不到十年时间，能够抬起头来做人不到十年，怎么我们又比公务员差那么大一截呢？
当然，很多教师都相信，政府不可能不给教师发津贴，只是不了解政府的计划和步骤，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发多少，才苦闷、彷徨、疑惑罢了！不过，今后如果每一次工资改革都这样，把教师作为另类，老是缓后再改的话，教育还叫战略重点吗？搞不好，要不了几年，再过教师节，又要过成“发工资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