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史以来首先就是道德的教育。早在2000多年以前，著名教育家孔子就已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好比果树，道德是树根，才华是树的花朵和果实，如果没有根的滋润，它是不可能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果实的。如果没有道德之根的滋润，任何人的才华都不可能得到发挥和施展。人才的核心是人而不是才，一个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完整的人格，他才能获得事业的成功。反之，一个没有德性的人拥有的知识越多，他为人类所做下的缺德事也越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德、智、体、美、劳，在学校教育的诸内容中，德育历来都是居于首位，而且它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八九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学校德育工作更加重视，几乎一两年就出台一份文件，反复强调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应该说我们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少，甚至远远超过任何国家。
然而，让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是：我们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期望和实际取得的效果差距太大，劳动和收获不成正比，付出和收效严重不对等，我们的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这让许多教育工作者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青少年思想道德问题举隅
劳动和收获不成正比，付出和收效严重不对等，使学校德育工作陷入尴尬境地的问题可以列举很多，我把它归纳概括为五大类：
（一）心理障碍日益增多
2003年4月16日，某大学正在读研究生的男生刘某从四层楼上跳下当场死亡。他在遗书中说，硕士毕业论文做得不理想，学习压力太大，所以自杀。
刘某是某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记者：近两年来，刘某一直和其他专业的同学住在六楼，他在宿舍和同学的关系不是很融洽，前天，他刚换到四楼本专业的宿舍。刘某平时和大家联络很少，性格上也有些孤僻。前一阵，刘某的硕士论文题被导师指出了几点不足后，回来就闷闷不乐。半个多月前，他回到内蒙古的老家待了几天，本以为他是调整好心态才回来的，没想到他仍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2003年7月5日中午12点半左右，北京大学医学部一名大二女生跳楼身亡。
据了解，死者是中午12点半左右从9层楼上跳下的。据老师反映，这名学生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刚刚还主持过学校的一次活动。平时觉得她性格挺开朗的，有什么想不开非要跳楼呢？老师们都非常惋惜。问到轻生的原因，他们说坠楼者前段时间有抑郁症，但具体原因说不清。
2003年9月1日，是新学期即将开学的日子，17岁的萍萍（化名）却因还未凑齐2000元学费，在爸爸走进房间的刹那，纵身跃下了六楼阳台。无独有偶，就在两天后，刚刚考上重点中学的圆圆（化名）也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交不起学费，选择了投河自尽。他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真的没钱吗？”
2003年12月5日晚9点10分，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专业大二的小王以跳楼的方式告别了阳光灿烂的青春。
2002年5月，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双城镇发生了一连串的学生集体自杀事件。
还有，还有许许多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悲剧。
如果说，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上不起学而选择自杀，还多少能换来一丝同情的话，那么，有一个高一学生因为他养的金丝雀死了而不堪忍受打击选择自杀，有一个女生因头发剪得太短而服毒自杀，则实在让人为之吃惊。吃惊于他们的心理是如此脆弱，承受挫折的心理素质如此之差，吃惊于他们对自己生命是如此漠视，吃惊于他们对家庭、对社会是如此不负责任。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20%左右的中学生，30%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障碍。
北京师范大学的纪宏教授曾在1378名大学生中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偶尔有自杀想法的学生占25%，经常有此想法的占7%。
有关专家就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76.44%的学生认识到健康还应该包括“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内容，但对具体的“心理健康”有85.56%的学生不明白具体内容，都知之甚少。
（二）犯罪率居高不下
2001年的一天，小学辍学闲逛的李小雨在回家的路上，一个男孩拦住了她，当她战战兢兢地明白那男孩要抢劫她时，便乖乖地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交了过去。事后李小雨想，抢东西这么容易，何不也仿效一下？于是她买了一把小刀，成功地从一名小学生的身上抢走了一些钱。从此，她一发不可收拾，从2001年3月开始，在学生回家的路上，凭着一把小刀，共抢劫某中学男生150多人，小到几毛钱，大到百十元。
当最后一次作案被抓之后，李小雨却还满不在乎，以为自己只是做错了事，还多次问警察什么时候才可以放她回家。而在被抢劫的150多个大男生中，竟没有一个敢反抗，甚至连最起码的逃跑、报警都不会。这起案件的荒唐与尴尬，确实值得全社会思考。
2005年夏天，西部某县发生了一起出租汽车司机被杀案。案发的第二天，县城一个小卖部里来了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其中一个从兜里掏出几张还沾着血迹的百元钱要买烟。小卖部的主人是个老头，顺口说道：“钱是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血迹？该不会是抢的吧？”两个男孩撒腿就跑，老人随即拨打110报案，于是，出租司机被杀案很快告破。凶手就是买烟的两个男孩。
原来这两个男孩都是初中刚辍学的孩子。这一天俩人凑到一起想抽烟兜里都没钱，恰好看见自己同村跑出租的张某的车就停在不远处，俩人一合计，一个抢劫的罪恶阴谋便产生了。于是便上前谎称要租车去某乡镇，张某当然不知是计，便让他们上车。车行到无人的荒郊野外时，他们提出停车小便，张某说自己正好也要小便，于是就一同下车。当张某正背对公路小便的时候，两把事先已准备好的刀子便从后面一起捅向张某，张某随即倒在血泊之中。
2006年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在西部某农村中学的操场上，两个从本校初中辍学不久的男孩一起打篮球时发生口角，其中一个迅速跑出校门，从西瓜摊上抓起一把刀，返回操场上将另一个当场捅死。
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5级一名男生，怀揣利器闯入政法学院201教室，将正在给学生上课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春明捅成重伤，最终身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血案竟发生在中国最高的法律学府。
2008年10月4日19时40分，山西朔州市第二高中年仅23岁的高一（16）班班主任郝旭东，在教室巡视学生自习时，被该班年仅16岁的女生李明连捅四刀身亡。据说这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才华横溢，曾考中两所学校的研究生，创作发表了20余部小说和剧本，血案发生前他和这位女生没有过任何矛盾。据这位女生在她留下的“死亡笔记”中自称：“我就是个坏学生，还坏到家了，我恨老师，更恨学校、国家、社会，我要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据她要好的同学讲，事发当晚，她还说过哪个老师来就要捅死哪个的话。这已经不是单单地对哪一个具体的老师、对学校的变态仇视，而是一种对社会的仇视。不幸，让年轻的郝旭东赶上了。
这样的案例可以随便举出很多。一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专家指出，14岁至16岁是非常危险的“犯罪年龄”，一定要警惕他们的“暴力崇拜”。一项调查显示，当问及一些小学生遇到被同学打时作何反应，有45%的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打他”。因为从幼儿园起，家长就向他们灌输不能吃亏，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观念。据1996年、1997年对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与教育的调查表明，80%以上的城市中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攻击性行为。有关专家认为，学校和家庭在孩子走上歧途方面影响是巨大的。人的社会心理背景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缺乏关爱、缺乏管教是这些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原因。
有关专家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第一，涉财型犯罪比例大。抢劫罪、盗窃罪两项共占70%以上。第二，团伙犯罪突出。一般占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70%，高的达80%以上。一些犯罪团伙三五结帮，连续作案，集盗窃、抢夺、抢劫为一体，手段凶残，不计后果，危害严重。第三，低龄化趋势明显。第四，闲散未成年人犯罪严重。据一些省、市高级法院统计，近几年审判的未成年犯罪，失、辍学又未就业的占60%以上。第五，作案手段成人化、智能化。部分未成年人作案手段隐蔽，有意破坏现场，具有明显的反侦察意识。尤其是低龄化现象不容忽视，以至于专家把14―16岁这个年龄段称为“犯罪年龄”。
（三）审美观出现畸形
美好的心灵、良好的行为习惯、高雅的道德情操是健全人格的基本素质。这些基本素质的形成，要从小开始，靠漫长的时间熏陶。然而，当今青少年的审美观却越来越扭曲，走向畸形。
先说语言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形式，如果说人类最初产生语言是为了交流的话，那么到了现代，人类又赋予了语言更丰富的内容。人们通过语言传递感情、表达爱情，激励和帮助弱者，抚慰别人的伤痛。语言是人类最动听的音乐。然而，就是这上帝赋予我们人类最美好的音乐，如今在我们青少年口中却演变成为一种让人感觉刺耳的声音。在校园里，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是“去死吧你！”、“小心我把你灭了”、“你妈的×”，“×你妈”等等脏话。
人类的生存、发展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尽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的评判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然而人类所追求的本质的美却不会改变，而且还会在社会变革中，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中，凝结出更为璀璨的文明之花。美应该是一种能够召唤人类积极向上，让人类感到愉悦的东西。美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美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丰满。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审美观，现代西方的审美观以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的审美观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对中国新一代的审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学生盲目地模仿西方，崇拜西方文化，自以为很前卫，很时髦，实际上却丢掉了我们民族传统中最美好的东西。
本来，做错了事要说“对不起”；见了师长要说“你好”；分别时要说“再见”；接受了别人馈赠要说“谢谢”等等。这些美的语言不分时空、国度和民族，永远是人类共同需要的美。而时下在我们的校园里，说脏话和异化语言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一些学生张口就说“你去死吧。”“再怎么怎么地，我就把你灭了。”“找死呀你！”之类的脏话。仿佛人的生命就像一根鸿毛，可以随手抛弃一样，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轻而易举地置于死地。甚至一些学生之间在嬉戏中也常用脏话。骂者理直气壮，而受者竟也心安理得，全然不会感觉这是对自己和父母长辈的亵渎，全然没有生气的样子。相反，这些他们统统称之为“酷”，而传统所谓美的语言，却被看做“老土”而被遗忘了。
再说仪表美。时下我们的学生穿衣打扮似乎已进入了一个误区。长发飘飘作为女孩子柔美的象征已经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是男生“长发飘飘”；曾经作为中国人标志的黑头发、黑眼睛变成了黄头发、红头发甚至绿头发、黑眼睛了，这叫“帅呆了”、“酷毙了”。原本朴素大方的衣着被乞丐服、露脐服代替了，好好的衣服用刀子割上几个窟窿、在身上刺上文身，被称为“有个性”。
小小年纪，叼上烟卷被认为是成熟；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被称之为不拘小节；在马路上“横行霸道”，往地上乱扔果皮、纸屑，乱摘花，大把大把地花父母的血汗钱，随便倒掉饭菜，早恋、性行为，拉帮结派被称为“新新一族”。更多的是学生的心灵因缺乏滋润而干枯了，失去了孩子应有的纯真和真善美，取而代之的是自私、偏激和脆弱，孩子过多考虑的是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心理感受，而缺乏对父母长辈的尊重、沟通和理解。
（四）爱的缺失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将军站在一座山头上，旁边是一排大炮。他问身边的士兵：“世界上最有威力的东西是什么？”士兵毫不犹豫地说：“是大炮”。因为它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山头炸为平地，把山下所有的敌人全部炸死。将军摇了摇头。士兵又说：“是您，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立刻会把山头夷为平地，让山下的敌人灰飞烟灭。”将军又摇了摇头。士兵糊涂了，向将军问个究竟。将军说：“是爱，如果我有爱心，眼前这几千人的生命就会安然无恙了，反之，如果我失去了爱心，顷刻间他们的生命就会化为乌有。这就是爱，爱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的确，爱能使人类不断地繁衍生息，爱能化解战争，爱能产生发明创造，爱能起死回生，爱能使冰山融化、大地回春。
说到爱，中国的父母是世界上最辛苦的父母，也是赋予孩子爱最多的父母。然而，让中国的父母们感到最困惑、最尴尬、最伤心、最难以理解的是，如今的孩子只知道被爱，不知道爱人；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
《中国人口报》曾经登载过一位母亲写的文章，题目是《爱不妨藏起来一半》。文章写道：我曾经与我目不识丁的母亲一样，把供养女儿读书当作自己的本分，我是山沟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金凤凰”，我幻想着一毕业母亲就有好日子过了，谁知出校门三个月，母亲就走了。
转眼我也有了女儿，想想自己童年简陋的教育条件，一种补偿心理产生了。我便一厢情愿地以自己美好的心愿为女儿设计着锦绣前程。我几乎倾尽了心血并牺牲了所有的空闲时间赶场似的带着女儿去学钢琴、学绘画、学舞蹈，我花了上万元买来的钢琴让她恨之入骨，绘画、舞蹈对她成了一种酷刑。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失落感越深。
一天，我患感冒在家，已经13岁的女儿明明知道，放学后她居然劈头盖脸地问：“为什么还不做饭？懒猪！”
那一刻，我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我这个母亲做得太失败了。
不久，单位优化组合，我下岗了，别人不想要一个整天家务缠身的合作者，作为一个社会人，我同样失败了。在我身上，我看到了比贫穷、考大学、事业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没有培养女儿对生活的责任感，让孩子在我的爱中迷失了爱。
还有一个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故事：青海省乐都县农民陈帮顺，靠卖自己的血供儿子陈小良上大学。而陈小良在学校里却对同学和老师宣称，自己的父亲是个大老板，家里很有钱，每天不是泡网吧，就是请同学下饭馆。当手里的钱挥霍完了，他就写信给家里，想出各种理由向父亲要钱。而他的父亲，老实巴交的农民陈帮顺，一接到儿子要钱的信，马上就要赶几十里路到县里去卖血为儿子换钱，风雨无阻。
一次，陈小良写信给父亲，谎称自己因为在学校熄灯以后加班复习功课，浪费了学校的电，违反了学校规定，学校要求某月某日以前必须交上罚款3000元，否则，学校就要开除他。父亲接到儿子的信一看，学校规定的最后期限就在明天。于是，他便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到县城去卖血。到了县城已是深夜，医院已经下班，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抽血。这时候，善良的陈帮顺还担心儿子会着急，赶快找到公用电话，给儿子宿舍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让儿子别着急，给学校讲清楚，明天一大早就把钱打过去。
终于有一天，陈小良因为多门功课不及格被学校开除了，父亲陈帮顺被请到了学校。当老师问他是不是大老板时，陈帮顺挽起了两只衣袖，将自己布满针眼的两条胳膊展示给老师和同学们看。原来不到四年时间里，为供儿子上学，陈帮顺总共卖了六汽油桶的血，价值6.35万元。
真相大白了，儿子陈小良却不辞而别了。为了找到儿子，善良的父亲找到中央电视台，希望媒体能帮他找到儿子。面对媒体，陈帮顺给儿子说了一段话：“回来吧，儿子！不管上不上大学，你永远是爸爸的好儿子！”
然而，当记者辗转找到陈小良，急切地将他父亲的这句情真意切的话告诉他时，陈小良的回答却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天底下哪有父亲将儿子的丑事满世界公布的？”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不要以为这些只是个案，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的法制栏目和《心理访谈》栏目，每天都可以看到随时随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母女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到底怎么了？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做父母的用千万倍的爱，培养出的却是一个个自私、冷酷，缺乏德性、缺乏爱心的孩子呢？
（五）不会独立生活
学会生活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素质。据统计，在我们的社会群体中，总有20%的高智能或高技能的人和80%的普通劳动者，在我们的群体中至少要有80%的人需要整天和油、盐、酱、醋、茶打交道，他们需要学会洗衣、做饭、照顾老人和孩子等等一些家庭琐碎小事。然而，当今青少年独立生活的能力却着实让家长们操心到了极点。
据报载，1988年7月，四川省仪陇县人大常委会宿舍楼里，北京大学计算机系一年级学生彭晖从五楼阳台上纵身跳下，当场死亡。据了解，彭晖原来是一位相当聪明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绩优秀的孩子，在生活上却是一个低能儿。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读书成才，从不让他做饭、洗衣、刷碗，甚至铺床叠被的活也从不让他干，以致十七八岁了连洗衣叠被的基本活都不会。1987年，他以全县第一、全省第三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大，然而却因不会独立生活而不得不停学回家。第二年7月北大寄来复学通知书后，他因惧怕独立生活而跳楼自杀。
不会生活的例子，笔者亲眼见过的还有更极端的。2006年，笔者所在市教研部门组织优秀教师送教下乡。作为基层教研工作者，我负责接待他们的饮食起居。有一位年轻老师，课讲得很好，一天中午饭，主食要的是我们西北人常吃的面条，面端上来了，别人都开始吃了，他却坐着不动。我问他要什么，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放调料。我问他在家怎么吃，他说都是他媳妇调好后端给他的。真让人啼笑皆非！但这的确是事实。
另据报载，近年有许多大学生考入大学后，因生活不能自理而不得不由其父母随他们到学校租房陪读。甚至在近年出现了“陪读”大军。有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陪读的，也有从农村到城市陪读的，还有从大城市到小县城陪读的；有父母一方独自陪读的，也有双双陪读的，甚至还有父母分别为两个孩子陪读的；有为大学生陪读的，也有为中小学生陪读的。
据调查，陪读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孩子离开家庭不会生活，生活自理能力差，不能适应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有的初中甚至高中学生在家里从来都没有叠过被子，没有洗过衣服……或者说家长担心孩子离开自己不会生活，以至于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工作，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做孩子的陪读，甚至大部分陪读的家庭并不太富有，但为了孩子的学习不得不这样做。许多父母陷入了两难境地：不陪读孩子没法正常学习和生活，陪读又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生活不是为了读书，但读书是为了生活。一个人可以不成为国家主席，不成为科学家，不成为艺术家，但是他不能不会生活。日本有一句教育口号：“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而我们当今的很多青少年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形容并不过分。
一方面是我们孩子的生活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在未来社会里，每一对夫妇要赡养4―8位老人并负责一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如果没有很强的生活能力，如何能应对那么多的家庭琐事？有人对现代社会离婚率高的原因做过一个分析，认为现代许多年轻人不会生活是导致离婚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是有道理的。试想，结婚就意味着生活，生活就要刷锅、洗碗、买菜、做饭、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就意味着负担家庭责任，不愿意或者说负担不起责任只能解除婚姻，取消义务和责任，道理很简单。
总之，不管我们给予了德育工作何等重要的地位，不管我们对德育工作寄予多么高的希望，也不管我们在德育工作中付出了多少，人们还是发现，当代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似乎正在偏离既有的道德轨道而离父辈们的期望越来越远。
二、青少年思想道德方面遇到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在物质生活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舒适。然而，在物质繁荣的光环下，人们却普遍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失落和道德上的无助。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陶醉于由经济变革和物质丰饶所带来的生活享受之中，从中得到了轻松娱乐与充分的宣泄，对智慧于真理的追求已被各种实用的技术所取代，对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与人格精神的塑造已不再被人们热情追寻；另一方面，物质上的成就并未能直接给处于社会变革中的人们带来明显精神上的丰富和道德上的提升，反而置不少人的精神于风雨飘摇之中。过度的物欲诱惑导致人们精神价值消解甚至丧失，进而导致行为上的失控。现实社会中经济与文化的深刻变化，使整个社会面对着不少新的道德问题，特别是社会既有的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与规范遭到严峻的挑战。青少年对千百年来人类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对人生价值、人生目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怀疑。由于社会的道德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悄然改变，人对自身的命运越来越难以把握。这些因素都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的选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学生道德素质带来的挑战
1.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被不同程度地疏远
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正被看做是超越了当前时代发展的空中楼阁。许多学生正在以身边现实的参照系进行独立思考，一旦发现老师和家长所讲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现实并不相符，便会有一种被蒙蔽的感觉，便怀疑传统、排斥传统。近几年各地时而发生的中学生恶性刑事案件或多或少与这种情形有关。
2.现实的思想道德观念趋向务实
市场经济社会承认个人的合理利益，提倡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中学生在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开始更多地采用实际利益标准而不是传统的道德标准。他们注重个人利益的维护，注重个人能力的锻炼，不断强化效益观念和经济意识，关心家庭、关心朋友、关心环境和国家的现实经济运行情况，而把诸如理想、信念、未来等放在了较轻的地位。这表明当代学生的思想道德逐渐形成了务实的特点。对长期争论的“义”和“利”的问题，他们持有自己的态度，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和人生道路。在一些学生看来，既不能见利忘义，也不愿求义舍利。对于包括道德操行在内的各种生活领域，他们在“利”的基础上实现“义”，认为能够义利兼顾才是理想结果。
3.竞争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思想道德中占重要地位
现实社会强调前瞻式的进去意识。在现实社会的影响下，青少年学生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机会与人格上是平等的，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以能力取胜的竞争关系。他们既有平等合作的道德要求，又有平等竞争的道德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法制、契约的外在约束下，当代青少年张扬的个性和开放、诚信的行为习惯正在形成，公平和效率也正在成为他们价值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青少年思想道德认识上的困惑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一些非主流的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带来了社会经济和生活层面的种种混乱。面对这些问题，主体意识逐渐增强的青少年在疏远传统、主张务实思想道德观念的背景下由于生活阅历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很容易从表面现象出发，得出偏颇的结论，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当他们看到有时候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反而得逞时，心中对法律的权威性和公平正义的时代价值就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方面如果家庭、学校忽视或放松了对中学生的引导，那么他们思想道德上的困惑就会形成心理上的“真空地带”，他们的思想道德就会偏离积极向上的主流方向。
（二）多元文化的交汇给学生道德素质带来的挑战
1.思想道德的兼收并蓄和思想道德的是非混淆
多元文化的社会生活给各个社会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每一种文化教育都是人类文明的历史积淀，都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光彩照人的魅力。置身其中，价值选择和价值比较的机会便大大增多，而且很容易失去一个明显的文化权威和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当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各种以“新派”自居的言论、行为向未成年的学生走近的时候，他们会怀着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单纯的动机，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来者不拒。不少中学生缺乏明确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导致他们在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上十分矛盾。文明与落后、高尚与平凡、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等完全相反的思想道德水准可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学生头脑中。在某个文化环境下，他们会表现出某种思想觉悟和道德言行；换了新环境，他们又可能表现出另外一种文化观念下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言行。
2.对本土思想道德观念的妄自菲薄和对外来思想道德观念的盲目欣赏
近百年来，文化多元和文化冲突的现实情况都是中国本土文化处于被动地位和弱势状态，相反，由于本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参照和模仿西方文化已经深深地积淀到人们的心理结构中。面对多元的文化和社会变迁，当前，青少年往往多用西方文化的长处来衡量中国本土文化的缺憾，常把社会中不合乎自身价值判断标准的现象、甚至中西文化的所有差异，都习惯性地抨击为“民族的劣根性”。个别情况下，有些中学生在思想道德的多元文化选择中，轻视民族文化传统，表现出崇洋媚外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
3.思想道德认识的全面性和思想道德修养的片面性
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因此，他们的思想道德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全面观察和理解之上的。他们的认知领域，他们对外界思想现象的敏感程度，以及接触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同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道德认识和思想道德行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活跃的思想道德认知水平和薄弱的思想道德修养之间形成的差距，首先表现为典型的双重价值标准。他们一方面对人的自私自利表示不满和愤慨，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又过分注重自我。其次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脱节，在理论上认同的道德规范，常常不能变为实实在在的道德行为。第三，有些中学生在道德评价方面多采用双重标准：只考虑自己，不乐于助人；只讲求权利，不愿尽义务；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却不能以礼待人；对社会要求高，对自己要求低。
4.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状态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随时变化的外界文化给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观念提供了许多视角，他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不再是平静的湖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某种思想道德状态，但那只能说明在那一个特定的时刻，该思想道德状态在他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并非他们思想道德状态的全部内容。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可以概括为“在变化中思考，在变化中选择，在变化中寻求，甚至在思考、选择、寻求中变化”。
（三）科学技术给学生道德素质带来的挑战
1.网络时代是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经受了检验
在大中城市，多媒体电子文化培养起来的青少年正逐步壮大，正在向县城和农村发展，被称为“新新人类”或“网上一代”。虚拟化的电子空间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受到检验。在他们的电子世界里，真实的自我被隐藏起来了，彼此不用暴露身份就达到了面对面交流和交互式相处的效果。当这些“网上一代”在信息网上活动的时候，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思想顾虑不复存在。这样，他们就要完全依赖个人的道德自觉和责任心来进行自我约束。面对网络时代，中学生们对新事物接受得越来越多，而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信念则接受得越来越少。美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游戏软件在网络空间的全方位开放，就是对青少年学生的抗腐蚀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有力挑战。
2.生态和环境伦理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开拓了新的内容
当前，人们普遍认识到技术问题只是环境问题的表面征候，环境问题是价值取向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伦理道德的一个新兴科学环境伦理（或称生态伦理）。当前中小学生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修养和环境意识，甚至超过了我们许多成年人和专门的社会组织。如前几年在各大媒体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几名初中学生给朱总理写信，反映他们对当前社会上的人们肆意践踏环境、无视环境伦理的困惑和迷茫。生态伦理作为当前的社会思潮，从它在中国传播之初就被中小学生接受，并很自然地认为是“对的”。很快地投入到了对环境的关注当中，甚至开始向那些最初告诉他们环保意识的成年人“叫板”。
3.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更高
在当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正遭受着侵蚀，中学生中容易出现沉迷于物质追求和贪图享乐的倾向。一部分学生已经露出了重智轻德、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和人生观迷茫的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对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更高了。
三、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
青少年思想道德方面出现的诸多问题，固然与新形势下他们面临的新挑战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青少年的德育工作，存在因循守旧、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2005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对此做了准确的概括：“现在的德育工作还很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党政部门和学校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对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方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工作制度还需要健全；德育内容和方法存在着一些脱离实际和呆板生硬、成人化等倾向，缺乏实效和吸引力；德育工作队伍的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会、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配合不够，对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还缺乏统一认识和有力措施。”
具体讲，我们的德育工作存在的具体问题可以概括为四类：
（一）德育的目标过于高远
德育的目标应该是分层次的，这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孔子毕其一生都在教他的学生“做人”，主要是教他们养成道德的人。孔子讲到道德的人有好几种，当中有圣人、贤人、善人、士人；但他常常提到的是“君子”，“君子”见于《论语》里有一百次以上之多。具体说来，孔子是期望他的学生成为道德的人当中的“君子”，而且是对所有学生的期望（“子谓子夏曰：汝伪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在“道德的人”的行列中，君子的道德学养可以说是处于中间的地位；学养在君子之上的显然是圣人，学养在君子之下的便是士人。孔子不曾以圣人自居，也没有鼓励他的学生去做那道德地位最高的圣人。至于怎样才算是那学养最低的士人，孔子倒有过提示。例如他说：为士要学道，却以贫穷为耻，就没什么好谈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了。
200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对当前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目标任务是这样阐述的：“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应该说这个目标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而且是分层次的目标。一方面是对全体学生的目标要求，要求他们成为一个好公民；另一方面是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的目标要求，希望他们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多数时间处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之中，大多数人已经养成了一种“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这个目标往往会被笼统化，不但不分层次，而且不分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也不分青年、少年，还是儿童，统统都是一个目标。更主要的，是我们往往会在无意中把这个目标拔高，提出一些很高远的，实际上是多数人都做不到的目标。
比如，我们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常常都是向学生讲一些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英雄和革命烈士。而在讲述这些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和英雄故事的时候，一般都着重于他们所做出的英雄事迹本身，往往忽略了英雄产生的时代背景，他们生活、成长的环境，以及他们各自特有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这样的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只能使学生对英雄人物产生敬仰、崇拜的感情，而很少能够激发学生心里固有的英雄情结，很少有学生能够把自己和英雄联系起来思考，想到自己会在特定的环境里也会成为英雄。因为他们所认识的英雄都是些没有缺点的、高大的人物，和自己的距离太大了，所以只能敬而远之。
比如，我们常常用见义勇为的故事来教育学生，希望他们从小就树立起对他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意识，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却很少教给他们在现代法制社会里，如何正确地见义勇为，如何正确地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样简单的见义勇为教育，即使成功了，也只能在少数人身上成功。而且即使成功，充其量也只能培养几个不知道珍惜自己生命，只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拔刀相向的梁山好汉。这种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价值取向，既非我们民族文化的主流，也为现代法制社会所不容。
比如，我们常常教育孩子要助人为乐，实际上是不合人性的过高要求，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会到快乐的。同样的目标，日本的提法是“不妨碍他人”。学生在做人做事时，下意识地就会想到会不会妨碍到他人，自然就会对自己有所约束。所以，同样的目标，我们的要求高，但学生并没有做到，而日本的要求低，学生却做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比如
什么是目标，就是目之能及的标志、记号，本意是指射击、攻击或寻求的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找得到的客观存在。目标一词引申到具体工作中，就是指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同样也应该具备这个特点：具体、可见、可知、可感，多数人经过努力都可以达得到。如果目标过高、过远，就变成了理想，甚至是空想、幻想。这就犹如摘桃子，如果想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吃到桃子，桃子就必须挂在多数孩子经过助跑、起跳，或者借助工具，能够得到的地方，否则，如果桃子挂的地方过高，多数孩子费尽气力也难够着，也就没有孩子愿意再费力气去摘了。
（二）德育的内容过于空泛
德，《汉语大字典》（1992年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解释是：道德、品行、节操。《辞海》（缩印本）（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的解释是：道德，品德。《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中国社科院编辑出版）的解释是：道德、品行、政治品质。
德育，《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辞海》的解释是：以一定的社会要求，进行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教育。
可见，德育的内容至少包括三个层次：思想教育层次、政治教育层次和道德教育层次。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对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内容是这样表述的：“中小学德育要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注意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劳动教育，道德教育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
应该说，这个表述是同时涵盖了三个层次内容的比较全面、准确的表述。问题是，这样的内容表述作为中央文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若要直接拿来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内容进行操作，则实在是太空泛了。而实际情况却正好如此，随便翻翻当今中小学有关德育工作的计划、制度、总结就会发现，中央文件上的内容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搬到了学校，没有多少结合学生德育实际的针对性，满纸空话。
“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劳动教育，道德教育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都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中本来就蕴含着丰富的内容。譬如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是由它所拥有的秀美山川、滚滚江河、富饶土地、丰富矿藏、众多民族、勤劳智慧的人民，以及不断发展的社会制度等等组成的。譬如集体是由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迥异的个人和组成集体的一系列规则构成的；民主和法制，更是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道德和心理品质包含的内容就更多。这些丰富的德育内容，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而且，不同的年龄阶段，德育的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而我们的德育工作却没有这样做，而是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到大学，都笼而统之地讲着一个概念。于是，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十几年、二十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到头来他们却连自己的生身父母也不爱，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抛弃了。我们一边对他们进行民主和法制教育，青少年犯罪率却有增无减。我们一边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他们却连最基本的家务活都不会干了，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
德育内容空泛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将德育的内容越来越窄化，是德育仅仅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德育工作中十分典型。
譬如，中学生犯罪率攀升，我们往往不做具体分析，而是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现在的中学生法制观念淡漠。试想，法制观念再怎么淡漠的中学生，难道不明白杀人要偿命的道理吗？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学生中动不动就动刀子、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与电影、电视、媒体大肆渲染警匪片所误导的审美观是分不开的，使他们错误地认为那些身着黑西服、带着墨镜、动不动就用大刀砍人的黑社会老大才是英雄，从而盲目地崇尚暴力所致。
譬如，有些中小学生上网成瘾，我们往往说他们贪玩成性，无可救药，却忽略了网络自身的丰富性、趣味性，以及对青少年强有力的吸引力。不把我们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网络特有的优越性作对比，以求改革我们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而是一味地责怪学生，拒绝网络，最终迫使他们一步步堕落下去。
譬如，有些中小学生早恋，甚至过早地发生性行为，我们就认为学生思想意识有问题。而完全忽略了学生青春期的生理、心理成长发展特点和需要，完全不知道去研究如何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心理发展需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恋爱观，而是一味地责怪学生，迫使其一步步走入歧途。
所以说，“五爱教育”也好，民主法制教育也好，劳动教育也好，还是集体主义教育也罢，都是德育的内容。但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具体内容还是要以教会少年儿童从小学会辨别是与非、真与假、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为主要内容；以从小养成健康、活泼、乐观、向上、富于个性的人格为主要内容。
（三）德育的途径过于窄化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都是教育整体中无法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被称为三位一体。然而，近年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越来越被弱化，学校成了独当一面的主要责任者。家庭、社会，几乎把所有教育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学校身上。尤其在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的途径越来越被窄化到了学校一家。
首先是家庭教育的缺失。
《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的品行完全是后天获得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终身老师，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塑造孩子德性的最好榜样。父母对孩子言谈举止的态度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坐标。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才有“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然而时间过了两千年，我们部分做父母的反而在功利和浮躁中丢弃了育人的初衷，偏离了育人的轨道，以至于德性在孩子身上成了一个漂亮的花瓶，经不住轻轻的一击，就摔打成痛苦的碎片，划伤了自己，伤害了别人，玷污了情感，玷污了心灵。上述所举青海省乐都县农民陈帮顺的例子，虽然触目惊心，却还不是最极端的例子。事实上，近年来发生在我们身边，以及媒体报道的青少年杀父弑母的事也时有发生。
应该肯定地说，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因为孩子是他们的骨肉，是他们爱情的结晶，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有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前途。然而有一些父母，尤其是农村的父母，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很多人对孩子教育的理解仅仅就是文化知识的教育，而对孩子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健康人格的培养却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对孩子身上的缺点不能正确引导，反而对孩子一些正当的思想行为横加干涉，以至于给孩子造成心灵和肉体上的伤害而不自觉。
其次是社会教育的异化。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经济的极大繁荣和物质的极大丰富，而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教育。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的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享受至上、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观念，对传统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我们致力建设起来的社会文化系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暴力、色情、吸毒、艾滋病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充斥着我们的文化阵地。看看我们的社会教育都有些什么？学生嘴里唱的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的流行歌曲，眼睛看的是言情片，行动上模仿的是警匪片里的黑社会老大……
待到我们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我们采取的唯一措施便是向中小学生播放“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但是，由于这些影片的题材和所反映的生活距离当今学生的生活实际比较远，加之当时拍摄的艺术性、趣味性和拍摄技术都比较稚嫩，学生们大都不喜欢、不愿意看。所以，“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播放的直接效果就是给各级电影公司创造了一笔收入。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开始之后，中央要求各级公共文化教育场所，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革命历史纪念馆、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等等，都要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作为对中小学生进行社会教育的场所。不少大、中城市也的确做到了。但是，在一些西部农村地区，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地方。近年来，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很少为孩子们创作，像《外婆的澎湖湾》那样清纯的校园歌曲孩子们找不到了，像《西游记》、《三毛流浪记》那样的好电影孩子们也看不到了。
德育内容的窄化还不仅仅是这些，学校内部的德育工作也是如此。所谓学校德育工作“思想政治课为主渠道，各科教学渗透为辅助，党、政、工、团、会、队齐抓共管”只是德育工作汇报里的话。实际情况到学校一看便知晓，农村很多中学根本就没有学生会，共青团和少先队每学年除过接受新团员和新队员，几乎没有什么活动，至于党、政，除过抓教学质量不遗余力，更是没别的教育活动。农村中学，特别是高中，不开音乐课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学校，学生上三年学也没开过一次运动会并不罕见。
教书育人本来就是各科教师共同的职责，现如今语、数、外、理、化、生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不是什么新闻。2008年，中央电视台不就报道过一个案例吗，某一所中学的一位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两名学生在下面打架，这位老师不但不闻不问，竟然还在头头是道地讲自己的课，直到一名学生被打得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不动了，同班同学将其送往医院，这位老师还在讲自己的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学科渗透德育工作！
即使是思想政治课老师，也是教学生知识的多，教学生做人的少。特别是高中教师，讲起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概念、理论和答题技巧来，很多人可谓滔滔不绝，条例清晰，推理严密，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高考成绩。很少有人想到政治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职能，那就是要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这就是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
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学校德育工作曾经有过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一加一等于零。意思是说：学校教育加上社会教育，效果等于零。现在看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加起来效果有可能是负一。
（四）德育的方法过于枯燥
关于德育的方法，我一口气写了四个词：陈旧、生硬、单调、枯燥。想从中选择一个更为准确的来用，但我很快发现不论用哪一个词来描述似乎都不过分。因为迄今为止，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我们向孩子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方法，仍然是借助文字和语言，以口头说教为主，以填鸭式灌输为主。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也是我们几千年教育史传承下来的最基本、最正统的教育方法。这种德育方法，对当代的中小学生，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往往被他们戏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婆式的教育”。
或许有人会质疑：几千年教育史传承下来的、对祖祖辈辈都有效的教育方法，到了我们的下一代这里，为什么就失效了呢？原因很简单。
第一，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全社会自上而下基本奉行一种思想、一种价值观，青少年几乎没有选择、判断的余地。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则不然，各种思想意识蜂拥而至，各种价值观念铺天盖地，青少年必然会有各种判断和取舍。
第二，在一个封闭和科技不太发达的时代，尤其是在农村，媒体不发达，资讯很少，信息不畅，周围人群普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在孩子们眼中，家长自然最权威，老师是全社会最有学问的人。所以，家长和老师的话在孩子们眼里，那就是“圣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报纸、杂志等各种平面媒体可谓铺天盖地，广播、电影、电视、网络迅速普及，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孩子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全国、全球的顶级专家对话。于是，他们很容易发现原来家长不是最权威，老师也不是最有学问，甚至，他们还是浅薄无知、谬误百出的，所以，很容易对他们的话产生怀疑。
第三，人类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电影、电视、网络制作技术的日益精湛，其在文化娱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和高科技含量，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是无可替代的。在它们面前，传统的“马列主义老太婆式”的空口说教，又怎能不显得陈旧、生硬、单调、枯燥，甚至乏味呢？也难怪孩子们不喜欢！
其实，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另外四种类型更为严重：
一是疏忽教育型。作为家长，平时对孩子的成长不管不问，白天忙于工作、生活、生计，晚上忙于娱乐、应酬，让孩子信马由缰地自生自长。在家里和学校表现出的一些小毛病不管不问，等到有一天孩子犯了大错误，才大发雷霆。作为老师，只教书不育人，一心只想着提高考试成绩，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人品意识一无所知。有朝一日学生思想道德方面出现问题了，一是责怪家庭，二是责怪社会，却从不检讨自己有没有尽到育人的责任。
二是简单粗暴型。作为家长，从不观察、过问孩子的言行举止，只要孩子吃饱、穿暖、有钱花就可以了。尤其是孩子上学后，就觉得教育是老师的事了，我的任务就是挣钱供他们上学。只是到了考试后才问一下孩子的成绩，一旦成绩不好，要么用刻薄的语言去挖苦孩子，要么抡起巴掌就打，口中振振有词：我天天这么辛辛苦苦地挣钱，为了谁？作为老师，对孩子的不良行为，不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对症下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辨是非，尽育人之责，而是动辄就讽刺、挖苦、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甚至有极个别老师还辱骂、殴打学生，这方面的案例近年来媒体也报道过不少。
三是急功近利型。作为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孩子身上，反过来又让孩子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书本学习上。为了孩子，他们可以鞠躬尽瘁，用心良苦。结果事与愿违，孩子不但不领情，反而对父母极其反感，甚至敌视父母，把父母当作仇人，造成父子关系十分紧张。父母也一肚子苦水，我们这样辛辛苦苦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将来幸福？子女也是满肚子委屈，难道我们只有考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才有前途和希望？作为老师，一心只想着如何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不惜牺牲自己的节假日，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搞题海战术，自以为很无私，其实却违背了学生生理、心理成长的规律，也违背了教育规律，学生未必领情，效果也未必就好。
四是贪大求全型。一些父母，自己的能力和心理十分脆弱，却试图把孩子培养成全才，复合型人才、全面素质型人才，让孩子去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为此他们把全部精力用在孩子的爱好上，不管孩子是否爱好，不管孩子是否愿意，节假日不让孩子休息，今天让孩子学钢琴，明天让孩子学舞蹈，后天让孩子学绘画，把自己忙得不亦乐乎，把孩子忙得焦头烂额，结果大部分孩子是在为家长学习，是在满足父母的愿望，自己却没有动力，没有激情。把时间浪费在不喜欢的东西上，自己喜欢的东西却没有时间去学，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造成这种结果的另外一个原因来自学校。一些老师对素质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刻，以为全面发展就是让每一个学生每一门功课都要学得很好，每一项能力都要足够强，用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用一种统一的教育方式来对待个性差异极大的一群学生，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