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七贤生平的介绍，就到此为止了。让我们仔细地回顾一下历史，魏晋时代乃是中国文化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就如鲁迅先生所谓的文章变得“华丽好看”（“意境”也出来了），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实现了一种从伦理型文化向审美文化的转型。而魏晋时代所特出的人物也影响至巨，一直强烈地扣击着我们当代人的心灵，尤以“魏晋风骨”最是代表了我们中国文人的独特的个性追求及精神旨趣。著名学者余秋雨在其《遥远的绝响》一文中就曾言道：“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受魏晋时代独特的精神氛围影响，至南朝刘宋时成书的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才奇迹般地成为中国文学、文化的一座丰碑——清人刘熙载有云：“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艺概·文概》）
可以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正是开一代魏晋风气之先的引领潮流之士，他们的思想、行止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由此他们才被推上整个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尖——而也正因为嵇康的被杀，才使得他的精神品格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后人对于他的倾慕甚至大大地超过了阮籍，沈约在《七贤论》中是这样认为的，杜甫也在诗中说“我师嵇叔夜”，鲁迅先生也特别钟情于他，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也说：“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仔细追究嵇康被杀的深层原由，固然是由于司马氏的专制、血腥和残暴造成的（这是封建政治历来的特性），可是嵇康不肯屈就、傲然独立的个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人生悲剧。虽然嵇康也本有强烈的社会进取之心，他曾经还写作过一部《春秋左氏传音》（今已失传），其中应该就隐含了他“对政治的热情和对现实的关注”。然而嵇康的性格又注定了他的不能做事，不能搞好社会关系，因为他坚持立场、难以通融，他的眼中竟看不得哪怕一丝污秽和虚伪（就像他对山涛说的：“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不能及。”）。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清洁之士，人称其为“性烈而识寡”。其实也不是他看不透这个社会的本质，只是他情愿以一死来拒绝苟且，拒绝妥协，正如同屈原所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也就是嵇康最贴切的精神写照。
嵇康的性格是一种最为典型的文人性格，死在曹操刀下的孔融以及后来的谢灵运也是大类如此，其他人文品没有嵇康这样高，也因此在他被杀之后纷纷向司马氏妥协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嵇康自己不愿意妥协，可是他却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妥协，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要如何如何谨慎，这也和阮籍教子同出一辙；以后他的儿子还成为晋朝的大忠臣，西晋“八王之乱”中嵇绍为了搭救落难中的皇帝的性命竟然以身殉职。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嵇康的死在社会意义上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它的历史意义、文化精神意义则更为重大：“嵇康坚定地怀抱他的理想，然而，这种纯粹的、超然的理想必将在当时恶劣的境遇中遭到无情的毁灭，意谓它不属于那个世界。理想不过是无形的精神，而现实则是触摸得到、迫使人就范的坚硬的框架。从这一关系来说，理想趋于破灭，几乎成为定局；嵇康遭遇灾难，全然不可避免。然而，虚幻的精神最终将以自己在现实中的痛苦、直至毁灭而重新获得现实性。嵇康以他对理想的坚定执著，终于将人生境界推向新的高度，树立起更为崇高的人格形象。当后人热情颂扬他的卓越人格时，这种新的人格理想完成了自身的现实性，在新的社会现实中，再次获得感召力”（童强：《嵇康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