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一夕谈”有一篇谈及教授不买书的文章，写得很好，实获我心。我教了一辈子书，有买书癖。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确实不怎么买书了；有时孙女买回大批好书，我反向她借着看，自己却再也提不起买书的兴致来。
那篇文章谈到教授不买书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书价太昂贵，买不起；二是好书太少，买了无用。除这两点之外，在我本人，还有另外好几个不买书的原因：一是年纪大了，时间精力不允许我经常逛书店；二是家里地方太不宽绰，眼下的书已呈“顶天立地”之势，如仍继续不停地买，势必别无容身之所，只好“打住”。即使这样，在家里想找一本书，往往要费好几个小时。盖所藏之书无论在柜中或架上，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无法手到擒来。倘再“锦上添花”，无异作茧自缚。只能“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索性“君子远庖厨”，尽量不去踏书店的门槛了。
从另一角度看，即从出版社方面来说，我以为替买书人的考虑往往也欠周到。现在书价已十分昂贵，偏偏大部头的书愈出愈多，不论什么性质、什么类型的书都以“丛书”、“全集”的面目与读者相见，就算买得起也未必摆得下，而且还不见得全部都派上用场，当然只有以不买为最佳选择。还有，有些专业用书印数往往少得可怜，读者想买而求之不得；有时见到书目，原书却早已售缺。相反，库房里积压了不少“滞销”的书，直等到清仓处理时，读者才有机会从中拣出他盼了很久而得不到的必需的读物。然而这样的机遇像我这年老体衰的买主是千载难逢的，因为我既缺乏信息来源，又没有东奔西跑的腿脚，“守株待兔”，书是不会长了腿找上门来的。于是干脆不去问津了。
那篇文章的结尾还提出了一个善良的愿望：希望教授们写文章批评那些坏书。老实讲，1997年是本人的“运交华盖”之年。我因写了一篇批坏书的书评便招来原书作者一顿痛斥，又因批评了一个演员的演艺更引出其家属对我大兴问罪之师。看来写坏书的人不仅脸皮厚而且脾气大；艺事平庸的演员在其家属看来却具超凡入圣的水平，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可见写文章评坏书也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