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东风”版载李厚基同志《效颦学步与点铁成金》一文，谈到写诗不宜剽窃抄袭，道理很对。但对王安石的批评似乎不大公允。现摘引李文如下：
即像王安石那样一位在创词立意上颇下一番工夫的诗人，也不免有些笑话……《古今谭概》说：“梁王籍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鸟不鸣山更幽。’山谷笑曰：‘此点金成铁手也。’孰不知以动中见静意，益见其静。”王安石知其一不知其二，缺少真切的生活体验，只是凭着想当然，因此闹了笑话……
隔了两天，在12月2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载有夏静岩同志《改诗》一文，也提到王安石这句诗。夏文先引顾嗣立《寒厅诗话》：“……而王半山改王文海‘鸟鸣山更幽’句为‘一鸟不鸣山更幽’，真是死句矣。”然后下断语说：“王安石改王文海鸟鸣之句为鸟不鸣，当然改得更坏了。”从宋朝的黄庭坚、清朝的顾嗣立直到今人，都说王安石改王籍诗很失败，好像罪谳已定，无可动摇。其实，黄、顾诸人的话未必可信。王安石晚年久居钟山，对当时当地的山光鸟情十分熟悉自不待言，说他“缺少真切的生活体验”，只是凭着“想当然”而“闹了笑话”，似乎说不过去；相反，我们久居城市的人，对山居生活的经验却未必真正丰富。不从具体作品出发，就对诗人横加非难，实未足以服人之心。下面试就个人的体会谈一下这首诗。先看此诗全文：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钟山即事》）
开头两句记景，都是作者眼中所见。我初读此诗，颇疑这与下二句不相衔接。后来才体会到作者在静坐以前还有信步闲游的一个短暂历程，头两句正是作者在漫步时所见。这从“坐终日”即可推测得出。于此可见作者剪裁概括的功力。值得研究的是第三句。所谓“茅檐相对坐终日”，是“对”着什么呢？“茅檐”应该是所坐之处。人绝对不会对着茅檐兀坐，更不会把眼光死盯着自己的住屋，那岂不成了“正墙面”而“坐”了么？从第四句看来，我们可以肯定作者是面对着山而“坐终日”，所对者正是眼前的钟山。人面山而坐而称为“相对”，此盖暗用李白的《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意思说不仅人面山而坐，山也在与人“相对”，这正是从李白诗中的“相看”化出来的。试想，一个人“终日”对山而坐，对于山的情态变化自然十分清楚。当山中有鸟鸣时，固然显得幽静；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而在一整天之中，有时却会发生“一鸟不鸣”的情形。在这“一鸟不鸣”的短暂时间里，作者立即感到比有鸟鸣时还要幽静，山的静穆可爱处才更多地为诗人所领会。于是诗人恍然地、憬然地写道：“一鸟不鸣山更幽。”这必须是诗人面对着山静静地观察了一整天之后才能体会得到的境界。只有写出这样的境界，这首诗才不是无的放矢。它比王籍所写的境界更透过一层，是在领略到王籍诗境中动中有静、愈见其静的佳处之后又有了更深的体会，并非单纯地为“翻案”而“翻案”。不就诗歌本身去探讨改作的原因，反指摘诗人不该把这句诗“改坏了”，显然是有些片面的。
此外，还要附谈两点。一、王安石对王籍诗曾“翻”过两次“案”，除此诗外，还有一首《老树》。诗云：
去年北风吹瓦裂，墙头老树冻欲折。苍叶蔽屋忽扶疏，野禽从此相与居。禽鸣无时不可数，雌雄各自应律吕。我床拨书当午眠，能惊我眠聒我语。古诗“鸟鸣山更幽”，我念不若鸣声收。但忧此物一朝去，狂风还来欺老树。
这里是说鸟鸣声吵得人睡不着午觉，所以希望它们暂时把“鸣声收”起来。同时却为了爱惜老树，又盼众鸟能够不走也好。诗境与《钟山即事》是不同的，对于“一鸟不鸣”的评价也不一样。可见这并非对王籍的诗随便加以否定。何况王安石午睡时不喜鸟鸣也并非绝对的，如《午枕》云：“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又《日西》云：“日西阶影转梧桐，帘卷青山簟半空。金鸭火销沉水冷，悠悠残梦鸟声中。”都是对鸟声表示欣赏的。二、王安石对“鸟鸣山更幽”的境界也并非没有体会。随手举两诗为例：
昏黑投林晚更惊，背人相唤百般鸣。柴门长闭春风暖，事外还能见鸟情。（《金陵即事》）
晴明山鸟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开。雨后绿阴空绕舍，总将春色付莓苔。（《雨晴》）
合上引《老树》及诸诗观之，王安石倒是“既知其一”、“又知其二”的呢！
二
此文于1962年初在《光明日报》“东风”版发表后，有一位先生写文章不指名地反驳我，认为王安石“不懂‘动中见静，愈见其静’的境界，所以把人家的原句给改坏了”，并且责难我是“想为王安石辩护”。为了说清道理，还是照引这位先生的原文：
前些日子有一位同志想为王安石辩护，说“一鸟不鸣山更幽”句，缘自前一句“茅檐相对坐终日”而来，因坐对茅檐（小如按：我原文之意是说“坐对钟山”），终日听鸟，偶然无声，更觉山幽，此其一；引王诗“我床拨书当午眠，能惊我眠聒我语”句，说被吵得睡不成午觉了，故希鸟儿暂时收鸣，此其二；引王诗“背人相唤百般鸣”、“晴明山鸟百般催”、“窥人鸟唤悠扬梦”、“悠悠残梦鸟声中”诸句，说王固喜鸟鸣者，此其三。然而，听鸟终日，顿时死寂，虽青山亦减生气，人独不寂寞乎？何以反会欣赏到“山更幽”，殊不可解。此其第一说不能成立。王籍的“鸟鸣山更幽”，当非万鸟归林、聒耳欲聋时的烦躁（小如按：原文误作“燥”）感，此何异于被吵得睡不成午觉？也不同于“百般鸣”、“百般催”、“唤梦”、“惊梦”等等的意境。此其第二、第三说同样不能成立。唯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安石不懂“动中见静，愈见其静”的境界，所以把人家的原句给改坏了。
所谓“第一说”之“不能成立”，是由于这位先生认为王安石说“山更幽”“殊不可解”。我以为，不能因为自己主观上不欣赏或不体会这种“终日听鸟，偶然无声，更觉山幽”的境界，便用了“死寂”、“减生气”、“寂寞”等主观感受来责怪别人“何以反会欣赏到‘山更幽’”。盖一首诗写得好不好，我们对它喜爱不喜爱，与这首诗究竟怎样理解，其间虽有关系却并非一回事。每个人由于爱好不同，欣赏角度不同进而评骘古人作品写得好与不好，这当然可以有差别，而且允许存在差别，至于某一首诗应该怎样解释，尽管也会存在分歧看法，而最终却应该只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我当初写这篇小文的目的有三：一、旨在说明不宜盲从古人“积非成是”的论点；二、阐明个人对“一鸟不鸣山更幽”这句诗的体会和理解，但这完全不等于我在替古人辩护，而是尽量体察古人的用心；三、提出评论事物要比较全面地看问题这一要求。我感到，原来对王安石此诗进行非难的几位同志，看似不迷信古人，其实倒是承袭了古人诗话中陈陈相因的论点，至少是缺乏一定的独立思考。而我对此诗的理解是否正确，那完全有争鸣的余地；不过我是把这首诗与王安石其他有关鸟鸣的诗放在一起，并且把“一鸟不鸣山更幽”这句诗放在整首诗中，来加以理解和体会的，而不是孤零零地把一句诗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如果有人批评我把道理讲错了，并提出更确切可信的解释，那我将心悦诚服地接受。如果仅由于不喜爱“一鸟不鸣”的意境，从而竟得出结论说“山”也并不“更幽”，还责难别人对此诗的理解“不能成立”，那就未免强人以就我，有点“以力服人”的味道了。至于上引文字中所说二、三两点，就更有强词夺理之处。我的文章明明指出《钟山即事》和《老树》诗境不同，而这位先生偏要把它们搅在一起。王籍诗固非写“万鸟归林，聒耳欲聋”（鸟声本不至于“聒耳欲聋”），但应与“蝉噪林逾静”句合看，始能互文见义；王安石在特定条件下希望群鸟收鸣，本属常情，又何以见得他不懂“动中见静，愈见其静”而把诗“改坏了”呢？这不啻说王安石本不懂诗，而吴小如竟把王诗讲出了一点道理来，适足以见其愈加不懂诗而已。这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至于我在文中引王安石的其他作品，原不过供读者印证参考，使大家对王安石理解得更全面些，并非用来解释“一鸟不鸣山更幽”这句诗的涵义。因此这位先生的反驳，就有点无的放矢了。姑不具论。
三
南宋人方勺《泊宅编》卷上云：
元中，东坡帅杭。予自江西来应举，引试有日矣，忽同保进士讼予户贯不明。赖公照怜，得就试。因预荐送，遂获游公门。公尝云：“王介甫初行新法，异论者哓哓不已。尝有诗云：‘山鸟不应知地禁，一逢春暖即啾喧。’古诗有‘鸟鸣山更幽’，更作‘一鸟不鸣山更幽’，诚有旨哉！”
这是苏轼亲对方勺发表的意见，是把这句诗当做政治诗来理解的，同一般人把此诗解释为抒情诗不一样。但这原可备一说，两者并不矛盾。苏与王政治上虽然对立，私交却不算浅，所以对王安石的诗有较多的了解，而且并不因这样解释对自己不利就不予承认。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云：
“一鸟不鸣山更幽”，自不如“鸟鸣山更幽”。王介甫好争长短，如此类之小者亦然。
如果苏轼的话有几分道理，那么王安石的这种“好争长短”，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了。封建文人对王安石每多偏见，如翁方纲的这种论调自无足怪。反不如身列元党籍的苏轼，看问题倒比较客观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