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第71至第77篇原题“宋诗臆札”，序云：“往时读宋诗每写札记，已分别收入《读诗散札》、《诠诗小札》；旧日读王安石诗，所写小文还专门编为一组。今皆收在这本《笔记》中。这一组《宋诗臆札》所以别行，乃事出有因。1987年，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经专家倡议开始搜辑编纂《全宋诗》，并嘱我为研究生讲了八周《宋诗》专题课。不久香港出版界派专人来北大组稿，要我写一至两本有关两宋诗词的专书，我冒失地答应了。终因老妻多病，当时教学任务又重，工作虽开了个头，成书却已无望。只好向出版社致歉，原拟写书协议作罢。但从90年代以来，我还是写了三篇论文和一组札记。论文中《宋诗导论》和《西昆体平议》已经发表，另一篇《北宋诗风的三次变化》是1995年我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所作讲演的文稿，现存港大，尚未正式发表。余下的短篇札记因属近年研究宋诗的点滴成果，便逐条编在这里，同旧时所写者分开。遗憾的是，这类文字今后恐亦未必能继续写下去了。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马齿徒增，坐以待毙。人生真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悲剧！1998年9月莎斋写记。”
研究宋诗，特别是北宋前期的诗，元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载有一篇《送罗寿可诗序》是不可不读的。不仅阐述详赡，而且脉络清楚。唯此集流传不广，顾嗣立《寒厅诗话》虽引其文而未注出处，字句又多讹误，故近人每多忽略。近时北大古文献研究所硕士生许红霞君撰《宋初九僧丛考》，对方回此序略加考订，文始可读。今据《四库全书》本《桐江续集》及许君所订文字，摘引其大端如下：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关于“白体”，指学白居易一派的诗人。方回举李、徐铉、徐锴和王禹等人为代表。其中以王禹成就较大，近40年国内讲文学史者，几乎都推许王禹为宋初的杰出诗人。所谓“昆体”，即西昆体，今有《西昆酬唱集》传世，代表作家为杨亿、刘筠。方回在文中还举了宋庠、宋祁、张咏、钱惟演、丁谓诸人。这一派作家专学李商隐，其实他们所学的只是李商隐各体诗中的一体，并不能全部继承李商隐的衣钵。杨、刘之外，《酬唱集》中收钱惟演诗颇多，算得代表作家之一。张咏今有集传世，其诗多反映现实，并不专学西昆。而宋庠、宋祁（尤其是宋祁）较杨、刘诸人时代已晚，且兼有学六朝及杜甫之作，亦不限于西昆体。而近40年来讲文学史者，却把西昆体当成北宋诗坛的反派，与欧阳修以下所谓诗文革新派相对立，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这一意见，我已在拙文《西昆体平议》（载1990年《文学评论》第五期）中有所阐释，这里不详论。
至于“晚唐体”，方回文中是这样说的：
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即寇准）、鲁三交（许云：“交”当作“江”，鲁交有《三江集》）、林和靖（即林逋）、魏仲先父子（即魏野、魏闲父子）、潘逍遥（即潘阆）、赵清献之父（许云：“父”当作“祖”，指赵祖湘，湘有《南阳集》），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
方回这里所说的“晚唐体”，是有一定范围的，那就是指贾岛（也包括孟郊）、姚合以及周贺等人。这从文章一开头便可得到证明，因为南宋的“四灵”即翁卷、赵师秀、徐照、徐玑诸人，便是专门学姚、贾的。
从方回文中口气看，宋初诗坛的“晚唐诗派”影响很大，至少比西昆体要大得多。另外，李、徐铉也是宋初名臣宿儒，那么仿效元白一体的诗家影响也不会太小，至少亦不会小于西昆体。可惜，这些历史事实，我们这40年来讲中国文学史的人却不大注意。
基于上述这些历史事实，即北宋初年诗坛概貌，我乃有了眼下这篇拙文所提出的问题，即：苏轼所说的“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指的是什么？
苏轼不仅是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当然脍炙人口，就连他评论前人的片言只语也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他所谓的“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无疑是对元稹、白居易、孟郊、贾岛的贬词。但他说这话的实质究何所指，我以为很值得深入研究。
这两句话见于苏轼的《祭柳子玉文》，现节引此文开头一段：
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甚敏而文，声发自幼。纵横武库，炳蔚文囿；独以诗鸣，天锡雄。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
柳子玉名瑾，与王安石同榜中进士。在王安石和苏轼诗集中，我们能看到这两位诗坛巨匠与柳唱和酬赠之诗确不在少数。可见柳不仅能诗，而且在诗歌的创作道路上是与王安石、苏轼志同道合的。遗憾的是，柳瑾的诗竟连一整首也未留下。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在北宋诗坛上，柳是跟王、苏站在同一旗帜之下的。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引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中有关的话来作为旁证：
欧阳公出焉，一变而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即苏轼）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即王安石）备众体，精绝句……
由此可见，以欧阳修为首的一批诗人在北宋文坛开展的所谓“诗文革新运动”，并不像一般文学史教材上所描述的，只是以“西昆体”为“靶子”，而是对北宋初年所流行的萎靡诗风（包括模仿元白体、九僧体即晚唐体在内）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算。略晚于欧者，即为王安石和苏轼。他们继承了欧的带有创新成分的诗歌宗旨，继续反对元白体和九僧体，“晚唐于是退舍”。而柳子玉，恰好是王、苏的同道，他所赞同和反对的原与王、苏一样。所以苏轼称柳子玉“独以诗鸣”。而柳的对立面乃是元白体和晚唐体，可见苏轼所谓的“元轻白俗”，主要指的是北宋仿效元白体的作家，而不专指元稹、白居易本人；而所谓“郊寒岛瘦”，则明显指的是九僧诗派及其追随者。所以苏轼说，当柳“嘹然一吟”之际，则那些学元白体和学晚唐体的作家们写出的诗篇就显得“卑陋”了。如果苏轼的话径指唐代的元、白、郊、岛，那么柳子玉的作品一问世，怎么会连唐朝人的“众作”都“卑陋”了呢？这从逻辑上似乎是讲不通的。何况，苏轼的诗受白居易和孟郊的影响远不止一端，这从《东坡诗集》中是可以找出不少明证的，他对这些作家又怎么能“一棍子打死”呢！鄙见如斯，姑写出就正于世之治唐宋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