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使中国长期以来浓厚的封建意识的封闭性思潮，以最为“革命”的形式，作了最为充分的表演。70年代后期的青年诗人经历了曲折的生活道路。“文化大革命”使其纯真的信仰破灭，并寻求新的价值观。在迷惘、痛苦过程中，他们在思考、探寻人生道路和独立个性的艺术追求。他们抛弃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思维方式，表现了革新与叛逆的性质，形成一股“新诗潮”，出现了以舒婷、北岛、顾城、江河、杨炼等为代表的崛起的诗群。
一
作为新诗潮的“朦胧诗”的产生有其纵深的历史背景。它成长于“文革”时期，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河北安新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诗人有黄翔、食指、芒克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和“白洋淀诗人”相似风格的诗歌开始在报刊上出现。1978年，民间社团“今天文学研究会”成立，同年地下刊物《今天》创刊，创办人是芒克、北岛等，是这一诗派最初的集结。1980年《福建文学》和《诗刊》等相继发表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至此，朦胧诗浮出水面，形成了一股创作的新诗潮。
但是，新诗潮在发展开始时，就遭到批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大诗人艾青说：“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对朦胧诗作了毫无保留的批评。另一位著名老诗人臧克家更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程代熙则认为“朦胧诗”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而是“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气味的美学思想”，是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足迹等等。
从1980年开始，“朦胧诗”发展进入了公开诗坛。以其“新奇”、“古怪”的诗作成为新诗史上的新的“崛起”，产生了影响与争论。在遭到批判、否定的同时也得到肯定和赞扬。谢冕于1980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于1981年《诗刊》第三期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1983年在《当代文艺思潮》第一期发表《崛起的诗群》。这“三个崛起”新美学原则，是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挑战权威和传统，概括了“朦胧诗”的三个美学原则，即“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尽管某些权威为了维护自己传统的神圣性，利用自己把持的阵地对新思潮进行超出学术范围的政治性批判，朦胧诗在1983—1984年间有过短暂的消歇，而随着探索者自觉意识的加强，1984年底，新诗潮的弄潮儿在艺术的自省和调整之后，将新的美学思想指导的诗歌运动推向高潮。
由于朦胧诗派的青年诗人都是经历过“文革”，具有动乱时期造成的痛苦、迷惘、思考与追求交织而成的复杂思绪，这就使他们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上都带有明显反叛性质，无论是对个人的生活道路，还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都紧密相连，我们当然应该郑重看待其人文意蕴的价值。
首先，从其对“文革”悲剧的反思和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他们审视历史，回归人性，以人性的毁灭，理性的沦丧，控诉极“左”路线所带来的灾难，表达了对民族悲剧的深刻理解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价值的尊重。江河在《纪念碑》中说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一边/是历史，是昨天的教训/另一边/是今天，是魄力和未来。”杨炼在《永乐大钟》中发出个人，也是民族的呼声：“你活着，永远有热烈的渴望/即使黑夜，也和暴风雨阵阵共鸣/甚至缄默，也更充实、更沉重。”显然，朦胧诗从思想上是对“五四”人文精神的继承。其次，对自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的否定，鲜明表现了人的意识的觉醒。他们走出传统人格模式，经历痛苦蜕变与自我反思，完成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主体情感的宣泄。如舒婷在《神女峰》中，即对正统道德规范的突破和对个体人格自由的捍卫：“沿着江岸/金光菊与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这是冲破人性藩篱，找回人格自由的宣言。顾城的《昨天，像黑色的蛇》，把“昨天”比喻成一条冰冷的黑蛇，这发自内心的厌恶，以及防止其复活，表明了一种在灾难和沉沦中觉醒的信念。第三，对传统艺术规范的反叛，重建新的价值观与信念。改变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十七年”诗歌模式，重建一代人理想主义色彩的信念，舒婷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显示了诗人对生活、对人生、对民族、对祖国、对理想的严峻思考和由此得出的坚定信念；顾城的诗，如《生命幻想曲》、《给我的尊师安徒生》等，刻意地远离了社会，建立另一个充满爱意幻想和美好梦境的世界，表现诗人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追求。这里改观了建国初期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
从艺术的审美特征上看，朦胧诗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突破现实主义审美模式，不太重视客观世界的再现，而偏重主观心灵的表现。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物象转到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舒婷的《路遇》：“凤凰树突然倾斜/自行车的铃声悬浮在空间/地球飞速地倒转/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夜//凤凰树重又轻轻摇曵/铃声把碎碎的花香抛在悸动的长街/黑暗弥合来又渗开去/记忆的天光和你的目光重叠。”都不是客观的描写，而是一种主观感觉，用通感手法构成的复合意象，听觉、嗅觉、视觉、心理感觉在这里交织转换；浓缩了十年，跨越了两个时空，融合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黑暗弥合来，又渗开去”，是用心灵的视觉去看客观现实，比感官视觉更能透视事物的本质。
第二，突破单线条的叙事和有条理的情节，以及直抒胸臆的传统方式，而以主体情感和情绪流动的内在变化来结构作品，情感呈散点辐射状态；主题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单调的平面状态，这样朦胧诗的结构便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外在的形式完全取决于内在情绪的节奏、特征与状态。如顾城的《弧线》：
鸟儿在疾风中
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
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
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
而耸起的背脊
诗中共有四个画面，用“弧线”这一共同特征串成一个整体。诗两句一节的形式，通过具象画面表现事物抽象的线条美，引导人们产生遐想。自然界弧线的和谐美和人为弧线不和谐的对比，形象的意义显然可以多种答案，见仁见智。而诗歌通过意象和形象的辐射，呈现出意义的多重性。
第三，采用近似早期象征意义的艺术方法，多用隐喻和暗示、象征和通感等，常常捕捉瞬间的印象，寻找跳动的闪念和幻觉，运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形象和意旨的明确性。他们注重诗的主体情绪而常常忽略细节，诗中常有与主旨无关的形象。出于表达的需要，情绪的跳跃，时空的转换，意识手法的运用，都给诗歌带来了陌生的奇异色彩。如北岛的《迷途》：
沿着鸽子的哨音
我寻找着你
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
小路上
一颗迷途的蓝灰色的湖泊
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
我找到了你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鸽子的哨音”、“森林”、“蒲公英”、“湖泊”、“倒影”、“深不可测的眼睛”等优美的象征意象，被诗人按照心理空间组合，构成一个纵向跳跃的象征结构——诗人内心世界。鸽哨应是美好、和平、幸福的象征。“你”则既是确指又不确指，从而使诗产生了多重意义。“你”指的是寻求的对象，是美好的东西，这是确定的；而这美好的东西具体是什么，却又是不确指的。是友谊？是爱情？是人？是物？是事业？这整体象征、暗示，增加了诗人情绪的宽度，最后那个眼睛是“深不可测”的，又预示着新的探索的开始，也带诗意的朦胧隐晦。
总之，朦胧诗在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的艺术探索的创新精神两个方面，实现了当代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对接。在围绕着朦胧诗所展开的争论，其方式与氛围都与“五四”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通过论争，朦胧诗由原来的自发分散的探索性的艺术创作，演变成一场自觉的诗歌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完成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化，并不断对诗歌发展走向产生了影响，如“后朦胧”与“第三代”等。甚而不仅在诗歌领域，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及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个人化的写作风尚，都可以在新诗潮中找到端倪。
二
新时期中国诗坛上，朦胧诗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新诗潮。它以其人性呼唤、自我确认、历史反思、意象建构、艺术表现，冲击了传统的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引起了诗坛震动，给当代诗歌送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范式，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风貌。朦胧诗强化现代意识，凸现创作主体精神，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以其艺术成就与贡献，奠定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朦胧诗群体，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历程，和大致相似的思想倾向和审美意识，但作为个体，却也显示了不同的精神面和艺术追求。
（一）朦胧诗的旗帜——北岛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川，1949年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1970年开始诗歌创作。1972年开始写小说。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任主编。1986年被《星星》杂志评为“我最喜欢的中青年诗人”之一，《北岛诗选》获中国作协全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另有《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等诗集出版。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其诗作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他的现代主义倾向，也是朦胧诗人中最能引起争议的人物。
北岛诗歌创作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文革”时期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发现了那个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写于1976年清明前后的《回答》就反映了一代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已逝的一个历史时代彻底告别的“宣言书”：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诗人以悖论式警句斥责是非颠倒荒谬时代，面对黑暗与荒谬，以挑战者的身份发出“回答”：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在挑战和摧毁现存世界的声音背后，诗人希望“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这是一个真诚而可信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物的世界。诗人以意象化手法把直说明言变为象征暗示，赋予这首主旨鲜明的政治抒情诗朦胧的色彩，扩大了诗的艺术容量。
《古寺》发表于1981年《上海文学》第5期。诗歌表达出严峻的历史批判意识。古寺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意识的一个缩影。古寺所在的环境是封闭的，连小路也绕开了这里，有的只是荒草和残缺的石碑。寺庙残破，结成蛛网，柱子裂缝，钟声消失，一切有生命的、活跃的、有记忆的东西都没有了，连“龙和怪鸟也飞走了”，只有漠然的荒草，一年一度地生长着，“不在乎它们屈从的主人/是僧侣的布鞋，还是风”。“荒草”大概是暗示那些随遇而安的苟活者吧，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独立的人格，漠然地屈从于僧侣和风。诗人从人的意识觉醒上，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对个性的寻找，通过古寺整体意象概括出了封建主义的某些社会特征，蕴含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诗中死寂的氛围太沉重了，诗人也盼望打破它，“也许，会随着一道生者的目光/乌龟复活起来/驮着一个沉重的秘密/爬出槛”。最后这几句诗，给了古寺一点生机。石龟复活，意象是怪诞的，怪诞中包含了合理因素。僵死的、陈旧的封建意识应该否定，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文化成果还是要继承，这要有条件，那就是“大火”和“生者的目光”。“大火”大概是指革命性的社会变动，而“生者的目光”则指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和改革家。是不是如此，使诗的内涵具有朦胧意蕴。
这首诗采用了意象叠加的手法。开端的“钟声”、“蛛网”、“年轮”，意象叠印构成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古老、发展缓慢，令人想起超稳状态的封建社会。中段的“龙”、“怪鸟”、“铃铛”，是古寺里面的东西，它们从有到无的变化，象征历史空间的转移。而最后尽管“乌龟”会“驮着沉重的秘密”“在泥土中复活”，可是诗人对“石碑”、“文字”所象征的传统文化，企望它们在“一场大火”中再生，犹如凤凰涅槃。多重意象叠加，所象征的封建性因素具象化了，使诗有了鲜明的艺术力量。
《走向冬天》最突出的是表达一种由怀疑而否定的精神，对虚幻的欺诈、欺骗的诱惑，缺乏人性的苟且生活的坚决拒绝。与《古寺》不同的，《走向冬天》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悲壮的战士形象：神圣的“诺言”在灿烂“阳光”下横行的年代里，“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不欠什么”，“不祝福，也不祈祷”，“绝不回去”。这里所要表明的是抗争到底的精神境界。这种思想历程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人文思想有所关联的，鲁迅所进行的“绝望的抗争”，延续到穆旦的“以绝望为希望”，所面对某些社会残酷的现实压制广大民众，向他们推行“愚民式”的思想教育，使群众如“看客”一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并对这种生活充满感激。但是先觉的、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总会像“盗火者”一样，扛起抗争的大旗，尽管希望渺茫，也要把抗争的火种不断延续，以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走向冬天》鲜明地张扬“冬天”注定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但只有“走向冬天”才能更深刻地体察到残酷和虚妄的种种表现和特性，才能更深刻地体察悲剧本身的价值。从“我们”“卖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粮/把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在正午的监视下/像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地踩着自己的影子/或者躲进帷幕后面/口吃地背诵死者的话/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等，就是个体在那个扭曲年代的行为特征及精神取向的体现：“果实”酿不成酒，但“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它自有它的价值，这也不会随时代本身的罪恶而改变；但是决不会苟同于时代的虚妄价值。从诗中所看到的个体“非正常化”的抗争，甚至是带有自虐性质的行动，是极为残忍的悲壮的方式来打破虚妄的意识形态所统治的世界的表面平静，以唤起更多的麻木者苏醒，鼓舞更多反抗的声音和行动，来向这个充满欺骗和“罪恶”的世界作斗争。
《走向冬天》虽然表现了诗人无比强烈的怀疑、否定精神，但理想主义仍然不时流露。在诗的结尾，以“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塑像”。这表明诗人在面对现实苦难的抗争与承担，又把理想和希望寄托于未来。
《走向冬天》在艺术上也有特色：首先是大量使用了否定性句式（主要为“不”字句式），突出强调不屈服于现实而要抗争到底的精神立场；其次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北岛在诗中以“太阳”、“月亮”、“星星”、“果实”等代表着理想和希望；而“冬天”这严酷的季节则明显负载了现实的内涵；而像“乌云”、“乌鸦”看似邪恶的意象在表现时又呈现复杂的内涵。第三是多重意象的设置，强烈的指控，清醒的抗争，矛盾游移的心理，使诗歌“朦胧”性突出。
（二）浪漫主义抒情诗人——舒婷
舒婷，原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1952年出生于厦门市鼓浪屿。父亲在银行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母亲被逼改嫁，但郁郁成疾，不到40岁便死去。舒婷被寄养在别人家，读到初中二年级的南国少女就遇上了“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黑五类”的舒婷在1969年17岁时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与“知青”一起流荡过一个又一个山村，目睹了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1972年回城，当过各种临时工，如泥水匠、染纱工、焊锡工等，灾难的时代和坎坷的人生，赋予舒婷体恤不幸的温婉的心，和做一个独立人的强烈自尊。她开始从事业余创作，由诗人蔡其矫的指导、介绍引入诗坛。1977年认识了北岛、江河、芒克等诗人，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派诗作。1979年，她发表于《今天》的《致橡树》被《诗刊》转载，舒婷也被推向全国。1980年《福建文学》以“关于新诗创作问题”的专栏，围绕舒婷的作品展开了长达一年讨论，她成了新诗潮重要代表人物。1982年出版的《双桅船》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的二等奖。另外还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1982）、《会唱歌的鸢尾花》（1986）等以及散文集《心烟》。
舒婷诗歌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理想的追求，显示了女性的坚强品格。由于舒婷和同代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她能准确传达时代青年人的苦闷和向往，懂得了“生命应当完全献出去，/留多少给自己，/就有多少忧愁”（《中秋夜》）。在《献给我的同代人》、《遗产》、《土地情诗》、《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致橡树》等大量诗作中，把诗作的视点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毫不忌讳地表现诗人自我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祖国、对人民的复杂、炽热的爱。第二，对人生、对社会的深邃思考，对生命自由人格的坚定追求。舒婷体验了社会的险恶、人生的痛苦，敢于直面苦难，对传统道德进行理性反思。在《船》中，写生命之船搁浅在海滩上，咫尺之外是大海却没有力量到达，荒凉的礁岸，油漆斑驳的船体，折断的风桅，诗人质问“难道真挚的爱/将随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生监禁在自由的门槛？”它真实反映险恶的历史环境下一代青年人真诚被愚弄，热情被利用，感情被玷污而受伤的心声。另一首《墙》，以墙的形象象征传统的压力和冰冷的人际关系，尖锐指出了大墙下的人们不可能不受传统的影响，有着反抗墙的愿望的很可能已经变成了墙的寄生物或装饰品，因而反抗墙，必须反对自己的妥协性、寄生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斗士。舒婷的爱情诗更突出表现了自由与独立的人格。第三，对人道主义、人性价值的呼唤与肯定，在个人青春的失落中，感应民族命运，在不甘沉沦的奋争中寄寓一代人的精神探求，着意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友爱、信赖、尊重与关怀的渴望，将人性理想化和诗化，并以此来对现实和历史反思。如《惠安女子》、《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一代人的呼声》等。
舒婷诗歌的艺术特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塑造了柔美、坚韧的抒情女主人公形象，刻画了一代女性青年心灵的律动。舒婷以诗作为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以诗自珍、自勉，塑造了一个由柔静苦闷到内心冲撞，由低吟徘徊到萌动觉醒，再到韧性追求的多情善感、真挚柔美的抒情女主人公形象。如《中秋夜》、《四月的黄昏》、《礁石与灯标》、《土地情诗》等，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表现自我，上升到对他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与映照。第二，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舒婷的理想与现实、主观感情与客观生活的不协调，由此而产生追求崇高与优美的忧伤色彩，使她成为典型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同时她又是一位用现代主义，尤其用象征主义手法写作的诗人，用感觉、意象、隐喻、暗示来表达情感，较少直率的表露。这表现在：一是感觉主义色彩，许多作品对事件和情景不作具体直观的叙述，而用感觉和联想来表现，如《还乡》从离乡到“还乡”是一个人生的圈，还能有“如十年前一样”的天真吗？大跨度的联想，使乡情与自我意识得以交织。《墙》：“夜晚，墙活动起来，/伸出柔软的伪足，/挤压我，勒索我，/要我适应各种各样的形状。”变形的“噩梦”，“挤压”文学新人以“适应”传统的梦。那是心理上的阴影，梦中有真理，诗人说“我明白了”。二是通过感觉的转化、结构的多变和跳跃，产生扑朔迷离的色彩和意义的多重性。如《雨别》只是个题目，诗中并没有写雨。可是“雨”的氛围却笼罩了全诗，那是无穷无尽的泪滴、无休无止的思绪、无边无际的忧伤……“雨”是诗眼，点出了全诗情绪变化的特征。构成意境丰富的内涵。三是舒婷创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象征符号系统，这不但对形成其柔美、刚毅的艺术风格，而且以“船”、“帆”、“树”、“花朵”、“黄昏”、“大海”、“星星”等意象，展示了朦胧含蓄优美的抒情形象。第三，舒婷大量地运用虚词和各种句式，构造一种曲折逆转、起伏断裂的效果，是女诗人的独特语式和结构。这在中国新诗史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另外舒婷还善于运用一系列极普通的句式，如祈使式句式、否定句式、对称句式、转折句式，尤其是排比句式，这语言的多样性运用增强了诗歌的表达及其内涵容量。
下面我们赏析舒婷两首诗。
《会唱歌的鸢尾花》——寻找爱情追求理想
有人说与“精神失落”相关的是“寻找”主题，这是朦胧诗的基本主题之一。顾城寻找“光明”，北岛寻找“蓝色的湖”，舒婷寻找的是“爱情”。这虽不全面，有些偏颇，但有一定的道理。这首诗明显带有自由色彩。全诗16节，前6节是写“我”魂牵梦绕寻找爱情的梦，是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中希望做个“宁静的”、“安详的”、“荒唐的”、“狂悖的”梦，和自己心爱的人“头挨着头”、“悄悄对视”，“即使有个帝王前来敲门/他也不必搭理”。一种女性自我意识的感受，从内心里萌生霓虹般、甜蜜的梦幻，对爱情未来的憧憬，是清新婉转的，交织着浪漫与激情。诗歌从第7节开始变调：“我”爱情的美梦被“唤醒”，“使我肉体和灵魂的眼睛一齐睁开”，回应时代的召唤，“背起十字架”——承担历史责任。“我”的情感，“宁可生生灭灭”，“不要在花瓶上摇曵”；“即使负着枪伤”，“不要留恋带栏杆的春色”，因为，“我的名字和我的信念/已同时进入跑道/代表民族的某个单项纪录/我没有权利休息/生命的冲刺/没有终点，只有速度”。这完全是那个陶醉在爱情之中的“笨姑娘”，“中国母亲啊/给你应声而来的儿女/重新命名”。尽管有矛盾，但祖国的儿女，毕竟要挺身而出，“在那旗帜下/理想使痛苦光辉”。
这首诗的抒情形象是以充满对立的感情冲突的形态出现，其前一部分意象，如圣诞树、风铃、斜塔、焰火、喷泉、神笛等，构成童话色彩的意境，正适合表达那浪漫的情怀。而后一部分的意象，如十字架、信念、重轭、花冠、航线、篇幅、中国母亲等，其庄严神圣的意义显得这组意象审美价值在选择上的变化。诗人在表达时使用了排比句、比喻句，尤其大量地运用虚词结构各种句式，构成一种曲折逆转、起伏断裂的效果。如“即使有个帝王前来敲门/你也不必搭理”，“即使负着枪伤/也要横越无遮拦的冬天”。关联词的运用增强了诗意的假想性、夸张性。先将某种可能倾向一个极致，挑起某种感情的波峰，而后笔锋一转，有意制造情绪断裂，在承接的逆进中，增强情感内在的张力。再如“让我做个宁静的梦吧”，“让我同我的诗行一起远播吧”，是祈使句式；“风啊，你可以把我带去/但我还有为自己的心/承认不当幸福者的权利”，是转折句式；“那条很短很短的街/我们已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是矛盾句式。诗中虚词和关联句式的大量使用，强化了复杂情感的意绪和余味。
《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
舒婷的朋友北岛曾在《一切》中写过这样的诗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这是对十年“文革”浩劫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怀疑和反抗，对时代和历史的深刻反思。当然，这也是那个动乱年代在一代青年心灵上投入的阴影。作为同一起跑线上的战友、诗友，舒婷理解朋友诗中所呈现的沉重、矛盾、悲凉的心境，她从更高的境界回答朋友对人生的困惑。而对友人的回答不是理性的说教，而是通过激情幻化成生动形象启示朋友：你所看到的“一切”并非生活的全部，而且生活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应该相信，“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鲜明地告诉朋友，要相信未来，要有信念和理想，勇于把“一切”承担在肩上。
舒婷一向以情取胜，风格柔婉、清丽，她不是一个偏于理智型的诗人，但《这也是一切》却富有哲理内涵，奔放、遒劲。女诗人沉静、柔弱的外表之中透露出乐观、昂扬、刚毅的气质。诗歌借用浪漫派表现手法，连续用15个排比句式构成无比雄浑的气势，强化感情，特点是选择了大树、风暴、种子、土壤、沙漠、翅膀等构筑系列意象来抒发情怀，表现诗人的理想追求，而一连串的否定句式构成了断层推进式结构，显示了诗人对生活、对人生、对理想的严峻思考和由此而得出的坚定信念。
（三）“童话诗人”——顾城
顾城，祖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10岁左右开始写诗，从现在可见到的写于12岁的《天外的光亮》、《烟囱》等，已可见少年顾城那奇异的想象。1969年随其父顾工（军旅诗人）下放山东省潍河岸边一个农场。顾城在那荒凉的河滩上过着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孤独难忘的岁月。1974年他带着几盒昆虫标本和两册自编的诗集回到北京，曾在街道工厂当过木工，还做过搬运工、借调编辑等。1979年他的组诗《无名的小花》在北京一家小报发表，随即引起诗坛的注意。1981年因《爱情诗十首》获“星星诗歌奖”。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国家，进行文化交流。1988年赴新西兰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后辞职稳居新西兰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获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在新西兰的希基岛杀妻后自杀。1995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由他的父亲顾工编辑的《顾城诗全编》。
顾城生长于“文革”动乱年代，美好的童年在流放荒滩，使他在大自然的环绕下成长。他曾回忆少年时代在乡村的生活感受：“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凭着他对自然界声音、气味色彩的敏感，他相信只有自然界能唤起他新鲜美妙的感觉，并给予他无穷尽的启示。他在时代的暴风雨过去之后，也格外希望寻回那失去的童年的自然美好生活。他说：“我爱美，酷爱一种纯净的美，新生的美……我生活，我写作，我寻找美并发现美，这就是我的目的。”他的诗出于对世俗生活的厌恶，较少关注社会历史，而更多地专注于内心，耽于幻想。由于其诗充满了大量自然意象和特有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加之他以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固执地去憧憬美，去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花园，所以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这种浪漫的情怀，使他的诗喜欢通过奇特的想象和比喻创造出人意料的意象并加以巧妙组合。这明显带有西方现代派的特点，因而使人感到朦胧、晦涩，其实不过主观色彩浓重，淡化了客观真实，或者说是通过主观来表现世界。如《眨眼》：“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地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只要一眨眼，时钟就变成深井，鲜花就变成一团血腥，一系列美好的形象都变成阴森可怖，它所折射出的是血腥的年代给人们留下的恐怖感。
顾城的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追怀与生命的咏唱，如《生命幻想曲》活画出一个孩童对生命奇异的理解与向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集中显现他的理想与追求；《游戏》写了一个孩童时代的“错误”，将少男少女的情感心里刻画得惟妙惟肖。第二类是以诗人特有方式反思时代，如《昨天，是黑色的蛇》，对极左时代的浩劫在人们心灵上留下恐怖的阴影作了形象深刻的描绘；组诗《永别了，墓地》是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一代人》则写年青一代的生命历程和心灵的觉醒。第三类是诗人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对生活的探索、思考。这是他运用跳跃的短句、迷离色彩的不确定意义的意象来表达直觉感受、瞬间印象，如《弧线》、《远和近》、《感觉》、《小巷》等。所展示的画面单纯，一目了然却令人费解，意象组合奇特，段落缺乏关联，语言扑朔迷离，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下面解读顾城诗二首。
《生命幻想曲》——一篇美丽、晶莹、新奇的童话
顾城动乱年代被抛向苦海，他在苦海中挣扎，同时也编唱着自己的梦幻曲。当他从苦海中爬上海滩，就“在靠近水波的沙地上”，“用手指一字不改地”写下了少年时代最好的习作。此时，在河湾里游泳的父亲已经来到他的身后，对儿子说：“我们放的猪已不知去向。”
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充满苦闷的少年幻想家和追求者。他把幻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用柳枝编成船篷，晨雾是船帆，让风吹着开航了，但是“没有目的”。黑夜降临，他驶进银河的港湾，天亮了，却不知到哪里去，“宇宙是这样的无边”。他有时悲观而消极：“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有时又积极奋进：“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做窝/我仍要徒步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诗人在“神与物游”、“物我合一”的心境中，塑造了一个充满了理想苦闷、无力驾驭自己的命运却又执着追求的少年形象。
诗歌在表现时运用隐喻、通感、意象叠加，造成奇特的美感效果。正如苏轼所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词语的反常搭配，表现出知觉之间的转换，表现出孩童眼里晶莹、透明、奇幻、神秘的童话世界，表现出诗人对诗和生活美的追求。
《一代人》——对苦难时代的回答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这首诗只有两句，但是却在当代诗歌史上具有相当重量，以其高度的历史概括性和辩证思维的哲理之光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强烈的艺术力量。
这首诗准确地表达了一代人的感情历程，闪射着强烈的时代色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黑夜”象征动乱的年代，“黑色的眼睛”既是实指，又是虚指。我们“龙的传人”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这是实指。黑色又有阴暗、低沉、哀伤的情绪色彩，这又有虚指的意义存在。文革十年，在一代人心中，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中，投下沉重的阴影，留下了累累创伤，造成阴郁、苦闷和哀伤。有人说这一代是沉沦的一代、迷惘的一代，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沉沦也罢，迷惘也罢，是谁造成的呢？诗人明确地指出是“黑夜”，从而把矛头指向了扭曲青年灵魂的邪恶力量。但就在眼睛的前方，似乎从乌云的缝隙中射出一束白光。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那在荒谬现实中扭曲着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那埋藏在心底的潜能所爆发出的顽强追求光明的精神。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的雕像。
“黑夜”——“眼睛”——“光明”，三个单纯的意象组合构成了一个开放时空——历史转折关头特有的社会景象和人的心理结构。有限中表现出无限，单纯中包孕着深厚，这是诗的特有规律。这首小诗以不和谐的意象组合造成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体现诗歌现代美的风格。
参考书（篇）目：
1.陈仲义：《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2.李丽中：《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