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9月24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曾当过师长，辛亥革命前任黎元洪的秘书，后获中将军衔，而且与别的官僚买办家庭有密切往来，这就使曹禺有机会看到上流社会及封建家庭的没落生活。父亲在家里，脾气很坏，军阀作风严重，不是责骂仆人，就是在饭桌上训斥子弟，把“家”治理得像坟墓一样，死寂沉闷。
曹禺自幼在接受封建教育的同时，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由于家庭条件的影响，他自小就接触并喜爱上戏剧艺术。他经常进戏园子看戏，京剧、昆腔、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以及各种曲艺和文明戏都使他入迷。1923年，曹禺进入南开中学，1928年入南开大学西洋文学系，次年插班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这期间，曹禺接触了大量中外文艺作品，而且特别喜爱外国戏剧作品，参加了学生戏剧运动，成为“南开新剧团”的成员，参加过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娜拉》和莫里哀的《悭吝人》以及丁西林的《压迫》的演出。
从1928年上大学开始，曹禺就酝酿写作话剧《雷雨》，经过五年酝酿，五易其稿，终于在1934年大学毕业之际，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雷雨》。作品发表后，曾一度遭到批判和禁演，1935年，一些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公演此剧，获得成功后，又以日文出版。在国内各个剧团开始上演，以它的深刻性和艺术性，立即在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使青年剧作家曹禺一举登上文坛。
《雷雨》写的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它从家庭伦理道德——血缘和乱伦的角度，暴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控诉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在艺术上，《雷雨》不仅受希腊命运悲剧的影响、莎士比亚性格悲剧的影响、易卜生社会悲剧的影响，而且在戏剧结构、人物描写、戏剧冲突、戏剧语言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将中国话剧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现代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1936年5月，在巴金等人的鼓励和催促下，曹禺创作了四幕剧《日出》。从《雷雨》的家庭悲剧到《日出》的社会悲剧，曹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发展。《雷雨》主要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揭露封建统治，《日出》把笔触伸向社会，明确要批判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的社会；《雷雨》着力反映封建专制对人的压迫，《日出》则揭露金钱的社会对人的毒化、吞噬和残杀。在思想主题方面，《日出》力求克服《雷雨》中存在的某些因果报应、神秘色彩和悲观茫然情绪，更多的揭露了实际操纵社会生活的黑暗势力，暴露了整个社会制度的罪恶，并表现出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在戏剧结构方面，曹禺认为《雷雨》“太像戏了”，在技巧上“用的过分”，因此，他“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日出》从《雷雨》的家庭生活场景跳出来，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切取了不同的社会各个片断，使戏剧冲突贴近生活而自然；在人物塑造上，《日出》的人物数量多，人生经历复杂，而且无论是人物的群体性格特征还是个体性格特征，都更加明显突出，人物的悲剧命运也更具社会批判力。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悲剧，但悲剧的蕴含千差万别，这些人除了各自命运的独特意义外，他们的命运之间还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有的甚至有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就使人物的个体命运相互联结成社会命运的网，把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更紧密的融为一体。
曹禺在《日出》的“题记”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一开始就表达了要批判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平的社会。因此，在《日出》中他向大家展示了两个社会，“上流世界社会”和“下层世界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两个世界的“不足”和“有余”的各种人物。
在上流世界，“鬼”似的人物生活的天堂，是一幅“群鬼图”，如乔治的梦——“我梦见这一楼满是鬼，乱跳乱蹦，楼梯，饭厅，床，沙发底下，桌子上面，一个个啃着活人的脑袋，活人的胳臂，活人的大腿，又笑又闹，拿着人的脑袋壳丢过来，扔过去，嘎嘎的乱响。忽然轰的一声，地下起了一个雷，这个大楼塌了，你压在底下，我压在底下，许许多多人都压在底下……”
陈白露是剧中的主要人物，是曹禺继蘩漪之后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坛的又一成功的女性形象。她年轻、漂亮、聪明，曾是“天真可喜的女孩子”，她出身书香门第，过惯了小姐生活，性格倔强，自信，不甘寂寞，又有些虚荣，因此在家道中落后，她作了十里洋场的交际花，靠色相维持着虚假的奢侈生活，以至越陷越深，无力自拔。虽然她鄙视洋博士乔治，并不甘心与银行家潘月亭鬼混，也时常嘲弄富孀顾八奶奶的庸俗，但她又不得不与他们周旋，因为这些人有钱，而她需要钱。但是陈白露是矛盾、痛苦的，她清醒而糊涂，任性而怯懦。她不甘于这样的生活，她的内心仍然有正义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她顶着得罪金八的压力去救助小东西，在诗人方达生的感召下，怀念起以前纯洁美丽的“竹均”。但是，离开这个圈子，过普通人的柴米油盐的生活，她做不到；生活在这里，她又讨厌这周围的一切，讨厌自己，不甘心再过这种出卖灵魂和肉体的生活。她产生了激烈的内心冲突。在第一幕中，她与方达生谈话，赞美洁白的霜，呼唤自己少女时代的名字；她挺身而出，怒斥黑三，救下小东西；她呼唤太阳，呼唤春天，读起心爱的“日出”诗。“旧我”——她内心中人的要求、意志，突破“新我”顽强地表现。第三幕，陈白露尽管没有出场，但翠喜、小东西的遭遇同陈白露的命运遥相呼应，并且这一幕直接导致陈白露的希望与追求落空。因此，第四幕一开始，陈白露已经是泪流满面，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痛苦。她从小东西的遭遇终于明白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她痛苦的回忆着昔日的悲剧，诗人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面前，呼唤她的“竹均”意识。而历史的隐痛同时被血淋淋的挑出来，她终于明白寄生的腐朽生活使她陷入了深渊无力自拔，而她又不愿意再过这种出卖灵魂和肉体的生活，她终于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是怀着向往“日出”之心而死的，她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她的悲剧是黑暗社会对人的精神要求的毁灭，曹禺描写陈白露的悲剧，对金钱社会的揭露和控诉是深刻、有力的。
大丰银行的老板潘月亭，荒淫无耻，他年老体胖，还包养着与自己儿子一样年轻的陈白露。为了维持无力支撑的银行，他一方面裁员扣薪，抵押房产；另一方面又佯装盖楼来制造繁荣假象，以阻碍储户提款。在他眼里“人不能没有钱，没有钱不要活着”，作品主要通过他与李石清斗法的三个回合，对资产阶级内部钩心斗角的丑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暴露了潘月亭的荒淫无耻、心狠手辣与狡诈虚弱。
第一回合是在第二幕中，李石清知道了潘月亭银行资金周转不灵，将房产抵押了出去的秘密，潘月亭的态度马上变了：“好了，我们是一个船上的人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团结起来”，对于李石清提出的“最近我听说襄理张先生要调到旁的地方去”的问题，他也爽快地答应：“襄理——是啊，只要你不嫌地位小，那件事我是可以帮忙”。
第二个回合是第四幕，李石清当了襄理，理直气壮地为潘月亭打算，劝他继续买公债，而潘月亭看到自己赚了钱，可以应付过来了，就狠狠报复了李石清，把他开除了。
第三个回合还是第四幕，李石清知道了公债上涨是假的，是金八在坑潘月亭，他故意用这个消息气潘月亭，“三等货来看头等货现在怎么样了”，结果正如李石清所说：“你不讲信用，人家比你不讲信用，你以为你聪明，人家比你还聪明。”“我叫一个流氓耍了，我只是穷，你叫一个更大的流氓耍了，他要你的命。”
在与李石清的三个回合的较量中，表现了潘月亭的心狠手辣、狡诈贪婪的品行。
到最后，他自顾不暇，撇下陈白露，悄悄地消失了。其虚伪、狠毒、自私、无耻的嘴脸暴露无遗。
上流社会的“群鬼图”中，还有庸俗愚蠢，故作多情，以金钱为诱饵玩弄男色的富孀顾八奶奶，油头粉面，下流卑污的面首胡四，因为有钱而随心所欲结婚、离婚的洋奴张乔治，狡猾、势利、巴结、逢迎有钱人的小茶房福升，凶狠残忍的打手黑三，这些人物凑在一起，形成了旅馆污浊、糜烂、混乱的生活场景。作品还有一个幕后人物金八，他没有出场，却操控着一切。他是社会黑恶势力的代表。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与他有关，是他造成了这个悲剧，也展示了曹禺将一切悲剧的根源归结为黑暗的社会的思想。
作品中还有一个比较成功的特殊人物李石清。他是一个拼命往上爬而终于掉下来的银行秘书，一个从“不足者”用不正当手段爬上“有余者”地位而最终又成为一个“不足者”的可怜人。李石清本是大丰银行的一个秘书，是一个胆小而神经质的人，“一天累到死，月底领了薪水还不够家用”，一天受气，委屈，看人脸色，是个典型的“不足者”。但他是一个极度自私而阴险狡猾的人，看清“这个社会没有公理，没有平等”，他就发誓“要翻过身来，要硬得像一块石头，我要不讲一点人情。我以后不可怜人，又不同情人；我只要自私、我要报仇”。为了从“不足者”的悲惨地位中挣扎出来，不惜把灵魂卖给“现代大都市”的魔鬼。他偷看潘月亭的抽屉，抓住了他的把柄，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提升为襄理，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转变。他变得猾诘与狠毒，卑琐。对上，他忍气吞声，谄媚逢迎，心里又恨他们；对下，他凶狠自负，鄙视他们“没有本事”。为了保住现有的地位，他果然变得“硬得像一块石头，不讲一点人情”，凶狠而狠毒。剧作中着力描写了李石清与黄省三的冲突，当黄省三因失业而求李石清给他一份工作时，李石清故意捉弄黄省三，给他提了四条路，一是去拉洋车；二是去要饭；三是去偷盗；四是去跳楼。李石清十分清楚这是一条比一条险恶的道路，黄省三不会走也不可能走，但他还要一本正经地说，一方面是逼黄省三自取其辱，一方面炫耀自己的成功。作者这样描写黄省三和李石清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及在这种文明社会下人性的变异。
通过黄李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李石清由“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心理变化。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这个“襄理”的位置，他更知向上爬的屈辱和艰辛，他看见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害怕过去的自己，更怕他是将来的自己，他不要这个倒霉鬼跟着自己；另一方面，他看不起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他为自己用胆量和手腕取得的地位而自豪，用以前别人捉弄自己的手腕去折磨更弱的黄省三，从而得到心理变态的满足。但是，他最后还是被捉弄了，很快被潘月亭开除，在他戏剧性的命运中，无论是短暂的幻想中的“幻想中的得势”，还是最终的失败，都是处在“被捉弄”的命运。作者着力写黄李冲突，也为他后来被潘月亭更加狠毒的捉弄埋下伏笔。
在《日出》描写的下层社会中，有一群生活在地狱的可怜的动物。作者描写了宝和下处这个“在各种叫卖、喧嚣、诟骂女人，打情卖笑的声浪沸油似的煮成一锅的地狱”的下等妓院的生活画面，这里有乞丐、哑巴、卖糖的、卖报的、瘸子、瞎子、卖皮肉的。打情骂俏中掩着深深的叹息，强颜欢笑下更是一个个惨绝的悲剧。小东西还是个没有发育好的女孩子，因为不服从有钱有势的金八的意思，便遭到毒打被卖到妓院，最后悲惨地死去；翠喜为生活所迫，操着皮肉生涯，被压榨到人老珠黄时，连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但像翠喜这样的下苦人，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自己虽然身处困境，还关心、照顾着小东西。
曹禺通过第三幕浸透着剧作家的并且辛酸的血泪与愤怒抗议，展示出的喧嚣嘈杂的地狱充满着骚动不安，揭示这个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全部糜烂了，解体了。
在《日出》所描画的两个世界里，金钱是一切的主宰，陈白露醉生梦死，无力自拔，潘月亭凶残狠毒，李石清的狡诈自私，顾八奶奶的俗不可耐又自作多情，胡四的下流卑污，都是因为金钱，金钱主宰的这一切，所有人的命运都与金钱有关，所有的道德伦理关系都为金钱玷污了，因为有钱，脑满肠肥的张乔治可以随便结婚、离婚，潘月亭可以包养年轻漂亮的陈白露；为了钱，陈白露葬送了青春和生命；为了钱，李石清可以不顾儿子的死活；因为有钱，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可以附庸风雅；为了钱，翠喜毫无尊严的活着。金钱扭曲、毒化了人性，黄省三用鸦片毒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在《日出》的气氛里，有一股光明的力量在潜滋暗长。方达生尽管有书呆子气，但可以理解为光明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光明的化身，想挽救陈白露于沉沦，寻找小东西，让人感到光明力量的存在，代表着人们对光明、自由的寻找与向往。而旅馆外建筑工人那“高亢而洪壮”的“日出东山，满天大红”的打夯的号子声，传到观众的耳朵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在下层人民身上自然保存着“蓬蓬勃勃的生命”的活力，因也代表着“日出”的到来。
《日出》的艺术特点表现在结构、情节、表现手法和戏剧语言等方面。
《日出》的结构是人像展览式的，以陈白露为串线人物，由她，引起了腐朽没落的上流社会，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矛盾。如陈白露的去留的矛盾、李石清与黄省三的矛盾、潘月亭与李石清的矛盾等，其中潘月亭与李石清的矛盾冲突，是全剧最紧张的部分。作家用步步紧逼的安排，把这一矛盾推向高潮。第一回合，李石清窃得机密，潘月亭处于下风，强压怒火，表面上平静，唇舌交锋也是含蓄的、克制的；第二个回合，潘一举惩罚了李。因为李处于无力还手的地位，二人交往仍然保持着表面的容忍和客气；第三个回合，李石清不甘心败退，还要坐等最后的结局，他终于看到了对手的失败，并以挖苦、嘲弄泄愤，导致大打出手，丑态毕露，而他自己，也最终失去了儿子。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曹禺戏剧的灵魂。
通过陈白露救助小东西的线索，又牵扯出宝和下处这个下等妓院，表现了“不足者”的悲惨生活，从而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必要的情节穿插是构成《日出》的戏剧性的一个重要特色。第一幕中陈白露和方达生从正门上场，打开室内的灯，观众与剧中人物都以为屋内只有他们两个人，张乔治却从寝室内睡眼惺忪地钻了出来；正在人们惊讶不已时，“小东西”又从食品柜中爬了出来，小哈巴狗也出人意料地叫了几声。使本来有些呆板沉闷的舞台气氛活跃了起来。
《日出》的表现手法多种多样。作品对陈白露、小东西、翠喜、方达生等人的描写是采用的严肃的写实手法；对张乔治、顾八奶奶、胡四采用的是夸张、嘲讽的手法；对于没有出场的“金八”的描写和建筑工人打夯的描写，则是用了象征的手法。多种手法并用，使作品显得多姿多彩。
《日出》的台词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色。首先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李石清给黄省三提出的四条出路，表现了他的狠毒，阴险，没有人性；黄省三的对答，“我下不了手，为我那没了妈的孩子们我得活着”，表现了他的懦弱，无力，爱面子，胆小怕事，还有爱心和责任心。
其次是台词背后有潜台词，在“黄李冲突”中，李石清狠毒绝情的言词背后，又有难言的隐痛：“我想你做了这些年的事，你难道这点世故还不明白？”——“你找我有什么用？我自己将来怎样还不知道呢”；“在别的地方，你难道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你怎么这么老实，不给自己捞好处”；“回头，一大堆太太小姐们进来，看到你跑到这里找我，这算怎么回事？”——“还以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不是替你这样的人预备的”——“在这个世界就得不讲公正，心硬，不讲人性。”“不这么作，只有死路一条！”
再次，《日出》的台词表现了人物之间的情感的交流与撞击，表现了人物情感发展的过程。如黄省三，刚开始是胆小、无力、凄凉、怯懦的，“李……李先生”，“饿，家中的大人孩子没有饭吃”，继而是辩解，“我在银行没做过一件错事！”然后是乞求，“我求您给潘经理说说，只求他老人家再让我回去”，最后被逼到绝境之后，放弃幻想，是沉痛的反诘、失望、不安、绝望，被逼无奈地大爆发，无所顾忌，“你得让我活下去！”“我太累了”，“你们好狠心哪！”“是贼，是强盗，是鬼呀！”“我现在不怕你们啦”。通过他的不同时候的台词，展现了他的情感由胆小，怯懦到无所顾忌的发展过程。
最后，台词具有文学性。如李石清说黄省三：“叫你要饭，你顾脸，不能做；叫你拉洋车，你没有力气，你不能做；叫你偷，你又胆小，你不敢做。”三个排比句式字数相同，句型相同，用词重复，每句都有一个重叠，形成节奏感，体现了戏剧语言的音乐性。
《日出》以其表现社会生活的深刻、艺术的成熟，成为曹禺的三大杰作中的一个，并与《雷雨》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
《北京人》
1940年，曹禺完成了三幕剧《北京人》的创作，并于1941年11月正式出版。该剧作以北京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曾家的衰落为背景，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着力反映出封建精神统治对人的毒害和吞噬，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衰败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北京人》的主题思想，是从独特的写人物的角度来表现的，通过对曾家老少三代的描写，揭示出这个封建家庭的内部腐朽。
老一代“北京人”曾皓是封建家庭权势与精神统治的代表。他靠祖上的遗产过了几十年的寄生生活，现在衰败到用住房和寿木抵债。他年老体衰，行将就木，已经失去了往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威风，他眼睁睁地看着家道没落，虽然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却仍然自命“读书第一”，连房子都要卖掉了，最关心的仍是买了十五年上了一百多道油漆的棺材。对曾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想法活，而是如何体面地死。一切表面的繁文缛节，都不可免。儿子要出门，一定先去给祖宗叩头，这规矩一定要坚守。但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的那口棺材，最后被曾家新的统治者卖掉了。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不单宣告了曾家老一代统治者已经无可挽回的走向了灭亡，而且意味深长地写出了一切专制者都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曾文清是曾家第二代人，他受封建文化的熏陶更深，他能诗会画，会品茶、养鸟、抽大烟，在他心里全部家业还不如一幅画重要。他是一个在封建家长制专横压制之下生长起来的畸形儿，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更谈不上独立意志和反抗意识。他虽资质聪颖，但最终一事无成。他害怕他的妻子曾思懿，与表妹愫芳诗画传情，却不敢相爱，虽然离家出走，但很快又回来，最后吞鸦片自杀，他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废物”。没落的贵族文化，它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它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使曾文清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中，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是人真正的堕落：人的生命彻底浪费，人的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彻底丧失。在他身上更深刻的预示着这个封建大家庭败落溃朽的必然性。与他同一类的曾家的姑爷江泰，因为学过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头脑似乎清醒一些，能看出曾文清只有品茶本领，但不会种茶，认为不敢爱，不敢恨，不敢笑，不敢哭，是人类的堕落，但他同样一事无成，整天吃喝玩乐，夸夸其谈，也是个典型的寄生虫。他对家庭和社会都毫无责任感，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在他身上更多的显示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曹禺也给这发着霉味的家，射进一束光明。在揭示封建家庭败落的过程中，还着意塑造了两个富有叛逆性格、代表光明未来的人物形象愫芳和曾瑞贞。愫芳是曾皓的姨侄女，母亲早亡，被姨父姨母收养到曾家，这种寄人篱下的境遇，使她深感人情冷暖。她心地善良，对曾皓满怀感激之情；她沉默忧伤，处处忍让。爱上了曾文清这样一个废人，在忍受曾思懿的冷酷欺凌的同时，还要忍受在情感上的种种欺骗。她的忍受表现了她的献身精神、坚韧毅力与独特的人生追求。作品进而揭示了愫芳惊人的耐力，从逆来顺受的外观挖掘出她坚毅的性格力量，她的沉默无言并不意味着她对凌辱的低头，她心中怀着对生活的执著追求，终于看清这个家庭的本质，也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和道路，怀着对这个家庭的绝望，与瑞贞一起走出家门，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曾皓的孙媳曾瑞贞是理想化的第三代人，她涉世未深，没有对这个封建家庭的留恋，她的离家出走是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的自然结果。愫芳和瑞贞的出走，正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
剧中还有一个原始人“北京人”的形象，“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的活着，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同时又精心设置了“明日北京人”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园，他们代表了北京的发源于“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新文化，是新的北京人。
曹禺以它鲜明的个人风格把《北京人》更深的根植于民族生活的泥土中，也更深的扎根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首先，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剧作所写的人物性格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如在曾思懿身上就有王熙凤的影子，她漂亮、能干、凶狠，两面三刀，把愫芳视为情敌，又要装出恪守封建伦理的贤惠之态，“我一直想着也有愫芳妹妹这双巧手，针线好，字画好，说句笑话，我有时想着想着，我真恨不得拿一把菜刀，把你的两只巧手砍下来，给我接上去”。笑语露天机，她不能容忍愫芳和曾文清的恋情，又不能公开违背公公（曾皓）的意志，设计将愫芳介绍给曾家的房客——人类学家袁任敢：“你就在曾家住一辈子，谁也不能说半句闲话。嫁不出去的女儿不也一样得养么？何况愫妹妹你父母不在，家里原底就没有一个亲人——”逼迫愫芳离开曾家。在曾文清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贾宝玉的影子。《北京人》克服了“五四”以来的话剧的欧化倾向，显示了人物性格的民族化。其次，《北京人》以浓郁的地方色彩创造出典型的戏剧气氛。剧作给人物性格和剧情发展提供一个相适应的典型环境，曾家小花厅的格局，把人带入特定的环境氛围中：沉重的苏钟、宝石红的古瓶、董其昌的行书条幅、素锦套着的七弦琴……这一切都显得古色古香，俨然是个诗书知礼的封建世家环境；户外传来的嘹亮的鸽哨声、剃头师傅的打着“唤头”发出的蜂鸣般的声响，更把我们带入旧时北平的生活氛围里。第三，《北京人》每一幕每一景都具有象征性，而且蕴藏着作家巧妙的构思意图。比如把整个剧情安排在秋风萧瑟万物凋零的秋天，正为这个崩溃衰落的世家铺垫了最为协调的自然氛围。第一幕是中秋佳节，不但毫无节日气氛，堵在门口的逼债人，加剧了节日的萧条气氛。第二幕凄风苦雨中的中秋之夜，暗示着这个家庭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第三幕第一景是“昏鸦噪晚”，正是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写照，第二景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随着瑞贞、愫芳的出走，迎来了晨鸡报晓，预示着光明的前景。最引人深思的是，第三景的时间正好是曾皓的寿辰，恰在这一天杜家要把棺材抬走，就更具讽刺意味。“争抢寿木”这一象征性情景是剧作的点题之处，棺材是死亡的象征，曾家老太爷抱着不放，而资产阶级暴发户杜家，借着逼债也要抢夺，最后在爆竹声中迎了过去，这暗示着封建势力的彻底衰败和消亡。
参考书（篇）目：
1.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2.舒乙、傅光明主编的《在文学馆听讲座》，华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