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士人，常聚徒讲学，生员至有千余人者，可见盛况。然开坛讲学之法，后人多不甚了然，旧史亦不明言，概当年人皆了然当年事，以故史书缺略不述。然时过境迁，当年“明法”至而今俨然成了“秘法”。余一介书生，心喜其事，故考诸南北史，希望得到些端绪。
当年讲学，先生皆坐北朝南，生员北面受业。南朝之沈峻，精于《周官》一书，每次开讲，群儒皆“执经下坐，北面受业”。先生南面，是很高的礼遇，所谓南面晌明而治，那是只有帝王才能享有的尊荣，旧时先生也占了一席之地。先生南面讲学，或席地，或升坛。东汉灵帝（156年—189年）之前，胡床未传入中原，讲学当是以席地为主，“孔子杏坛讲学图”，亦是此法。东汉灵帝之后，讲学或有升高座者。宋明帝好《周易》，尝集朝臣於清暑殿讲学，让伏曼容执经侍讲，伏曼容美风采，宋文帝将他比作竹林七贤之嵇康嵇叔夜。后来齐明帝不重儒术，他便在自家“施高坐于厅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
先生讲学大体从章句开始，循序渐进，一经讲毕，方及一经。梁武帝天监初（502年），严植之兼五经博士，开馆授徒，讲说有区段次第，析理分明，每次登堂开讲，听者至千余人。而北朝之樊深，学问也是渊通，可是每解书，多引汉、魏古义，学生听不懂，背地里议论说：“樊生讲书多门户，不可解。”所以说，古书普及也很重要，道理再高，学问再好，于时无用，亦是无益。北朝刘献之，“善《春秋》、《毛诗》，每讲《左氏》，尽隐公八年便止，云‘义例已了’，不复讲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说。”由此考知，当年讲学贵终始。
讲学的先生和听讲的弟子，都得手持经书，这点还真如现在的课堂，却和“百家讲坛”不一样。北朝之徐遵明，每临讲坐，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于是浸以成俗。但与现在不一样的一点是，当年允许弟子在课堂上辩难，向先生提问题，甚至“刁难”。南朝之周弘正，陈文帝天嘉年间，在国学当老师，与张讥是同事。一次，周弘正讲《周易》，被张讥问难得无招架之力，周弘正的弟弟周弘直，赶忙帮哥哥说话，“危坐厉声，助其申理”。嗓门很高，可见张讥将周弘正“刁难”得很不堪。张讥对周弘直说，“今是义集，辩正名理，……不得有助。”后来，周弘正对别人说，“吾每登坐，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
只要是名儒讲学，不但是弟子，连有名望的儒者也要来听讲。《南史·崔灵恩传》：“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析经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