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首富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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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财富路上的“新龟兔赛跑” (1)

四十不惑。

明年春夏之交,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和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都将庆祝四十岁生日,不过后者庆祝的是自己企业的“四十大寿”:1969年,黄光裕在广东汕头铜孟镇呱呱落地时,鲁冠球已开始了万向在浙江萧山宁围乡的创业之路。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城头却已数度变换大王旗。当2008年胡润百富榜榜首再次出现黄光裕的名字时,有人问这位三次当选中国首富的年轻富豪“腻了没有”,黄不作答,一笑了之。

显然,此时的黄光裕早没了前两次当选首富的兴奋与紧张,甚至有了些许焦虑与担忧:9月以来国美电器股价大幅下跌50%。

有“企业常青树”之称的鲁冠球却在金秋之季超脱了这些凡尘俗事。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由多伊尔过江想到的》,充满激情地回忆了过去改革岁月中的一些峥嵘往事。

生而不“平等”:一个稳健,一个冒险

鲁冠球和黄光裕的出身极其相似,都出生在南方偏僻贫寒的小村庄里,也都为生活所迫在少年时期便中断学业另谋生路。

鲁冠球的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工资收入微薄,鲁母则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相较而言,黄光裕的家世更为“显赫”。资料称,黄光裕母亲的祖上曾在泰国做过很大的生意。黄母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也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那份祖上曾经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将野心从小就深植于他们的心间。

鲁冠球和黄光裕都是在十五六岁时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抉择。这是两人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分歧点。影响这种选择的,除了上述血缘因素外,更多的还是地缘因素和当时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

鲁冠球在初中毕业后的第一要义是解决生存问题。经人介绍,鲁冠球成为萧山县铁业社一位打铁的小学徒。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一切民间商业活动及城乡人口流动均被无情地限制,做一个小手工业者几乎是鲁冠球除务农外唯一的选择。而3年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这是他一辈子人生和事业发展的基石。当条件成熟时,他将以此为原点慢慢向外扩展。无论走得多远,他的根基始终在这里。

黄光裕出生的汕头,从1861年开埠以来便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连恩格斯都曾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指出,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这里自古便有“下南洋”的风气,一代又一代潮汕人前赴后继地出海谋生经商,使这里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出了很多巨贾名商。

而在黄光裕的成长岁月中,他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中国社会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浪潮风云初起。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加工等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而到了1980年,全国人大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这片土地开始持续升温。

从小把野心如弹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中。“饿死不打工”的潮汕人,碰上了这么激荡的大时代,自然不会选择像鲁冠球一样安心去做一个小铁匠。1985年,16岁的黄光裕连初中都没读完,便跟着19岁的大哥黄俊钦,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来闯天下。在“投机倒把”和走私盛行的潮汕地区,他们也随大流选择了闯入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流通业,把自己遥远而未知的命运从南方投放到同样遥远而未知的北方。有意思的是,黄家后来也曾办过生产扩音器之类的小厂,但后来因为兄弟俩对制造业不感兴趣而放弃,终又回归到更动荡和具挑战性的流通业领域。

鲁冠球是在一个地方先站稳一只脚,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迈出另外一只脚;而黄光裕则是看准一个机会,便两脚并拢一起使力跳了过去。鲁冠球是稳健中带有冒险;黄光裕是冒险中又蕴涵机智。这是血缘、地缘和社会环境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个人性格,同时也慢慢凝聚成他们以后所创办企业的企业性格。

创业初体验:同样失败,基因有别

鲁冠球的创业基于成熟的经验与考量。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路到集镇上磨米面,很不方便。鲁冠球想,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欢迎,而且可赚些钱。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支持,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黄光裕的第一次正式创业地选在了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问大哥黄俊钦:“还有哪一个城市比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更大、更繁华?”黄俊钦想想,回答道:“太原、上海,还有北京。”黄光裕拿地图一查,发现北京果然很大,于是他带着几百元钱独自一人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两人的最初创业体验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在鲁冠球办米面加工厂的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他的加工厂被迫关闭,这让他倾家荡产;而来到北京的黄光裕决定孤注一掷,把自己在内蒙古和刚来北京最初几个月做生意赚的10余万元钱全部拿出来,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没想到全砸在手里。

1969年,蛰伏多年的鲁冠球终于等到了机会,受到宁围公社领导邀请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开始第二次创业。他依靠作坊式生产,拾遗补缺,生产犁刀、万向节等五花八门的产品,这种“多角经营”,为他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黄光裕则找了位于北京珠市口的一家叫“国美”的国营服装店代销他的服装。后来,他怂恿大哥来到北京,用东借西贷的3万多元钱把这个店面盘了下来。刚开张时,店里一边卖服装一边卖电器。直到全部转成电器店,那批服装还没卖完。

对比两人的第一次失败,会发现鲁冠球的眼光是对的,谨慎地选择了合适的产品和对路的顾客,但错误的年代和肃杀的大环境摧毁了这一切;黄光裕正好相反,在一个正确的年代和大好的环境中,冒失地选择了错误的产品和市场。幸运的是,鲁冠球坚持到了曙光重现,而黄光裕也能及时地制止并扭转了自己的错误。

此后,饱受倾家荡产之苦的鲁冠球,会谨慎地把自己的冒险立足于稳健和可控之上;而黄光裕经过此次柳暗花明,开始习惯和喜欢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在冒险中攫取大胜。

冲出包围圈:逼出来的创新“大师”

雨过天晴。创业危机后的万向与国美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面对计划经济的桎梏和国有企业的封锁垄断,他们只有出奇制胜、冒险一搏,才有可能冲破禁区、赢得一席生存之地。

他们都有不少营销技术方面的创新。比如鲁冠球用摆地摊和降价手段抢占了国企的市场。当听说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在山东胶南县召开时,鲁冠球马上租了两辆汽车满载“钱潮牌”万向节产品直奔而去。因为乡镇企业的身份,他们连大门都进不去。鲁冠球索性在会场外摆起了地摊,并且主动把产品降价20%,结果买家蜂拥而至,一天时间就收获了210万元的订单。

而年轻的黄光裕更是花招迭出:最早在报纸上打中缝广告,创造了脱离中间商的直供模式,率先在全国推行电器连锁经销,率先提出了免费送货、厂商联保等服务措施……

两人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创新手法。在经济困难、敝帚自珍的年代,鲁冠球却心血来潮搞了一次代价昂贵的商业行为艺术,将价值43万元的不符合标准的万向节直接送到了废品收购站。此举惊呆了工人,震撼了同行,也给消费者们留下了其在产品质量上“洁身自好”的深刻印象;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企业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中,国营商业企业一直躺在暴利的云巅逍遥自在,黄光裕却以薄利多销为利器,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在管理创新方面,鲁冠球独树一帜。从压抑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鲁冠球,深知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重要性,把职工利益和工厂效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独创了一种叫“两袋投入”的激励办法,也就是抓职工的“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并在厂内建立了一套激励型的结构工资制,实行按劳分配(基本工资和补贴)、按效分配(奖金)、按资分配(投资分红)三者结合。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他冒出了企业要造就一大批企业家的想法,在厂内划分小核算单位,对各车间、分厂实行独立核算,建立厂内银行,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厂内,把厂内原来的领用制一律改为买卖制。这些举措自然大大增强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随着改革的推进,鲁冠球慢慢为体制所接纳,并成为体制内的“大红人”。作为从集体经济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鲁冠球,他一直深得头上这顶“红帽子”的庇护,因为企业的效益大幅提升,他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典型人物被大肆宣扬,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度走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而鲁冠球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万向以后多年的顺利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