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中国铝业便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之一。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1.73%。
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2002年10月，刘永行移师包头，成立了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又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进入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铝，项目预计总投资近45.9亿元；另外，他还和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唐山建龙钢铁的张志祥一起，准备在宁波大炼钢铁；2003年7月，刘永行甚至联合万向集团等13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合组公司，准备踏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氧化铝厂。
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孤注一掷，自然引来了中国铝业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的阻击。
在铝业里有一句行话：“得氧化铝者得天下。”正因为中铝对氧化铝的垄断，造成了刘永行在包头投资的电解铝生产长期受制于人，为了打通产业的上游环节，刘永行贸然进军氧化铝行业，在三门峡投资氧化铝项目。
据说，刘永行为了安抚中国铝业公司，曾经打算给其三门峡项目30％的股权，但这和中铝取得控股权的企图相去甚远。双方不欢而聚。原中铝董事长郭声锟对此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据东方希望集团透露，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这意味着该项目处迫搁浅。
针对地方政府投资过热现象，中央政府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
因为严格遵循“用自己的钱安心”的原则，刘永行此生最大的冒险之举——投资铝业等相关能源产业，前期投资20多亿全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才让他在2003年底对中国民营企业重工业化运动打击的过程中，逃离了灭顶之灾，避免了铁本集团戴国芳似的悲剧。刘永行解释他“撞线”却没被“绊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只超前半步”。
但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最富有者的沈文荣，却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那套党政语言，和记者谈话时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如荣智健等其他富豪一样正常的财富享受观念……
首富沈文荣：苏南模式终结者？
当“黄首富”和“荣首富”相继落马或下台后，中国的富豪们愈发领教到这顶桂冠的荆棘之痛，也更加避之不及。
躲慢了也是一种错？本来就谈“榜”色变、视“富”如仇的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流年不利”——眼看着众多巨富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身边潮退而去，自己只是警觉稍欠、抽身稍慢，便撞上了一个“首富”！
2002年，当胡润强行把沈文荣按在富豪榜第37把交椅上时，他便怒不可遏；而2009年的今天，《新财富》发布的“2009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沈文荣更是首当其冲，他还不该火冒三丈？
这个首富的确有点让人意外——其一，沈文荣“区区”200亿的个人财富，在去年同样的榜单上，连前20名都进不了，而首富所需拥有的个人财富，在最高峰时已经跨过千亿元的门槛；其二，往届的首富们，大多出自于房地产、能源、IT等暴利或新兴行业，而且大多数都是依赖股市强大的造富功能；而沈文荣比较“老土”，他做的是传统的钢铁行业，并且没有上市。
这样也能做首富？但接下来，沈文荣恐怕连愤怒或懊恼的空闲时间都挤不出来，因为他要严阵以待那些旋即如暴风雨般袭来的质疑。
我们也想刨根问底一番：沈文荣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公家人变成私有者的？这位昔日“苏南模式的守望者”会不会因此而变成“苏南模式的终结者”？
借势“苏南模式”
“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赚暴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领域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之一，便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和高下，对此，沈文荣有着清醒的认识。
江苏的乡镇企业主要集中于苏南，创立的知名品牌有小天鹅、红豆、波司登、沙钢等。企业家承继吴文化特点，讲究均衡感、集体主义，代表人物有朱德坤、沈文荣等。而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温、宁、杭等地区，代表企业包括正泰、德力西、杉杉、雅戈尔、万向、吉利等。浙东文化重经世致用，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浙商们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代表人物有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江苏的乡镇集体企业曾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江苏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当年价）从1982年的132.6亿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980.79亿元，增幅达6.42倍。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范例。
沙钢从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小企业中崛起，其根本原因就是仰赖于“苏南模式”早期繁荣。面对僵硬、低效的国营企业体系，灵活、高效的乡镇企业在沈文荣之类的乡村能人带领下，自然扶摇直上，发展速度惊人。
创业初期，小轧钢厂的年产量只有三四千吨，并且品种单一，与路边野草般弱小单薄。1984年，年仅38岁的沈文荣开始成为沙钢的领军人。他使出了两手险招，从而彻底改变了沙钢的命运。
第一招是另辟蹊径。当时，因为多年来积压的住房难题，房地产市场开始萌动，市场上急需高质量的窗框钢。但多数拥有棒材线材板材等高端市场的国营大型钢铁企业都不屑于赚这种“蝇头小利”，而窗框钢断面复杂、工艺难度高，一般小钢厂凭借有限的资金技术资源又无法形成规模生产。沈文荣抓住了这个空白点，做出了沙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收缩产品线，集中资金力量，并组织技术攻关，将窗框钢作为企业的主导产品。经过10年努力，沙钢成为国内门类最齐、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热轧窗框钢生产基地，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招是孤注一掷。1991年，沈文荣倾囊而出，从英国比兹顿钢厂引进一条年生产25万吨螺纹钢的75吨电炉炼钢、连铸、连轧一体化短流程生产线；1993年，沈文荣再行惊人之举，投资13亿元，兴建具有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亚洲第一座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炼钢、LF精炼、连铸、连轧高速线材生产线；1996年，沙钢与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合资兴办了年生产不锈钢薄板15万吨、热镀锌板15万吨的浦项综合工程……几次冒险之举，最终都为沙钢赢得了超越常态的发展速度。
在钢铁行业中，政府一直是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优惠政策重点倾斜，而沙钢作为一家小小的乡镇钢铁企业，硬是从壁垒森严中搏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而从“游击队”一跃而变为“正规军”。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及硬质高线生产基地。在1999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举办的“中国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评定中，沙钢被评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