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首富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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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企业家的精神食粮 (1)

中国企业家吸收精神食粮的渠道多种多样,但遗憾的是,大多停留在对于“术”的现学现用上,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修养心中的“道”……

近年来,在众多财经管理图书中,《重获企业精神》无疑是一本值得特别关注的好书。

该书的作者是当今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和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他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起被誉为“数字时代的三大思想家”。20世纪80年代,乔治?吉尔德是供应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从1990年代开始成为新经济最重要的鼓吹者之一。

这本成文于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重获企业精神》,大张旗鼓地指出:真正的经济不是计量经济学的经济,而是企业家的经济。这个世界是企业家的世界。《重获企业精神》通篇不断强调财富的真正来源其实是企业家的观念流和精神景象,认为一旦企业家开始关心自我消费而放弃企业经营,那么财富就会迅速贬值。因此,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产方式。

对当下时常陷入迷思和困境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此书无疑起到了恰到好处的提醒作用。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家吸收精神食粮的渠道多种多样,但遗憾的是,大多停留在对于“术”的现学现用上,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修养心中的“道”。如何去塑造、凝聚企业精神?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政治智慧

政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因此,政治人物所凝炼的智慧、品格和手段,成为众多企业家学习和模仿的重要源泉。

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两次“相遇”,正是在马云事业面临重大困境时。1995年,马云从事电子商务四处碰壁,甚至被别人骂做疯子,他感到非常郁闷和无望。有次去国外,无聊时跟着朋友去了一次教堂。教堂牧师讲到了二战时期,英国在气势汹汹的德国纳粹军攻击之下危如覆卵。在没日没夜的轰炸声中,丘吉尔却在广播之中对全国人民咆哮道:“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马云顿时觉得如醍醐灌顶,愁容尽失。

难以置信的是,第二年又碰得一鼻子灰的马云去了美国。又碰巧有人请他去教堂,更碰巧的是那个牧师也跟他提到了丘吉尔“永不放弃”这句名言,再次让马云在灵魂的电表出现红字时,能够及时地转危为安。

而40年前,怀着不灭的理想,在玻利维亚的热带丛林里战斗的切?格瓦拉,也是被众多中国企业家推崇的偶像之一。“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痛苦征服了所有人。”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一直牢牢记住了格瓦拉的这一句话。孙大午认为格瓦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完全可以不遭受痛苦的情况下,却放弃了高官厚禄和优裕的生活,为了理想和信念又走进了苍茫的丛林之中。

2007年11月1日,对于孙大午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4年缓刑期满的日子。4年时间过去了,孙大午有某些地方也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但“富人为穷人而活着才是有价值的”这条信念却从未改变。孙大午一直在宣扬他的“社会共和”思想,同时在努力把自己的“大午城”办成一个和谐的大社区。孙正午说:“我们今天纪念格瓦拉,就是纪念他对理想的坚守和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永不屈服。”

而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受膜拜的政治人物,莫过于毛泽东。众多知名企业家都是“学毛著标兵”。身陷大狱的南德集团总裁牟其中是其中最为狂热的一个。

作为一个商人,牟其中却无时无刻不以一个政治家和思想者自诩。在别人眼里觉得不可思议的去前苏联换飞机的举动,在牟其中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他还有一系列的炸珠峰、放卫星、开发西伯利亚等宏伟计划,颇有毛泽东似的开天辟地的气概。牟其中后来甚至产生了幻觉,梳起了毛式大背头,并且故意去长江游泳,学毛泽东一样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

牟其中的“弟子”冯仑,在刚开始做生意时,一度被道德评判深深困扰,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启发了他。“一个领袖和一个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别人认为是错误的东西,错误到头了真理也就出现了。”冯仑说,原来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就睡不着觉;现在有100万人说他不好,他反而很高兴,因为证明“至少有1000万人在注意我”。

在盛大集团董事长陈天桥办公室的书架上,非常醒目地摆着一套《毛泽东选集》。陈天桥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而盛大集团总裁唐骏比陈天桥更狂热,曾经包了一个专列,带领盛大公司的员工浩浩荡荡上了井岗山,去追寻毛泽东的足迹。

给陈天桥“下过绊子”的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特别痴迷。在1994年推广脑黄金时,他仿效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采用的军事体制,在深圳设总指挥部,各地设“军区”,发动“总攻令”,以排山倒海的广告来启动市场,掀起了“人民战争”的狂澜。

而毛泽东最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成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和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等人开辟市场时屡试不爽的法宝。

商业偶像

中国缺乏深厚、绵长的商业传统和氛围,虽然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好契机,但对于没有经验可循的中国企业而言,30年时间里更多的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那些成功企业和商业英雄,无疑是最好的参照和借鉴。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甚至一度富得可以把美国买下好几次。这对当时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触动。而日本的经济神话,是由松下、索尼、本田等诸多企业联手造就的。于是,那个叫松下幸之助的日本老头,成为初兴的中国企业界追捧的最大偶像,把他尊称为“经营之神”。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的说法具有代表性:“80年代初,国内能找到的只有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书,所以一开始在企业质量管理的办法上,我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

当时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是国营企业,但国企效率低下、持续亏损的弊病日益显现,此时,美国商界的“扭亏之神”李?艾柯卡成为最好的学习对象。福特和克莱斯勒都是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因为各种问题一直积重难返,但艾柯卡却力挽狂澜,分别拯救了这两家濒临绝境的汽车公司。

而中国企业正在蹒跚学步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计算业正蓬勃发展。其中,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是这个重大变革的最重要的推动人之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已经成为上世纪90年代正在夹缝中寻求生机的中国企业家们的座右铭。在格鲁夫的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战略转折点”——在战略转折点来临时,先让“混沌丛生”,然而再“掌控混乱”。这让很多中国企业家学会了如何在重大变革来临前做出及时、正确的选择。

也正是新经济的兴起,让大学尚未毕业的比尔?盖茨亲身演绎了一个如何一夜暴富的神话,这对以日积月累、勤劳致富为传统的中国企业家们无疑是一次具颠覆性的刺激。在长一辈还在犹豫狐疑之际,以王志东、张朝阳、丁磊等为代表的年轻人,纷纷以比尔?盖茨为偶像,一起开创了知识经济时代。

在完成原始阶断的财富积累后,中国企业家面临进一步发展的冲动期,此时,倡导多元化的杰克?韦尔奇,成为大家争相参考的对象。韦尔奇执掌GE19年,完成993次兼并,使公司销售额从250亿美元攀升到1110亿美元。这诱惑柳传志、张瑞敏、段永基等大批的中国企业家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

逞一时之雄并不为奇,如何做到长盛不衰却是一个大难题。在这一点上,华人商界领袖李嘉诚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榜样。李嘉诚提倡的“商者无域”,被黄光裕直接拷贝和灌输到自己的企业管理中。做李嘉诚第二,成为很多企业家的梦想。

宗教信仰

同样是企业家这个群体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也步日本等国的后尘,走上了迅速崛起的道路。但是,因为巨额财富来得太快,如何安抚那颗躁动的心,成为新的难题。

其中,宗教信仰成为灵魂最理想的安顿场所之一。历数欧美那些最成功的商人,其中大多数是有信仰的——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是清教浸礼会教徒,IBM创始人老沃森是新教徒,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是卫理公会信徒,GE的杰克?韦尔奇是基督徒,DELL的董事长戴尔是犹太教徒,CEO罗林斯是摩门教徒,汇丰银行CEO埃尔顿还是一个圣公会牧师……

先是对“小我”(我自己)的慰藉。陈峰常常穿着道服在办公室里工作,读书、打坐、记录心得是他每晚的必修课;刘长乐每年都要到五台山礼佛,因为觉得佛能让他安静和理性;史玉柱本人虽不是佛教徒,但书架上摆着许多佛像。他说:“做企业风险太大,对未来没有办法把握,所以对佛应该尊重。”

接着是对“大我”(和我有关系的人)的关注。陈峰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用于员工“三为一德”的培训,把南怀瑾所撰《论语别裁》作为公司全体员工的学习资料;2002年,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遭遇严重交通事故,一直昏迷不醒,于是刘长乐带着凤凰卫视高层赶往五台山为其祈福,8天后刘海若苏醒。刘长乐觉得,“这里面离不开医护人员和她的努力,但我相信冥冥中有佛力加持……”

再到对“超我”(和我无关的人)的博爱。中芯国际CEO张汝京感触:“几年时间里,我遇到过无数困难,很多次我都肯求上帝来救救我,最后奇迹出现了,我感谢上帝的祝福。”为此,自1996年以来,他在国内捐建了近20所希望小学;2005年,段永平和妻子刘昕成立了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 Foundation,他把自己拥有的一些股票捐到这个基金里。Enlight Foundation光在网易和九城数码这两家公司的持股价值,就已经超过了5300万美元……

近年来,CSR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企业界渐呈汹涌之势。尤其是2006年,简直可以称为“企业社会责任年”,它一跃成为企业界最时髦的一种游戏——很多企业家们玩出了真情,更有少数人玩出了境界,但也有人玩出了心计……

CSR,一种容易“走火入魔”的游戏

中国企业界近年来流行玩一种叫CSR的“游戏”。

CSR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英文简称。它滥觞于数百年前西方某些宗教教义——有些教派规定,教徒在做生意时不要对周围的人造成物质、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而现代的CSR概念则是由美国的歇尔顿建立的——1924年,他提出公司的经营应该与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主要包括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道义责任。

近年来,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企业界渐呈汹涌之势。尤其是2006年,简直可以称为“企业社会责任年”——各种以它冠名或为主题的论坛活动层出不穷;而这一年从企业家嘴里往外蹦得最频繁的词也是它。它显然是企业界目前阶断最时髦的一种游戏——很多企业家们玩出了真情,更有少数人玩出了境界,但也有人玩出了心计。

在中国商界,曾经有一个叱咤风云的女人,她叫吴士宏。从一名勤杂工、到微软中国的第一位本土总经理、最后成为TCL的董事副总裁,她的经历演绎了一段经典的“灰姑娘变形记”。但从2003年开始,她怀揣价值数千万的TCL股票从人们的视线中淡逝而去。而在2006年夏天,吴文宏带着两本译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和《穷人银行家》)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对公益事业的偶尔一次“玩票”,到触动真情,再到倾心投入,吴士宏又一次完成了从商人到社会企业家的蜕变。人到中年多冷静,但她却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偶像和执著的信仰,那就是孟加拉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以及他所秉持的以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