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性质，它对结束汉儒的“章句传注”之学，起了重要的作用。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成为宋代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王安石因“熙宁变法”运动，而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任地方官多年。他认为宋代社会贫困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但是，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但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因忧闷郁愤而病逝。
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有关哲学的著作有《王临川集》、《周官新义》和《老子注》等。
宇宙生成论
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天才地猜测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元气”是物质和空间的统一，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他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机械力的作用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馈的政治思想。
人性论
王安石继承了荀子“形具而神生”的形神观，认为“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王临川集·礼乐论》），即心理现象是基于物质的形体而产生的。他指出“性”是七情“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情”则是七情“发于外而见于行”，“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动焉。”他主张性无善恶论，并对“孟、荀、扬、韩四子”的人性论提出了批评。
认识论
在认识过程方面，王安石认为事物是可以被人认识的，“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而认识过程包括视、听和思。在论述“五事”时说：“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五事以思为主……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可见，他已认识到视听是思的基础，而思是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他指出人的聪明才智，一是“受之天”、“得乎天”，“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一是“受之人”、“得乎人”。由此提出上智下愚“非生而不可移”。前者指先天的禀赋，后者指后天的教育，并认为后者更为重要。
延伸阅读
王安石宰相肚里行舟船
王安石在新法改革中，遇到很多与自己政见不同者，但他都只是与他们辩论治国之策，从无人身攻击的党同伐异。他早年曾受到欧阳修举荐，但欧阳修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即便如此，1072年欧阳修去世，王安石还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深切的怀念。
苏轼较王安石小16岁，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表示激烈反对。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面临灭顶之灾。王安石以退位宰相的身份加急上书劝告神宗：“岂有圣世杀才子者？”由于王安石、王安礼兄弟等人的请求，苏轼终于大难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