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初稿之所以可以在1994年夏完成，全凭很多人的大力帮助。我对屈佑天（James L。Watson）先生的感激难以言传。作为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他最先鼓励我到中国西北研究社会记忆问题。同时，我深深感激哈佛大学张光直（K。C。Chang）教授和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张先生的幽默感和乐观主义曾不止一次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凯博文先生的渊博和卓见令我受益匪浅。
我在哈佛的学术之旅之所以那么妙趣横生、收获丰富，多靠其他老师的鼓励。
上述具有强烈责任心的教员兼大学者非常理解地倾听我的研究汇报，对我给予无私的指导。在我的心中，这些学者占有的位置极为特殊。
很多人在阅读了部分手稿或倾听了我的设想之后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其价值无法衡量，更难以回报。为此，我需要鸣谢耶鲁大学的萧凤霞（Helen Siu）、波士顿大学的魏勒（Robert Weller）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阎云翔。当写作进入最紧张的阶段的时候，几位朋友提供了技术和感情支持。
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提供了使本研究得以实现的“铁饭碗”。1989年夏天，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给了我第一次在中国西北从事研究的机会。1991年，一项支持夏季研究的麦伦奖学金（Mellon Fellowship）帮助我从美国前往甘肃省。1991年，皮波第成果奖学金（Peabody Merit Scholarship）支持我做了一学期的论文开题研究。1992年，一项外语与地区研究奖学金支持我在甘肃的档案研究和方言训练。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支持人类学研究的温纳——又一项麦伦奖学金资助了我1993年在台的档案研究。在台湾的逗留期间，我受到中研院李亦园、庄英章、王道寰先生的关照，由他们安排对孔德成先生的采访。伍得罗·威尔迅基金会（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提供的夏洛特W。 纽康波博士论文奖学金（Charlotte W。Newcombe Dissertation Fellowship）资助我完成了论文写作。
对于所有这些机构和人物提供的支持，我感激不尽。
在修改的关键时刻，哥伦比亚大学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仔细阅读了初稿。他提出了很多精辟建议，对于书稿的出版颇有帮助。作为责任编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玛利尔·贝尔（Muriel Bell）女士以热情支持和编辑建议的方式伴随我走过了写作的最后阶段。
对于我的父母，景瑞银和李蕴璞，我致以特殊的敬意，尤其要感谢父母对我的信念。我将最深切的感激给予我的妻子毛珍妮，因为她扩延了我对人类同情的心灵边界。
特别需要感谢的其他人包括苏阳、王亚雄、王卫民、杨念群、王甘、那红、吴江七名同事和朋友；我在甘肃的研究得到了这些朋友和同事的直接支持。
我最应鸣谢的人们当属甘肃省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的干部和老百姓。大川人的合作使我顺利完成田野调查。在此尤其要感谢孔庆达、孔庆培、孔繁荣、孔祥信、孔祥贤、孔令瑞、孔令述、孔繁钧、孔繁恩、孔祥彦、孔祥国、孔祥兰、孔维科、孔令玉、孔焕德、孔繁苗以及当时的村干部对我的照顾。这些人，还有大川的其他村民，才是本书实至名归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