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会遇到比较特殊的挑战。中国文化绵延几万里，上下几千年。“在儒家思想传统、佛、老影响下的艺术、诗词、宗教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政治理论、伦理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的结合。”
中国文化延续不断的一个关键因素即维持知识传播的复杂，与其体系之庞大。任何一个有素养的中国人不仅需要记住与过去有关的大量信息，而且要基于有关过去的认识建构道德理性。在中华帝国时代，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功成名就的人们来说，记诵古书的技巧相当关键。
在当代中国，特别城市里那些想在高度竞争化的教育体制中成功的有志青年，记诵能力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应试教育一定要求人们从小学阶段开始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将王朝断代、历史人物、英文语法、数学公式、古诗佳句等知识内化成为升学的台阶。
在中国农村，人们对过去的事与物之精确追忆同样重要。这是因为地方史与家族认同紧密连接。在这些群体中，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口述方式、文献或其他媒介了解自己的过去，因而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必然受到影响。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即祖先崇拜——“中国人的实质性宗教”。
祖先崇拜依靠家族叙述、祭献仪式和续修家谱，激发了人们对死者的记忆，使每代人想起自己的身份与义务。其他的公众纪念行为，比如村落之间的龙舟赛、展示地方文化的庙会或使用方言演出的社戏，在广大农村使群体身份认同变得高度情感化。
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记忆有一个特殊的困难，即“社会工程师”不断使用各种方式试图左右人们的追忆与遗忘。
虽然时过境迁，中国政治文化仍然在几个层次上对社会记忆保持着严密控制。在档案管理方面，这种控制采取了限制接近某些历史文件的方式。在大众传媒和公众教育方面，记忆控制通过内容审查、标语口号、撰写或重写的历史课本完成。在更私人的层面上，敢于直言历史真相的人们必须勇于面对恐吓或惩罚。某些所谓的学术规定或词语限定无非是针对社会记忆施加监控的伪装。
尽管如此，很多研究可以完成。我们尤其需要自下而上的个案研究，将草根社会针对记忆控制的反应与行动纳入严肃的研究视野。
另外一个迫切的需要是把对社会记忆研究与共和国的历史经历联系在一起。格拉里·拉夫对四川农村的研究说明，市场经济的兴起为村镇里那些能够成功适应毛后改革的干部提供了新的机会。他认为，自从集体化农业结束之后，很多基层干部发现他们的权力在削弱，最后他们的领导职位形同虚设，再也收不到税，再也不能调停纠纷，也无法有效执行国家交给他们的行政职责。但另外一些人却不同，他们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使自己在当地人民中成为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与上级领导和大老板们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此外，一部分体制外的城乡居民由于巧妙地把自己描画成社区利益的代言人而平步青云。
阎云翔也曾勾画出在政治动荡过程中穷通无常的戏剧性变化。他指出，在五十年代初，很多穷苦农民在土改中成为政治积极分子，因而对于那些被划为“剥削阶级”的村民拥有了统治权。有些积极分子成为村干部后来又被更有文化或更有权力欲的竞争者所取代，同样遭受屈辱。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始后，一部分以前的村干部从权力顶峰跌下。同时，有些原来被划为剥削阶级成员的人迅速富裕起来，甚至有了政治影响力。由于这些变化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发生，我们有理由认为，有关大集体的记忆可能冲突，甚至有杀伤力。
最近出现的很多田野志研究证明，记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但涉及个人经历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中国公民的政治态度。这些研究表明，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价值观急剧变化之中，人们面对着更新的观念及更广的社会联系。其结果之一是人们有关毛泽东时期的记忆被重塑，被注入新的意义，同时被新的参照系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