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人是如何回忆那些年的政治迫害经历呢？村民从这些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教训？我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试图用表格方式将1949—1976年期间发生的政治运动在当地引发的重大事件罗列整理。在县档案馆文献收集的基础上，我希望利用访谈资料形成一部相对完整的大川口述史。然而，实现这一愿望的艰巨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虽然访谈填补了很多官方文件中的空白点，但口述材料充斥着回避、沉默或掩饰。村中政治史的口碑叙述实在零零碎碎，甚至令人失望。村中被访者很不愿谈文革之前的政治运动，因为人们知道，土地改革、镇反、反封建特权、乃至“大跃进”，依然属于历史批判的禁区，依然在官方话语中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步骤。在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中，官方史学只允许对文革的否定。所以在访谈中，“文革”前受迫害的人们常常使用“清白证明策略”，说自己是被错误地划为“坏分子”，但不质疑迫害的前提。有些人则认为自己被诬陷。另外有些人抱怨说，他们其实只有少量土地，但却被错划为地主。一个村民详细地叙述了他家五代人的地产变化，试图向我说明他的父亲确确实实是被错误地划为“上中农”成分。
解释完这些之后，被访人会讲述遭受迫害的细节，但仍然不会讨论迫害的发生是否应该的问题。对政治迫害的否定仅仅局限于灾难是否应该轮到自己头上。总之，针对地主富农、宗教头目、国民党残余人员的政治运动在应该的范畴，但由于种种技术错误，自己被无端地纳入被斗争的对象。我试图从纯个人经历的视角考察大川政治史之尝试以失败告终。
在村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感到我的被访人觉得，我作为一个外人，特别是一个城市来的学者，喜欢听他们讲述激进社会主义村庄生活，这很奇怪。此外，很多人认为外人不可能理解当地事件的复杂性。并且，他们显然害怕他们给我的信息会被滥用，以致破坏他们和别人的关系。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放弃了直接访谈的方法，而是更加注意被访人叙述中的潜台词。我所谓的潜台词，指散乱无章的只言片语、但有说明力的间接证据，或无意讲出的观点以及私下的闲聊。一旦我将这些用参与观察得来的材料拼凑在一起，口碑叙述中杂乱无章的内容顿然有序，可以作为辨别真相的依据。试以新修孔庙大成殿内的灵牌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