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代理学的伊沛霞认为，基于继嗣群体的族谱之出现源于一部分士人的政治野心。这是由于士大夫阶层企图“改变亲属关系实践”，将宗族组织作为自己的社会依托之一。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伊沛霞列举出了一系列潜心谱学的宋代知识分子。这些人对修谱的道德与体例诠释“为宗族组织在以后几百年的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希姆斯遵循同样的理路指出，即使对于那些从前未有过宗族的人们来说，编修族谱也会具有政治意义。“修谱也许往往伴随着将一群人变为一个实惠共享群体的努力”。
我们可以进一步阐明，修谱的潜在功能在于创造原来根本不存在的继嗣群体或巩固原来人际关系极为松散的宗族组织。虽然公开宣称的继嗣起源并不总能创造真正的宗亲纽带，而一旦寻根问祖的好处可以落到实处，追溯族源即可与建构社会网络的努力结合到一起。
艾伯哈特及麦斯基尔也从历史角度出发，强调中国族谱之“追溯性建构”。这就是说，很多宗族或大家族的谱牒之所以不断修改是为了与更有势力的宗亲结盟，以加强家族的统一性、获得某些特权、或从官僚体系中寻求庇护。
当然并不是所有继嗣群体都卷入族谱修编之中。最大的可能性是仅仅一小部分有实力的家族频繁修谱。特别在长江下游地区，修谱之举在解放之前大大受益于商业之发达及人文之荟萃。
拥有大型族谱的家族一般要靠本族的士大夫作为编写者，可以依据文人的文本知识或历史想象力攀附某一显赫祖先。正是基于这一点，萧公权认为族谱之编撰当属“一种士绅制度”。
相比之下，实力平庸的家族缺乏世代久远的族谱。
就中国族谱的总体社会意涵而言，莫里斯·佛里得曼的评述最为中肯。早在1966年，他就开始倡导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宗族文字材料。佛里得曼指出，研究过这类材料的少数几人一般倾向将之作为人口学、组织学或个人传记性资料。而族谱的意义远不只是如此。他特别指出，“作为有关宗族起源及人际关系的一系列注释，族谱如同一部宪章、一幅坐标图，一块镶嵌广泛社会组织的框架、一种政治性宣言、一张指导人们行动的蓝图，因而属于值得人类学家研究的一个极好题目”。
屈佑天在最近发表的研究也将中国人的族谱视为一种政治性宣言。他认为，人类学家也许低估了修谱的社会凝聚力。他将族谱编辑解释成为一种蕴含政治策略的“心理态度结构”。
换一种说法讲，作为一种操纵历史的巧妙艺术，修谱大业之终极目的是为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考虑服务。
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我将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考察孔家人对族谱的运用。这一考察集中于两个事件：第一个是大川人对三十年代曲阜修谱的反应；第二个是族谱记载与1991年大川庙管编纂的仪式书的关系。这一讨论的基本假设是族谱作为建立历史感的工具直接服务于政治联盟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