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到大川的那份谱牒于1930年开始编辑，在1937年印行，基础是大川孔氏整理的一份地方记录，当时，曲阜孔氏为修总谱倡议各地孔氏提供族谱。各地的谱牒整理都必须遵循孔子后人的行辈字派。所以大川四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孔姓人负责为只有小名的孔氏起大名。
前文已述，伊沛霞、屈佑天等学者认为，族谱可以成为团结族人的有力工具。大川对曲阜续修族谱计划的回应正好支持了这个结论。为了满足曲阜孔氏对外地孔氏的编谱要求，大川孔氏中有文化、有权力，也许还有一些有钱的人们，开始实行这项计划。续修族谱对于族中的普通成员来说也相当重大。按照行辈字派取名的决定划定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将孔氏人家的精英与一般成员联合到一起。那些只有乳名的人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读过书。
因之，修谱活动为居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孔家人提供建立共有认同的机会。虽然大名并没有改变社会等级结构的力量，但对于穷苦而不识字的人们来说，得到一个大名确实是一段值得纪念的经历。被纳入合族修谱的巨大工程，甚至造成一种人人平等的假象。这种假象虽然短暂，但确实具有聚合人心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大川对曲阜的修谱倡议的回应。修编谱牒使得永靖孔氏与曲阜孔氏族老会建立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联系。
曲阜与永靖的沟通通过孔庆惠完成。这位兰州商人曾两次到曲阜求访族谱。根据他对两次曲阜之行的回忆，他在1930年接到了孔氏合族修谱的通知。永靖孔氏补修的谱牒由孔庆惠邀请兰州学者按照曲阜规定的体例加以修改。他回忆说，1935年，曲阜孔氏族老通知甘肃孔氏派代表到曲阜列席修谱会议。这次集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孔庆惠在他的回忆录里遗憾地说，生意上的事使他无法参加这个会。这说明也许他曾经收到过曲阜的邀请信。两年之后，他到了曲阜，但没能得到族谱。1948年，他第二次到曲阜，得到了一份族谱。族谱被带到兰州时，孔家有二十二个头面人物前去“迎谱”。他们在兰州为孔庆惠大摆宴席，然后拍了很多照片。后来，孔庆惠在出版的回忆录专门提到了这次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