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族谱在几十年前修撰，有些内容已过时，但人们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其慎重之程度好像族谱具有一种内在的神圣特质。贝克尔（Hugh Baker）谈到他在台湾一个村庄中的所见，说，好象人们相信，祖先的名字在哪里写下来，他就在哪里。这也许是因为，在中国，写下的字有一种神性。“我想让他们允许我把深水寥史的族谱抄下来，一位老人说：‘我不知道祖先是不是愿意到伦敦去。’他显然是不愿让我把他们的祖先抄下来带走。”
如前所述，大川的老人们在打开族谱或神主图时，需先叩头，后净手，摆油灯，燃香烛。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族谱在不久之前仍然属于被毁坏的对象。一项在1991年完成的社会学调查披露，在十个沿海农村以及五个内地农村中，有十二个村落在解放前编修过族谱，其中最大的族谱涵盖二十代人。但这些族谱除一部幸免于难外，其余均在五六十年代被毁。
最诱人同时也颇有问题的解释是族谱记载的某些当地社会生活信息过于敏感，不能让外人看到。最近有四项研究考察了中国解放前三十多个大家族保存的族谱，表明人们确实努力使族谱变得很神秘。一个较极端的方法是，一旦新谱修成，就把旧谱毁掉。最常用的方法是密封、编号和密藏。族里指定可信赖的保管者，一旦族谱被毁或落入外人手里，就要施以严厉惩罚。
这是因为族谱在宗族组织发展过程中作为民间法依据而存在。
在关于中国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理论中，学者们常常将家族定义为拥有共同财产及广泛血缘网络的继嗣群体。
共同拥有的地产被人类学将视为“家族的核心内容”。学者们因而把家族首先当做以财产为核心的社会组织。
一个人能否得到族田的收入或是否可以享受共有财产的经营累积而成的族资，在于他的名字是否列入族谱。这要求那些管理家族财产账务的人们同时具有谱学知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族谱成为了学者们研究解放前中国大陆、当代香港或台湾社会宗族共有财产和家族基金的主要文献依据。
孔宪敏在1905编撰的族谱或孔令述在1989年试图补修的族谱记载着包含经济信息的内容，但所有内容早已时过境迁，只有历史意义。与当今财产分配问题没什么直接关系。大川的庙管们确实能够控制孔庙所在的院子。这是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共有场所。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没有可以控制的土地。大川的鱼塘的确是以股份形式作为村民的共有财产。但庙管无权过问鱼塘分红。分田到户后，鱼塘是大川最重要的集体财产，但由村干部负责分红。
倘若不再有财产或账目意义，那么族谱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参考孔迈隆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得出一个较有深度的回答。他首先回顾了学者们基于台湾或香港的田野调查材料撰写的众多著作，将这些研究的视角与更早的华南宗族研究加以比较。他指出，这些针对南方地区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要以数量可观的共有财产对中国家族组织加以定义才会有分析价值。这些财产包括祖堂、族田或家族企业。如果按照以财产为中心的分析逻辑，任何一个宗族的富有者必定有显赫的身份，同时必定在意识形态与社会行动层面牢牢控制着各自所属的宗族组织。但根据华北田野调查材料，孔迈隆提出，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应该重新思考、甚至反思基于华南经验的宗族组织理论。为此，他提出一个维系“亲属关系的固定世系模式”。M。Cohen，1990年，第509—534页。这就是说，中国宗族组织中的亲属纽带是否起作用要看父系祖先们的行辈。换而言之，宗族组织的统一性取决于人们在仪式意义上对大宗户的认同，而大宗户则代表着某一共同祖先留下的一系列子孙血脉。用更为简明扼要的说法表示，一个宗族可以没有很多的共同财产，甚至可以没有堂堂正正的祖祠，但宗族组织仍然可以形成，前提是大家承认拥有一位共同的祖先，同时小宗户要通过扫墓仪式及家谱编写过程承认大宗户的世系为大。
让我们回到大川的宗族组织问题。在经历了激进社会主义之后，大川村以及周边孔姓村所拥有的宗族体系已经没有共有财产，但仍然保持组织的统一性，原因正在于孔迈隆所说“亲属关系的固定世系模式”。更具体地讲，在永靖的23个孔姓村中，大川占据着领导位置，这不是因为大川具有什么经济优势，而是因为大川在两个历史层面所具有“世系继承”惯例。首先，永靖孔氏的四位本地祖先在大川定居。这就是说，在永靖分为四门的孔氏都要在世系认同过程中回溯到大川村。在今天的大川，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代表本地孔氏所有四门的家户，而在其他的孔姓村却不能。第二，四位来川世祖死后葬在大川。因为他们的坟茔安在大川，分为四门的永靖孔氏在过去会定期到大川扫墓。如前所述，在墓前仪式之后，四门人就要到大川的大成殿参加合族祭祖仪式。老坟的被毁使大川失去了可以聚合四门族人参加扫墓的号召力，但大川仍然为永靖孔氏视为“老庄”。这一历史地位使得大川的孔家人可以对外宣布，重建的大川孔庙服务于孔姓四门所有人，因而属于永靖孔氏共有的祭祖空间。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距离大川村不远的小川村在1992年也修建了一座孔庙。但由于世系继承的惯例，掌管大川孔庙的庙管们在小川的孔庙落成仪式中照样扮演着主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