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庙会在哪些地方符合中国庙宇崇拜与公共宴席的一般性著述？较普遍的看法基于较早的对中国的研究和近来对港台的田野研究。有一种观点认为，纪念非祖先神祇的庙宇活动是一种包容性体系，以一种集体符号的力量超越经济利益、阶级地位或社会背景的不同，从而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人们挤压进一个共有的社区。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祖先崇拜包括的吃席与分食属于强化对内部团结的仪式性展示，因而作为排除外人的一套体系而存在。
这些观点都不能完全适用于孔家人组织的庙会。一方面，参加此次庙会的人们对仪式的意义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此次庙会将祭祖与祭神结合。庙会的组织者的确试图利用时间和空间的划分对这两类不同的祭祀加以区别，但并不成功。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这次庙会的意义在于社会记忆与仪式象征符号的交叉。虽然学者们针对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所做出的区分十分必要，但我们不能墨守成规，而需要有想象力。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到屋外祭坛那里的一片混乱景象。
当那个唱秦腔女人被训斥为搞“迷信”活动并被组织者派人带走时，很多客人显得极为不高兴。旁观者都清楚，唱曲悦神在庙宇活动中完全正当。所以这个事件表明两种观点冲突。
孔家人和甘肃其他的农民一样，也愿意一边听曲，一边祭祀地方神祇。事实上，小川孔家庙会的主祭中有两人在年轻时是业余戏曲演员。其中一个还曾是个著名的旦角，对秦腔有近乎痴迷的热爱。但这些主祭认为，在祭祖期间唱戏，实在是颇不相宜。虽然他们早已公开宣称，这个庙会不再只是孔家人的聚会，但组织者和主祭心里还是认为，这首先是孔家的祭祖仪式。所以，一位司祭私下说，唱戏“太欢快了”，不符合孔子说的祭祖要“临之以庄”的训诫。但这并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祖先不能像别的神祇一样欣赏戏曲。
孔家人害怕在祭祖过程中唱戏的渊源可追溯到四十年代初一次不幸经历。据村里几位老人说，那时候小川有个人离开家乡去做生意，在一年秋天的大丰收后，他回到家乡。这个生意人为了庆祝丰收，自己出钱请了一个专业戏班子在小川孔庙内表演。针对这个计划，村里的领袖们分成了两派。反对的人坚持认为，孔庙是个祭祖的庄严所在，不是唱戏的舞台，唱戏的时候总是有插科打诨、男女杂沓，是不合适的。这一观点更因人们对那个富人的不满加剧了。那家伙就好像全村的老板一样，还要用唱戏来当众显示他的富有和慷慨。
虽然有这些反对意见，戏还是在庙里唱了。就在唱戏之后不久，小川、大川以及附近的几个村子都遭到了严重的旱灾——其实，在甘肃的这一带，这是经常的事，但人们这次却把灾难归罪于那次有争议的唱戏。1992年小川庙会的组织者和主祭看到个别女人居然唱戏，马上就想起了发生在四十年代的“天谴”。但很多人（也许是大多数）并不知道几十年前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些外人、近亲、杂姓村民、年轻人、其他家族的老太太、孔家的中年媳妇怎会搞懂为什么一个人仅仅因为唱了几句戏就被赶出。在旁观者看来，在神圣场所唱戏没什么不可以。尤其在西北地区，唱戏恰恰是敬仰神祇的一个重要方式。我在甘肃参观过四个朝圣地，尤其注意到中老年女人经常在逛庙的时候唱戏。所用词句取自各类劝善书，其中有很多韵文，告诉人们要敬神修善，尤其强调业报，祈求在来世过好的生活。另外，专门请人唱大戏悦神也十分普遍。例如，我曾于1991年在宁夏固原县参加过一次庙会。其组织者居然请来一个大型国有剧团整整唱了三天秦腔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朝圣者。秦腔大概是甘肃和宁夏最流行的舞台戏。根据日本学者Tanaka Issei的研究（1981，1985），秦腔通过商业传到西北，尤其通过了庙会期间当地和来访的生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