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解构主义”因素的出现，据笔者的研究视野，应是始自1980年王蒙的一篇小说《蝴蝶》——这是一个“孤独的个例”，因为在这个年份，它显得太突兀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它包含了太多的敏感而丰富的解构主义的语言意识，超越了这个年代所有“知识的可能”。因为这个年代不要说解构主义，就是一般的西方近代思想理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所以我相信王蒙是靠了自己思想的敏锐，其特有的幽默，其对“文革”年代试图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深度反思的自觉，不经意地“撞上了福柯和德里达”。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还有一个颇给我们启发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奇迹”实际上不是根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而是根源于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思想，很显然，《蝴蝶》在深层含义上是借取了《庄子·齐物论》中道家哲学的神韵，“庄生晓梦迷蝴蝶”，是我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我？这个“存在的追问”在王蒙这里演化成了一个人对“词语——命运（存在，‘我’）”的哲学考察，从而充满了“恍兮惚兮”意境与疑问，并且敏感地触及了当代语言政治与语言暴力的关系这样的问题。这也再一次表明，解构主义有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与思想传统。
列举这篇小说中对语言的自觉自省之处，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例证。
一是词语“决定”存在。小说主人公张思远在经历了几度人生的沉浮之后，发现自己命运的变迁最终不过是几个词语的变化。他因此发出了这样的追问——
……那个坐着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这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
语言主宰了人的命运，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存。并且，语言还会大于和先于存在：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张思远亲眼看见人被预先安排好的词语符号“击中”，词语想让谁一夜之间完蛋，总是具有魔术般的灵验，“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和可畏的力量……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主变成患麻风病的乞丐的法术”。
其次是政治话语对人性的统治与遮蔽。张思远复职做了副部长后，要把远在山乡的他深爱着的秋文接来，但却觉得无法向部长交代，请个假都觉得很难找一个理由，他只能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情感的侮辱……”这里，王蒙的语言意识似乎也受到感染，更加清醒和汹涌澎湃起来，他要尽情发挥，把语言的问题放大。
再一个是“语言即权力”。这一点甚至是令人震惊的，王蒙几乎就要说出这句话了——尽管他那时还根本不可能知道米歇尔·福科为何许人。如果要界定当代中国文学中“解构主义”意识的出现，这大概要算一个标志了。刚刚解放时的张思远，单是靠一套革命的暴力的宏伟词语，就能够所向披靡，几乎无所不能，“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权力与语言互相依存转化的绝妙的例子，真是奇妙极了：
……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级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赌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对着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很明显，“动词”在这里具有极不寻常的力量，它本身突然变成了“革命话语”的主要构成因素，动词意味着改变“旧”的，换成“新”的，动词意味着物质的归属权的变换，动词意味着暴力的实施，对人们语言与意识的清洗与改变，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群群动词在运行，谁掌握了这些词语的支配权，谁就拥有了无穷的力量；反过来，谁拥有了武力上的强势，谁也就掌握了这些词语的使用权。这真是奇妙的道理。对于张思远来说，他的“革命者”的身份，和他对动词的支配权力是在一个互相促动的关系中展开的。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一段话，“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用了一套宏伟的巨型词语，一套充满暧昧的动作性的词语便俘获了少女海云的爱情。真是含义无穷。
这也提醒我们，为什么后来在当代文学和日常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词语的泛黄色化转喻”——也就是每一个原来具有“红色”含义的动词，都被恶意地误读成了“黄色”语汇，从而也就被解构了其原来的含义。比如说这里的“我们要……”，接着就进来了这位“大姑娘”，她就别无选择地成了说话人的妻子，其中的性含义不言而喻。
再一点是红色修辞的虚构性，以及词语的“能指”被无限夸大的状态。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是如何产生的？是通过语言——红色修辞与宏大能指的幻象重复造成的。这情景有如宗教活动中的“唱经”，神圣的语境已经设定。小说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张思远要前来演讲，海云便带领众多的青年，用宏伟的革命歌声事先已经为张思远的出场做好气氛的准备。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其中的歌词大约是“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呀呼咳咳依呼呀咳，咳咳！咳咳！呀呼咳咳依呼呀咳……”注意，这里的“呀呼咳咳依呼呀咳”之类，本来都是“无意义的音节”，它们连一般的装饰意义都谈不上，但大家想一想，那么多人分了许多声部，一起交响混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容置疑和反对的“和声”，就成了一种“群众的力量”，同时它也为政治权力的出场做了铺垫，这一切就像我们在许多场合下所见到的虚构的掌声一样。
在一片幸福与胜利的神话氛围中，“神”出场了。他的“演讲”显然是宏伟词语的能指外壳在神话语境中的华丽表演，他说——
共青团员们：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掌声]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掌声]……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又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要追问一下：谁将是这没有具体主体的“主人”？“你们”是谁，是哪一个？张思远靠着这一切由虚拟的修辞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在这同样属于虚构的掌声里，使自己得到了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功和满足。他自己整个地已经“工作”并置身于这种由词语造成的“红色宏伟幻象”之中，因此，当他的妻子海云痛失了刚刚出生的孩子之时，他不感到有一丝的自责，反倒用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来批评妻子的软弱：“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千上百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这真是典型的文过饰非。他没有搞明白，难道共产党员就应该对自己耽搁了病情而死亡的儿子无动于衷吗？难道儿子的死，相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儿童的死，一定是某种必要和必然的代价吗？然而，沉醉和迷恋于这种语言幻象的张思远却习惯性地作出了这种推论。
再后来是各种“能指的滑移游戏”。随着这种虚拟的宏伟话语在精神上带给人厌倦和疲惫，它也就慢慢地蜕变成了游戏。王蒙对这一点也有精妙的体验，比如“左派”们对喝酒时的“拳经”的戏仿式改造：“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这简直也是对革命文化的解构了，这么严肃的政治话语被他们拿到了喝酒游戏中来戏用，表面上看是对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尊重，实际上则包含了潜意识中的游戏意味。甚至，连作者王蒙本人的叙述也在这种活跃的语言意识中受到了激发，变得飘忽、滑动、戏谑和膨胀：“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条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四个词语的能指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它们却可以同时指向一个被喻体，一个所指。它再次强烈地暗示着作家的一个荒诞的体验：语言就是对现实的虚构、扭曲、粉碎和戏耍，语言本身充满了暴力和不确定性，叙述本身是游移的、飘忽的和可疑的。
这样的例证在作品中还可以找出很多。小说中写到，“文革”结束后，一首弥漫在大街小巷里的来自台湾歌星邓丽君的软绵绵的“靡靡之音”的歌曲，很快就占据了时代的空间，悄悄地逼退了原来的那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完全是“无聊”的、颓废的、消磨意志的、空洞乏味的、荒唐的和无意义的句子，可就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瓦解力量？曾几何时那些坚硬的、革命的意志为什么这样经不起它的诱惑？事情怎么会这样简单？简直匪夷所思。一首听起来毫无意义的歌曲，竟成了一个时代消失、另一个时代来临的标志。可见语言和所谓“时代”是互相诞生的。
《蝴蝶》显然是一篇关于历史所留下的陈迹的思考。那些积淀和镌刻在当代文化和人们心理中的语言记忆，在这篇小说中被复活、被渲染和展示了出来。这种已然成为旧迹的语言，它对现实仍然存在着强大影响力，它在潜意识中对人的思想的支配仍然是强烈的，因此对它的反思也就显得更重要了。我当然还不能说它是一个自觉的“解构主义”作品，但它强烈的语言自觉意识与历史反思能力，使这个小说具有了类似的文化意义与美学力量。
与王蒙的小说具有相类似倾向的作品，在1980年代初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许是限于笔者阅读的视阈，即使是在1985年，如果仅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也只能找到个别的作品例证，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石匠对着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太阳”说的那番话，有一点游戏旧式红色主流话语的味道；王安忆的《小鲍庄》中给那个特别封闭的山村里的孩子们的取名方式（文化子、建设子、社会子等），也有些反讽意味。除此之外就是王蒙自己了，他在他1985年前后的小说如《冬天的话题》、《来劲》、《选择的历程》等，都充满了对语言的“施暴”和对宏伟词语、包括对政治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双重游戏的倾向。但王蒙的局限在于，他的语言意识似乎有着某种不足——即过分强化了叙事主体的兴趣和理念，几乎变成了他自己的某种“语言表演”，而不是侧重于历史情境中的人物的语言活动。虽然有的作品中的这类表演很有着某种与解构主义接近的表征，像《来劲》中的一些句子：“……你可以将我们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但这同他在《蝴蝶》中所表现出的语言方面的卓越意识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看起来，他这里是刻意夸张地对汉语中字音与字义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一种“实验”写作，并且也试图借此对中国文化中的某些“亦此亦彼”的模棱两可的因素进行讥讽，但他还是没有从神髓上抓住当代社会特别敏感的情境，没有将对语言的敏感和处理，深入到历史与政治情境的核心处——王朔比之王蒙之所以有一些进步，主要是在这方面。
另外的一些作品，虽然其主题意识也具有某种对宏伟事物或形而上学的解构作用，如被称做“荒诞派”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但是这些作品在语言的层面上几乎还没有什么自觉的成分，对观念的嘲弄和瓦解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而不是语言来完成的，因而就不能看做真正具有解构主义力量的叙事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