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一，朱高煦在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痛斥仁宗违反洪武、永乐的旧体制，并指出夏原吉等是奸臣，想重演“靖难”那一幕。
朱瞻基直到这时候才宣布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大学士杨荣在与群臣计议时，提出了反对意见。
“皇上记不记得李景隆事件？”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20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对这种事，陛下没必要亲自征伐，但这次是例外，你应该亲自上阵，以平事态。”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以前的事情要借鉴，绝对不可以忘记。”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我昨天见了众将领，您可以随时下命令，官兵精神充足，可以说，有夺人之心也。”
20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杨荣和夏原吉都是亲身经历者。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但他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只希望万无一失。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
朱瞻基终于在文臣们的劝说下，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当然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高煦的失败告终的。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瞻基亲征朱高煦，行军十天就到达朱高煦的家门口乐安城。朱高煦的消息很不准确，见到朱瞻基之前，他一直认为征讨主帅是薛禄。看到中央军被皇帝亲征鼓舞得斗志昂扬后，朱高煦就胆怯了，连发布命令的声音都是颤抖的。首领胆小如鼠，兵将们见了之后，连抵抗中央军的勇气都没了。
见敌军毫无斗志，只是惧于朱高煦的淫威才不得不守城，朱瞻基也不想多造杀孽。中央军调动神机营，出动火铳队和弓箭队，一排排的子弹和飞箭纷纷射向守城军士，威慑力非常大。攻势太猛了，守城军士被吓得魂都没了，纷纷逃离岗位。
紧接着，朱瞻基就打心理战。他命弓箭队将敕令射入安乐城，告诉敌军，此次征讨的目的只在惩罚朱高煦，其他人员如果及时醒悟，弃暗投明，中央军不会追究。另外，朱瞻基还特别强调，如果生擒或者斩杀朱高煦，中央军会重重赏赐。本就毫无斗志的叛军读到这个敕令后，不仅毫无斗志，甚至想造朱高煦的反。尤其是朱高煦的近卫兵，时时都伸手捏着他们的刀，恨不能一刀砍了朱高煦。
眼见军队就要发生叛变了，朱高煦不知怎么想的，突然派人出城告诉朱瞻基，他愿意投降。条件是给他一晚上的时间，他要向他的妻子儿女告别。能够和平解决问题最好，朱瞻基答应给朱高煦一个晚上。
第二天，太阳还没升起，朱高煦就想打开城门投降。突然，叛军大将王斌一把拉住朱高煦，他告诉朱高煦，作为军人，战死光荣，投降耻辱。朱高煦突然豪气大作，表示宁可战死，绝不投降。
召集起叛军，朱高煦往高处一战，发表了一通惊天地、泣鬼神的誓与安乐城生死共存的豪言壮语。本来毫无斗志，甚至想杀了朱高煦去领赏的士兵们听了这一番演说后，也激情澎湃，势如怒潮。
两军对峙，就要喊打的时候，叛军突然发现，朱高煦不见了。主将不见，叛军很惊慌，四处找寻。找来找去，整个安乐城都翻遍了，就差没掘地三尺，还是没见朱高煦。叛军将领死都想不到，发表完演说后，朱高煦不知怎么想的，偷偷溜出安乐城，向中央军投降去了。
在造反这出闹剧里，朱高煦连主角都不是，压根儿是一个逗人发笑的丑角。还在行军途中，朱瞻基就算定了，朱高煦一定舍死守安乐城，等中央军攻打。关键问题是，朱高煦只有那么一点点人马，怎么对抗朝廷的几十万大军？朱高煦不仅坐以待毙，甚至打都没打就投降了，真是一个十足的小丑。与他老父亲朱棣相比，朱高煦简直一无是处。
按照惯例，为了体现皇帝的权威，朱高煦投降后，中央要派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大骂他一顿。朱瞻基是一个很懂文艺的青年，也有修养。“宣德帝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他就将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对接到任务的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的任务交给一个名叫于谦的人。
仗着皇帝撑腰，于谦尽情发挥大豪才的利口，视昔日位高权重的朱高煦亲王如无物。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语似寒风，吹得朱高煦瑟瑟发抖。史料记载，于谦骂得有条有理，逻辑性又强，嗓门又洪亮。朱高煦经受不住摧残，耷拉着的头越垂越低，最后直接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
骂人工作都干得这么出色，可以说是千古一绝，朱瞻基很赏识于谦，升他为巡按，派遣到江西工作。朱瞻基是体惜农民的人，他先派遣于谦到江西锻炼，就是希望于谦做一个好官。后来的事实证明，于谦不仅是一个人才，还是一个好官。
被大骂一通后，朱高煦就在西安门的牢房里过起安安稳稳的生活。虽然有点儿不自由，总比被杀头好。朱瞻基像他父亲一样厚道，没采纳大臣们的杀朱高煦以儆效尤的建议。朱瞻基是这么想的，无论知何，血浓于水，只要朱高煦不再犯事，过去的一切都可以原谅。
一天，朱瞻基想念叔叔，就到西安门去看望。两人见面后，不知道朱高煦突然犯什么毛病，猝然玩一个勾脚，把朱瞻基重重地摔了一下。皇帝被暗算，还摔倒了，够丢人。为了给朱高煦一个小小的惩罚，也算是警告，朱瞻基命人找来一口三百余斤的大铜缸，将朱高煦罩住。
也许朱高煦觉得大牢里的生活太无聊了，不弄出一点儿好笑的事来不行。被大铜缸盖住后，他竟然使出全身力气，将缸给撑起来了。不仅如此，撑着铜缸的朱高煦很有精神，东撞撞，西撞撞，最后甚至转起圆圈圈来了。
看着朱高煦撑起大缸偏偏晃晃、东倒西歪地撞来撞去，朱瞻基都有点儿想笑。等到朱高煦越转越起劲，越转越精神，甚至转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圈儿后，朱瞻基再也忍受不住。他命人抱来干柴，外加一大堆煤炭压在铜缸顶。一个小小的星火，朱高煦的一生就此结束。
如果朱高煦不挑战皇帝的权威，他不会死得那么早。可惜，他不仅喜欢挑战权威，甚至非常爱在权威面前扮演小丑。他的造反，只是一出历史闹剧。除了逗人发笑和引人深思外，毫无作用。
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凯旋后，杨荣受到赏赐，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杨士奇得到了更多的信任及赏赐，而汉王朱高煦被彻底孤立了。
仁宗身边的那些有为的文官，最终聚集在朱瞻基的周围。这一年十月，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他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
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虽不包括李时勉，但他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得到了文臣的普遍赞扬。
四个月后，在文华殿有五人得到了赏赐。他们是夏原吉、蹇义、杨荣、杨士奇、胡（荧）。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荧）“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个经过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集团，是十分难得的。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荧）掌礼部。“宣德之治”的基础，在洪熙、宣德两朝朝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专制的强化，以及成祖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等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治理期间，无法彻底解决，这个艰巨的任务便落在了宣宗的肩膀上。财政困难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迁都、北征、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等，这些是资财大量花费的原因。随之而来的加大赋税，对生产造成更大破坏，社会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在仁宗继位后，便停止了。这些措施在开支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时皇位的威胁后，这些都是紧缩开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