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长城·秦始皇陵·明清皇陵
为有效地保护世界各国那些价值重大、绝无仅有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存，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会议，与会76国共同签署《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1987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从那时起直到2002年底，中国已经拥有28处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三。而在这28处世界遗产中有三个是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先秦或秦时期——它们是都江堰、长城和秦始皇陵。其中代表先秦科学技术典范的是都江堰。
都江堰
2000多年前，古人们修建了如此浩大的工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何选择在这里修建一个水利工程呢？
都江堰的修筑来自于一个偶然的机遇。
公元前四世纪末，大一统前夜的中国，正处于战国诸雄对峙，激烈兼并的大动荡之中。当时中国北方霸主秦国的君臣正在为统一中国进行一场历史上著名的辩论。
在众多攻战主张中，大将司马错提出建议：先攻战南面毗邻的蜀国，利用蜀国占据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江而下，吞并当时惟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楚国。
这个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的军事主张，成为这场辩论的结果。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军事策略后，在公元前316年举兵灭掉了蜀国。
公元前280年的秋天，秦灭蜀30年后，大将司马错在蜀国的首府成都齐集十万人马，以一万艘战船的浩荡之势，从岷江上游出发，顺水进入长江，南下东攻楚国，实践自己借岷江之势攻楚的军事思想。在夺取了楚国的商喻也就是今天的重庆涪陵之后，军队却因为粮草和兵马不能及时补充，在商喻陷入了瘫痪，无法继续深入楚国。这次战争的失败，暴露了秦国利用蜀国作为攻楚跳板的缺陷。因为当时训练士兵、打造兵器、征集军需物资，主要是在蜀国的中心成都。可是造船和启运却要在岷江上游进行，兵马从成都到岷江运输码头，至少要经过五十多公里的陆路行进。粮草从成都出发，也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劳工，经过沿途装卸的艰难才能到达码头。这样一来，就很难在作战中及时地补充兵员和物资。因此，把岷江改道使其经过成都的想法，在司马错伐楚之后开始酝酿。一项注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宏大工程，就这样在公元前三世纪群雄对峙、军事利益高于一切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运筹帷幄。
公元前272年，30岁的秦国人李冰，奉秦昭王之命，一路艰险来到蜀郡担任郡守。按照秦国的耕战文化和司马错的军事思想，这位青年郡守要把蜀地建成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基地。
上任后的李冰沿岷江而上，直抵岷江源头，行程七百多里，开始了水情勘察工作。怎样才能让岷江水持续而又稳定地经过成都，使航道畅通，同时又要在洪水季节控制水，不能危害平原的城市，修建一个引水和控水的工程，成为了李冰思考的重点。
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时间，在公元前270年，一部精妙的治水方案终于出炉。方案中提出，如果在蜀郡首府成都建立航道，必须先在岷江河道上建起一个既能引水又能防洪的水利工程。
发源于甘肃与四川交界处雪山的岷江，是长江最大最长的支流。千百条涓涓细流穿过峡谷，千回百转汇成江河，在千山万壑间奔腾而下，呼啸而出。一入平原就像脱缰野马、四处奔泄。那么，在岷江河道中哪一个位置设置工程，才能最佳地控制水的流量呢？这将会关系到工程的成败。经过考察，李冰选择了在山丘和平原的分界点上建造都江堰，以锁住岷江的咽喉。
这一年李冰率数万民工，在岷江河岸边开始动工。工人们用竹片编成笼，笼内塞满卵石，然后通过渡船运输到江心。用整整四年的时间，在岷江江心建起了酷似大鱼之嘴的分水堤。当江水流至鱼嘴时，自然分成了内外两江。其中内江为引水河，也就是岷江改道通往成都的工程。在这时，李冰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岷江水在座落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尖山前，戛然而止。这座大山成为内江流向成都平原的天然屏障。而尖山又是江水流入平原的必经之路。怎么样才能把水引入成都平原呢？
李冰决定开山辟水路。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那时还没有发明火药，也没有更多的先进工具。要把大山劈开，就只能依靠铁钎和石锤旷日持久的凿打。如果只用这种方法，凿开尖山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而秦国的统一大业却迫在眉睫。他想出了一个奇妙的方法，决定对岩石使用火烧水浇的方式：民工们先在尖山虎头岩岩面上架起大量木柴点火燃烧，一直烧到岩石发红，再用冰凉的江水，一瓢瓢泼向滚烫的石面。经过热胀冷缩，岩石崩裂疏松之后，民工们才腰系吊绳，登上虎头岩，挥锤凿打。这一来，便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
光阴荏苒，历经八年，尖山终于敞开胸怀。虎头岩的山体，分出了一条宽20米的水路。航道入水口的建成，使岷江水进入了平原。后人为了纪念李冰的奇思妙想，把这个入水口称为宝瓶口。从此，汩汩清流，从宝瓶口奔涌而出，永久性地灌溉着成都平原。公元前256年，历时14年之后，世界水利史上的惊世之作——都江堰建成竣工，开始了它对成都平原持续至今的影响。
此后在从成都出川的畅通水路上，浮满了船舶，岷江上游沿岸的木料顺水而下，运往成都制造战船，士兵和兵器都直接在成都集散。
公元前223年，秦国率百万大军从成都顺岷江而下进入长江，势如破竹，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秦。
为什么中国古人因为战争的需要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经历了二千多年，至今仍然能被现代人使用，工程中的设计有着何样的奥秘呢？李冰当时把都江堰工程的修建选择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依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都江堰工程的主体。都江堰工程又分为三大部分对水进行处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鱼嘴分水堤尾部的飞沙堰。面对滚滚而下的江水，首先由鱼嘴分水堤把江水分为内外两江，平时六成江水分入内江，以保证成都平原的航运灌溉，夏季洪水到来时则利用弯道动力学的自然规律，将六成以上的江水，汇入外江主流，而后汇入长江，以免成都平原遭受洪涝之灾。同时内江最终入口宝瓶口，如同约束狂野江水的瓶颈，控制着多余的江水无法进入成都平原。转由飞沙堰溢入外江，做到二次分洪。不仅如此，今天全世界水利工程都为之困扰的泥沙排放问题，已在都江堰工程中得到了最为精妙的处理。在鱼嘴分流的地方，内江处于凹地，外江处于凸地，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表层水流流向凹地，底层水流流向凸地。因此，随洪水而下的沙石大部分随底层水流流向外江。分沙之后，仍然有部分泥沙流向内江。这时，河道又利用江水直冲水底崖壁而产生的旋流冲力，再度将泥沙从河道侧面的飞沙堰排走。洪水越大，沙石的排除率越高，最高竟可达到98%。
都江堰建成后，李冰还定下了每年维修河道的制度。政府组织民工，每年利用枯水季节清理河床。清淤时必须要挖够深度，以什么深度为标准呢？李冰当时在宝瓶口前的河床底埋下了石马，每年掏滩只要看见石马，深度就够标准了。过深，内江进水量大，灌区会受到洪水威胁，过浅，内江进水量少，灌区会遭受旱灾。
到了明代石马又改成了更加坚固的卧铁。同时在岁修时还要调整飞沙堰的高度，确保飞沙堰即能排沙又能泄洪，这条“深掏滩低作堰”的治水经验历经千年至今还被奉为治水经典为人们所使用。千年沧桑之后，都江堰不仅没有衰退成为历史遗迹，发挥的效益还与日俱增。控灌的农田从秦汉时代的一百多万亩，增加到了今天的一千多万亩。由于它崇尚自然的治水思路，浓厚的东方哲学色彩，使它在漫长的时代里，已经与自然融为了一体，浑然天成，所以才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都江堰2000多年后在成都平原上依然发挥着它的效力，而同样始建于先秦时期的另一个世界遗产——长城却稍有不同。长城原始的军事防御功能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尘埃，而它绵亘万里横贯东西的雄姿，却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
万里长城
长城之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是因为长城本身承载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城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存在，而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要想真正地了解其中的内涵，就要从真正地了解长城开始。
客观地说，了解长城需要从长城的“长”来开始。长城的“长”主要包括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长城总长度的长；一个是修建长城所花费时间的长。
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二十多个朝代和众多的诸侯国修筑过长城，而且每个朝代和各诸侯国修筑长城的位置和长度都不一样。长城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修筑，但是由于当时诸侯林立，国境较小，所以一般小国的长城都只有几百里，一些大的诸侯国家的长城也不过三四千里。
万里长城的名字，首先是从秦始皇时期才开始有的。据司马迁《史记·蒙恬传》上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因此，当人们提到万里长城的时候，往往就会把它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起来，这也的确是事实。但这个长城并不是惟一的万里长城。
第二个拥有“万里长城”称号的是汉朝所修筑的，西起今天新疆，东至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第三个万里长城指的就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全长一万四千七百多里的长城。此外，还有金代的长城也将近万里。
如果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的总长度加起来，大约在十万里以上。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现在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是明代所修建的长城，所以一般人谈到万里长城，主要指的是明长城。所说长城的长度，也指的是明长城的长度。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的是，这条横亘东西，气势雄伟的明长城的长度和建筑工程量仅占我国全部长城总量的十分之一。
从修建长城的时间跨度来说，长城的长也能够得到充分体现。早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城墙和城堡相连接的军事防御工事。西周灭亡后，周平王迁都洛阳，建立了东周。这一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大肆扩充军队，相互征伐，争霸天下，史称战国。在当时，战车是两国交战的主要武器。兵强马壮的大国出征，往往会投入很多战车。面对驰骋而来的强大车阵，弱小的国家只能凭借城墙来保护自己。他们深挖壕沟或高垒城墙，使战车陷于无用之地。而依托城池作战的一方，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能以很少的兵力，在很长的时间里，抵御数倍，甚至数十倍敌人的进攻。同时，位于中国北方的秦、赵、燕等诸侯国，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也在各自的边疆修筑了城墙。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宣告结束，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始了。为了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设置郡县、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其他各种统一的制度以促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这些措施是巩固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而修筑万里长城则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所采取的一种政治军事措施。
到了汉代，北方匈奴的威胁更加严重。汉高祖刘邦曾因轻敌竟被匈奴大军四十万人围困在了今天山西大同的白登山，后来赠与匈奴钱物才得以解围，史称“白登之围”。文帝时，匈奴入侵，逼近长安。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一方面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一方面则积极修筑长城。
汉武帝不仅修缮秦长城，而且还新筑了长城。汉长城工程规模的宏大，更远在秦长城之上。汉武帝主要修筑了通过河西走廊的长城。汉武帝时期所修筑的河西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打通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是兴修长城的第三个高峰。明朝在灭掉元朝之后，原来的统治者蒙古贵族逃回旧地，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掠夺。后来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的扰掠，明代十分重视北方的防务。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就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对于攻打城池他曾经有过亲身的体会，当他已经取得天下的时候，为了巩固其统治，十分重视筑城设防的措施。早在朱元璋即将统一全国的时候，就采纳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高筑墙就是筑城设防备战之意。因此明朝不仅对全国各州府县的城墙都修筑得十分坚固，而且对长城的修筑工程更为浩大。在明朝统治的过程中，有二百七十多年差不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和巩固长城的防务。
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万里长城这个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修筑，又经秦始皇连成一气的伟大工程是直到明朝才真正完成的。
长城的设置本是为了防范漠北游牧民族的侵扰，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就会发现，曾经有无数次的游牧民族突破长城的防线南下，甚至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但是，无论长城外的游牧民族是匈奴、契丹、女真，还是蒙古和满人，当他们入主中原后，最终都会出现被汉民族所同化的结果。
历史上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侵并引起政权更移的有三次，第一次是两汉之后的“五胡乱华”；第二次是辽、金与两宋的对峙和元的统一；第三次是满族入关建立大清。
辽、金、元的建立者分别是契丹、女真和蒙古，他们均以游牧起家，但在同长城以南汉民族的冲突与交往之中，逐渐接受了汉民族的文化，融合到了汉文化之中，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局面。
第三次北方少数民族跨过长城入主中原，发生在明太祖朱元璋将蒙古势力赶到长城之外的三百年后。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再次越过长城，问鼎天下。
汉满民族长期杂处，文化交融不可避免。尽管清朝的统治者力图维护满族文化传统，并将满族文化置于汉文化之上，但满族文化仍然不可避免地被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到康熙末年，关外已经出现了满汉杂处，满人不能说满话的现象。到了晚清，能说满语，会写满文的满族人就更少了。
在历史上，我国许多民族的统治者都曾逐鹿中原，称霸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清帝康熙，这些著名的君主并非都是汉族。但是，当他们统治了全国或是中原之后，为了统治的巩固和生产生活的安宁，多数都要修筑长城。初步统计，除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家所修筑的长城不计之外，自秦始皇以后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九个主要朝代中，汉族统治朝代只有汉、隋、明三个，而其他兄弟民族统治的朝代修筑长城的则有六个。
长城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工事，修建的初衷是为了把不同的民族分隔开来，但是纵观中国的历史，长城从来就没有将不同的民族真正隔离开来，而是全景般地目睹了他们的融合，目睹了中华民族的诞生。
第一个将长城贯通万里的是秦始皇，第一个结束中国长期分裂状态、创建中央集权统一的也是秦始皇。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在他13岁刚登上王位时，就开始为自己营造世界上最大的陵寝。秦始皇陵埋藏着巨大的谜团等着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