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
“辞疑”
（1）私见：个人成见。（2）铲除：连根除去，消灭干净。（3）概行：一律施行。
“训义”
个人成见要全部去除，公众利益要全面提倡。
“修己以敬”是针对个人而言，一个人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是对自己的尊重，也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修己以安人”则说明，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但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还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和有修养的人住在一起是不容易发生矛盾的，因为他们懂得自律、懂得敬人、懂得宽容、对人有仁爱之心，而和缺乏修养的人则往往会因为一点小事而吵得天翻地覆。至于“修己以安百姓”，则是指政府管理者的事，我想与一般公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的政府官员如果都能有“修己以安百姓”的意识，自觉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言行，那实在是万民之福了。当然，仅仅做到像个君子还远远不能保证老百姓可以享受安乐，还必须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还必须能保障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钱门名爵”
钱林（公元1762-1828年），原名福林，字东生，一字志枚，号金粟，清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学士，再迁庶子，曾数次充任乡试正副主考官。
钱林自幼读书勤奋，博览经史，学问淹贯，以文章闻名于时。每当执笔构文，文不加点，一气呵成。阮元督学浙江时，钱林应试，阮元见其所作文章，深感惊异，誉之为浙江奇才。
钱林治学以历史研究为主，其对辽、金、元三朝兵制沿革的研究，可补正史之不足。在翰林院时，曾充任国史馆总纂官，对清代名臣言行，以及河漕、盐榷、仓储、平粜、海运、采买、赈灾、铜政、钱法、地丁、杂税等典章制度，无不深究细考。所著《文献征存录》，为研究清代历史重要参考书。钱林平生不喜交游，而专心治学，夜以继日，不分寒暑。卒年67岁。
钱林著作生前均来刊梓，其书稿于去世后由友人保存流传。传世者除《文献征存录》，还有《玉山草堂集》和《续集》。
“钱氏风流”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大兴年羹尧之狱，有两个浙江人因此受到牵连，一个为钱塘人汪景祺，另一个是武进人钱名世。
钱名世，字亮功，号絅庵，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侍读。史称他夙负文誉，当时名家王士祯爱其诗作而激赏之。王鸿绪、万斯同撰修《明史》，曾约其为助手，属辞润色。
钱名世始以诗才称世，后来因为雍正初年羹尧案受到牵连而名噪一时。年羹尧原为雍正心腹，曾参与其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钱名世于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中举，与年羹尧乡试同年，雍正初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进京领赏时，钱名世曾投诗盛赞，后又奏请为之立碑。
雍正坐稳帝基后，年羹尧受到猜忌，终被罗织罪状，勒令自裁。雍正帝还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钱名世不幸成为这场文狱的牺牲品。雍正帝认为钱名世善于投机钻营，称之为无耻之徒，将其革职逐回原籍，并御笔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制成额匾，令悬于中堂。每月朔望，常州知府、武进知县还要亲往审视。雍正帝又命令在京举人、进士出身者，专门作诗声讨，让钱名世负责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并分发直省各学校。诗作无力者，还因此受到惩处。演出了一场荒诞的政治闹剧。
由于钱名世受年羹尧案的影响，所以他的诗作多未流传。今存《江左十五子诗选》所录一卷，从中不难看出，钱名世的文才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尤擅七言古诗，风格清丽，颇见骨力。曾有《题延陵季子庙碑后》诗云：“避位曾传泰伯风，那言高义子臧同。江山未改仍公子，人物无凭只上中。地僻似村烟月白，庙闲如社野花红。伤心窟室铍交后，断送亡王位甬东。”笔致情韵十分见出功力。诗中所称季子，即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因受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市），而称“延陵季子”。寿梦念其贤能，有意将王位传予他，但季子坚辞不受，而后出游四方诸侯国。钱名世在诗中称道季子的让位之举，认为他继承了先祖吴泰伯的遗风。
尽管钱名世颇负文誉，但作为一名无足轻重的文人，在政治的漩涡中，却难于立身，到头来却背了个“名教罪人”的坏名声，实在是过于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