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做过几年小官，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
乱世奇才，傲然不群
多年来，陶渊明作为人们心目中才华超卓，情志雅远，旷群脱俗，率真任情的文学奇才和士林怪杰，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有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环境入手，审视他的心路历程和诗文道路，才能够予以更全面、恰切的评判与显扬。
陶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东晋王朝中度过的，晚年经历了晋宋易代。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陶渊明降世之时，西晋灭亡已48年，东晋偏处一隅，时时受到北方的进犯，统治集团内部却并不励精图治，团结御侮，更不思收复失地，而是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乐而不能自拔。大批兵权在握的将领，多以扩展个人实力、相互勾心斗角为能事，致使少数爱国志士如祖逖等发起的几次北伐复土运动，都半途而废。所以青少年时的陶渊明，虽然也曾经“猛志逸四海”，也曾经“抚剑独行游”，却终于报国无门，建功无望，终于选择了田园。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以东晋大败前秦告捷，但外患稍缓，内乱继起，这就是公元399年爆发的，历时十二年、波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孙恩、卢循大起义。义军与官军的长期战争，给劳动群众带来更大灾难。陶渊明的故乡江洲浔阳是京都金陵的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遭受战火的毁坏更为惨重。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次战乱虽无直接描写，但触目惊心，他的悲观、避世的情绪，他的桃花源理想，都因此油然而生。
外患内乱使人们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展其才志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更是令一切有识之士失望、厌倦。
陶渊明一度在桓玄手下为吏，后又入刘裕幕府中任镇军参军，亲睹了一帮野心家们争权夺利、犯上作乱的一幕幕，其心中那种不齿而无奈，渴盼远离尘嚣的情绪可想而知。
陶渊明是在数番入仕过程中认识到他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无从在这个动荡不堪的时代实现的。所以他才最后下决心归田。这既是一种消极退避，也确实是无可奈何，是无力回天的情形下做出的明智抉择。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那时还是能够有所为的，而陶渊明非退避不得免祸消灾，非隐居不能独善其身，以其才，以其情，以其时，他实在是除了吟诗作赋，再也不能别有所为了。
历代文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都要首先考虑通过仕途来实现。子曰：“学而优则仕，”当官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问题是看做什么样的官，是为人民鼓而呼呢，还是只知溜须拍马。文人笔下厌官憎宦之声颇切，这只是因为官场黑暗，或者是才违其时，求官不得，及为官而不得尽其心志。苏东坡几番为太守，做了不少好事，至今在西湖、海南、密州、黄州留下美名胜迹；韩愈官至侍郎，忠言直谏，几番遭贬，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这样为官，堪为宦官之人的楷模。他们的才华与心志，也正是通过出仕来实现的。陶渊明虽然最终做了隐士，但假如他一开始就不入仕途，他的为人为文也就不会有那么奇丽的魅力。他的辞官、谢聘，正是因为当时官场黑暗，仕途艰难，以其门第，以其心性，不可能左右逢源，飞黄腾达，得不到大展宏图的机会。东晋一代，在选官制度上，是沿用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名义上是将人按才能、德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按品级授官，实际上是不讲德才高低，只看士人祖籍，以维护士族门阀的地位。
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使他们的政治抱负毫无实现的可能，这就是陶渊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也是他终远朝市、寄意思园的最深刻的原因。在这样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样的隐逸诗人，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欧阳修在《梅圣愈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话不仅适用于梅尧臣，也适用于古往今来许多才志不得施展，心中有所郁积的诗人。陶渊明正是因为报国无门，立功无望，在上下求索中陷入穷途末路，悲守寒庐，这才以诗文为寄托，忘情于田园，以恬淡解忧愤，化平凡为真趣，而成一代宗师。
东晋作为一个变乱的时代，思想意识上也是混乱错杂的，各种思潮、观念激烈交锋，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相互驳难，当时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丧失，礼法被指为流俗，纵诞被视为清高，儒家严谨、务实、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泯灭，代之而起的是崇尚清谈的玄学。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约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苛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来点缀风雅，炫耀才华。陶渊明视十三年仕途为“误落尘网中”，自谓“性本爱丘山”，也是受当时流行的老庄出世思想影响的。
两晋的玄学家，有的主张儒道调和，如郭象的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有的则认为只有“无君无臣”的古代社会才是人民安定富足的乐土，这就是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作为一个小私有者和失意文人，在对现实绝望之后，自然会认同这种思想，于是他笔下产生了一个美丽迷幻的世外桃源，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心驰神往。
玄学与当时正在日渐发展的佛教在虚无空幻的人生观、世界观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当时人们理想崩溃、信念迷失、心灵空虚的普遍反映，当时帝室和士族中很多人都信奉佛教，社会上遁世超俗、出家为僧的现象非常普遍。陶渊明的思想认识也抵御不了时风世尚。他的归返田园与他人的出家为僧殊途同归。但是，从其“形影神三首”，可见他不同意佛教虚伪的形影神不灭论；从其“结庐在人境”，可见他更关注现实，关注此生；“心远地自偏”则表明他能进能退，落于尘中超物外，这才是有志有识之士在任何时代任何处境中的不凡姿态。
文学的兴盛与发展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与社会思潮的变革和发展所影响、制约的。由于社会的动乱，玄风的盛行，东晋文人竞尚浮诞，驰聘玄理，“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逐渐为玄言诗所占据。晋末宋初，老庄思想稍歇，佛教哲理又被许多方丈诗人引入文学创作。当时文坛领袖许询、孙绰的创作，就是玄言、佛语满篇的劣品，“平典似道德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空虚、文学贫困的年代，陶渊明融其傲然不群的个性于诗中，给晋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风气，正因他真正有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卑躬屈节的骨气，他的诗文才能力转时弊、别具一格，正因为他隐身而不隐心，仍然关注现实，所以他的诗文才能于轻描淡写中显出风骨，具有丰润饱满的内核，他的不事雕琢，作为对执意求理、强作高深的创作流俗的一种反正，因而也具有了深远的意义，对以后反形式主义和反矫情伪智也是一种现成的样本和生动的教材。当世的曲解埋没不了陶诗的特殊魅力，相反，这更加显出了他的卓绝，更加令后人敬仰而充分挖掘出他的浅近的诗句中蕴藏的真情真趣与真意。今天，陶渊明这位兴起于乱世，被乱世所掩盖的奇才怪杰，已当之无愧地被认定为是建安之后、盛唐以前的最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万众瞩目的星斗之一。
初仕归来，赋闲家中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宋书》本传说他“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所谓“不堪吏职”，是因为陶渊明出仕本不只是为了挣得一份俸禄，而是想得到大展宏图的机会。期望过高，而心中又先存了一份不敢奢望的悲观念头，所以极易受挫、退却。过高期望而又担心失望是中国文人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这种脆弱的心理是经不起宦海风波的冲击的。从小官做起，小心翼翼，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奴颜卑膝，一步步攀上高位，陶渊明不仅受不了这份委屈与折磨，也没有这份耐心。然而，有几个人又能像伊尹、傅说那样从奴隶起为国相，像姜尚、孔明那样由隐士出为军师呢？东晋亦不如隋唐，有科举取士之制，给读书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所以陶渊明注定在仕途上不会有远大前程。自汉以来一直流行征士制度，将那些有名望，有才华、有德行的人征聘为官员，不过到东晋，由于门阀森严，征为幕僚、辅官还有可能，登上高位，据有实权的机会微乎其微。陶渊明辞官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薄，他不仅对这个小官职不感兴趣，对出仕后究竟能有何作为也不抱希望，所以拒绝了。这并不是他主观上的不肯同流合污，也说不上什么气节坚贞，仅仅是不适其性，不遂其心而已。但客观上，这对后世仕途失意及感于宦途艰险的人来说，能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钦羡他能主动、坚决地远离尘嚣。
陶渊明辞州主薄不受后，在家闲居了六七年。闲居的第二年，即太元十九年（394年），陶渊明三十岁时，他的妻子去世，续娶翟氏。翟氏是一个贤良女子，据《南史》本传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大约在诗人丧妻、再娶这一段时间内他写了一篇在他的诗文中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的言情之作——《闲情赋》。
《闲情赋》题名“闲情”，“闲”是防闲，即检束感情，使人归之正道。如其序所言：“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检束放荡的文辞，尊崇恬淡寡欲，以放任情怀始，以雅正终，以此抑制邪念。陶渊明空怀才情，一事未成。闲得无聊，难免想入非非，神思恍惚，自我困扰，所以用创作来排遣情怀，安定思绪，也是慕前人雅意，一试笔力，遂成这篇绝妙好辞。
《闲情赋》的第一节极尽夸饰之能事描写美人之容貌与品行：“夫何飘逸之令姿，独旷世以秀群。表倾城之艳色，期有德于传闻。”容貌举世无双，德行也远近闻名，“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既有冰清玉洁的气质，又有深谷兰花的芬芳，情怀超世出俗，志趣高尚入云。这与其说是写美人，不如说是在自我表白。这位美人就是作者理想的外化，是作者心志、情怀的投射与再造。屈原《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显然是陶作的样板，只不过屈原是自赞自怜，而陶渊明含蓄地用自己的理想塑造出一位美人而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美好时光易逝，人生旅途艰辛，百年之后都将同归尘土，何必郁郁于心！这是在劝慰美人，也是在劝慰自己。“褰朱帏而正坐，泛清瑟以自欣。送纤指之余好，攘皓神之缤纷。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进一步状写美人的情态。
第二节写诗人对美人欲亲近又顾虑重重的复杂心情。“曲调将半，景落西轩。悲商叩林，白云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鸣弦。神仪妩媚，举止详妍。”一系列四字句，短促顿挫，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平素持重淡泊的男子，此时面对仪态万方的绝代佳人，心脏在急剧跳动。“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慎冒礼为。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宁，魂须臾而九迁。”有心无胆，犹豫彷徨，正是陶渊明性格的写照。心烦意乱不得安宁，魂不守舍，须臾之间几番往返，末二句极得恋爱中人心之真态，令人好笑又感动。
第三节是全赋的高潮，一反作者朴素淡远的风格，炽热无比。“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云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天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之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十愿连翩，一气呵成，要化己身为美人衣之领，腰之带，发之膏泽，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脚上之鞋，随身之影，照颜之烛，手中之扇，膝上之琴，只为了亲近美人，陪伴美人。一连串拟物手法的运用，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十种物事，寄托同一个美好心愿，十番转折，十种设想的结果，表达同一种担忧，尤为衬出心愿的强烈。
空怀十愿，无以表白，作者情绪渐渐变得低沉。“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讷，步容与于南林。栖木兰之遗露，翳轻松之余阴。倘行行之有觌，交欣惧于中襟。竟寂寞而无见，独悄想以空寻！”抒情主人公过分消极，仅仅停留于心愿，不敢付诸行动，很有无故寻愁觅恨的味道。凭空设想出一个情人，本就只是为了抒发心中那份郁郁不得志的情绪，本就只是枉自嗟怨，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求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