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有一位幸臣，叫纪僧真，从齐高帝萧道成起，到齐武帝萧赜，一直被视为心腹。齐明帝萧鸾上台，这个残酷地杀尽所有王室子弟的皇帝，独对他宽大为怀，认为“历朝驱使”，系有功之臣，“待之如旧”。《南史》、《南齐书》均有其传，虽在《幸臣传》里，但声名尚佳，无大垢迹，在萧氏父子心目中，是颇可倚重的部属。
读其传略，在萧道成还未篡宋前，他早就看出夺权野心，在谋取帝位的过程中，纪是参与机密谋划甚至是拿大王意的近臣。肃道成废称帝后，论功行赏，当然少不了纪僧真的一份。所以，位高权重，很受信任。
“初，上在领军府，令僧真学上手迹下名”，也就是要他处理文件，并授权他代自己签署颁布，最后连萧道成都搞不清楚，究竟是他自己签的，还是这位亲信的手笔，这足证明他被信赖和依靠的程度。模仿他人的手迹是一门学问，没有一定的笔下功夫，谅也难以临摹得十分神似。由此大致了解纪，尽管是侍候人的人，但绝非凡庸之辈。
《南史·纪僧真传》称兄弟皆有风姿举止，并善隶书，僧猛又能飞白书，作《飞白赋》，“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看样子，这一家人具有相当文化水准，自是毫无疑问的，官也做得不小，应该说是齐政权的既得利益阶层，可以满足了。然而，如何称之为满足，却很难有一个标准。一个饿极了的人，得到一个馒头，就谢天谢地了；一个百万富翁，给他一个金馒头，也许还觉得不称心的。
问题在于他是由小官吏渐渐爬到高枝上来的，身居崇位，心病难祛，在延续魏晋“九品中正”的南北朝时期，诘究门第观念。凡出身低微、门户卑琐者，不管你多么得意，那灵魂深处，总断不了发虚、矮人一头的弱势心理，是很难摆脱的。刘禹锡有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天我们读起来，只有沧桑感，而在南朝人读起来，那就是解放感，两者体味是不同的。
这种一生下来就高人一等的门第观念，就像天赋神权一样，有这份从娘胎里带来的本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没有这种值得骄傲的资本，只好搭拉脑袋，怨自己投错了胎。在中国历史上，很流行过的门第观念，甚至到了20世纪后半叶，在某些人的脑袋里，还阴魂不散的。“唯出身论”，“唯成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等等，就是这种封建意识的延伸。其实，谁都知道，革命的目的，本是追求平等，本是要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在一些人脑海里，封建余毒未能彻底肃清，到了“文革”，极左思潮便泛滥成灾，遗患无穷。
由此可以想像南北朝时期，那些出身豪门贵族阶层的士大夫名流之流，该是多么地自以为了不起，多么地神气活现、蛮横跋扈了。也许官没有纪大，钱没有纪多，势也没有纪强，但自以为有资格公开地或打心眼里看不上平民阶层的人，不但耻于为伍，不通往来，以示清高；甚而至于界限严格，泾渭分明，不能同坐在一条板凳上。
这一点，连齐武帝萧赜也为他抱不平。“僧真容貌谈吐，雅有士风，武帝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然而，即使皇帝说了，也不能去掉纪僧真这份上不了台盘的心结。中国人从古至今，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出身负担，不知增添了多少苦恼？纪僧真那个时代，一个非名门望族的出身的人，在官场或学界，总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三代贫农、血统工人又成了香饽饽，知识分子定为臭老九，人人得以再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务实，讲求进步，于是，一个人的经济实力或者一个人的知识能力，成为具有发言权的衡量标准。这样，过去只拥有出身成分的优越感，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显然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大不如以前那样响亮而语惊四座，于是对变化中的中国持摇头态度，恐怕就是这种失落的逆反心理了。
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多大道理。其实，不管好出身还是不好的出身，是红马褂还是黑马褂，自己是几斤几两，实质是不会大变的。红五类，既无必要为之骄傲，黑五类，也无必要为之自馁。可是，社会风气会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出催动和挤压的功效，而往往不能自拔。我记得，“文革”初期，红卫兵初起时，凡出身于高干、革干、普通工农和五类分子的子弟，谁入、谁不能入、谁戴什么质地的袖箍，都是以家庭出身来区别的。入者，全国串连，狠批猛斗，气宇轩昂，革命小将；不入者，心灰意懒，没精打采，自感形秽，革命对象。这一切，说明一旦潮流涌动，不可抑止，就能起到左右人心的影响。纪僧真又怎么能够完全摆脱世俗的陋见呢？一定要使自己士大夫化，便是他努力奋斗的目标。
“这位有士风但非士族，为此感到很遗憾也很痛苦的纪先生，虽然已经给自己儿子娶了一位出身华族的女儿，门望有所改善，还嫌得不很够。仗着与皇家过从甚密的老关系，终于向齐武帝提出来，希望靠圣上的关系来改变一下本人的状态。皇帝感到为难卿要做什么官，朕可以给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却不是朕说了算的。”想了一会儿，“卿何不去找一下江斅呢！那位大学士可是士大夫阶层的领袖人物呀！”《南史》记了一段他去拜访江斅的经过：“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纪僧真本打算敦请这位文化巨擘，给他一个面子，名列士林，能够参加名流协会，名片上可以印出什么什么会员的头衔，哪怕掏腰包自费出书，雇人评论，只要能加入你们这支队伍就行。想不到那位大学士还挺古板，叫佣人把胡床挪得距离来访者远些，不愿沾非同一阶层人士的边儿。
像这类让非我族类的客人碰一鼻子灰，令其扫兴而归的例子，江斅不是第一位。就在上一朝刘宋时代，有位叫王僧达的尚书右仆射，也干过这样不给人脸面的事情。他的邻居，是皇亲国戚，宋孝武帝刘骏的表兄弟，抚军参军路琼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人家很客气，抱着恭恭敬敬的态度登门拜候，这个真正出自乌衣巷的王谢子弟，哪把这个出身寒微、门第低下的路琼之放在话下，故而接待失礼，不肩理会，有意怠慢，一脸的看不起。更甚者，待客人告退后，王僧达让下人立刻把他坐过的椅子，拿到门外烧掉。路琼之知道此事后，哪受得了这等羞辱，哭着向姑姑路太后告状。太后也大为恼火，我还活着就这般欺侮我娘家人，要刘骏严办王僧达。皇帝深知这些世家子弟的臭毛病，便劝他母亲：“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纪僧真遇上这样令他尴尬的场面，只好碰壁而归，从此，也就没了兴头。
因为记史的官自是士大夫无疑，所以，对一心要挤入名门望族当士大夫的纪僧真，是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来讲述这段故事的。虽然纪僧真这种虚荣心不足为训，但按《南史》和《南齐书》所说，他确实并不比别的士大夫差到哪里去，他努力提高个人及家庭在等级社会中地位的努力，希望能够上层次，有机会进入高水平的交流聚集之中，这没有什么值得耻笑的地方，实际应该值得尊敬的。
要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干部，都有这份进取之心，不以外行领导内行为荣，不以修理知识分子为业，中国肯定早就大为改观了。纪僧真没有打皇帝的旗号，硬逼着人家认可他是文化界的行家里手；也没有通过上级指定的办法，混迹文坛，指导作家，指手画脚，自封导师。即或说这个纪僧真附庸风雅，混迹儒林，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总比铁定一颗心去做贪官污吏、奸臣贼子强呀！他希望从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围，多一些知书识礼之人，博学宏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难道有什么不妥么？
每当读史至此，心里倒不以作史者为然，纪僧真有要求过分吗？我以为未必。
相反，中国的士大夫，也并非像自行标榜的完人、圣人那样清流、清高，不见得比纪僧真更令人尊敬，除不多的硬骨头外，大多数在强者面前成为弱者，而在弱者面前马上又成强者。这种羊前为狼、狼前为羊的两面性，就以江斅为例，也难免如此的。当公元494年，南齐的萧鸾，先废郁林王，后废海陵王，自立为帝的政治动荡期间，这位江先生既不赞成采取非正常的政变手段，又不敢得罪主持朝政的萧鸾集团。政权变易之后的大开杀戒之际，让他去出席新政权聚会，吓得他不能不去，不去也许会杀头，去了又怕落下篡立的助纣为虐的名声，坏了一生名节。怎么办，于是，假装喝得大醉，酒精中毒，人事不知，呕吐一车，就这样，落一个去了等于没去的结果。这种首鼠两端的软弱行为，不正说明令纪僧真高山仰止的大学问家，同样不过尔尔吗？
人们总喜欢笑话别人，却很少笑话自己，这恐怕也是知识分子应该自省的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