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是汉末建安七子之一。
曹操掌握了汉献帝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位皇帝转移到他的根据地许昌。刘协虽然不十分乐意，但首都洛阳已被董卓夷为平地，宫殿里草蒿满地，廊庙中狐鼠昼行，住没住的，吃没吃的，只好任由这个奸雄，说是胁持也好，说是劫持也好，弄到许都，成为曹操手中操纵的傀儡。
公元196年，改元建安，“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因为皇帝在这里，自然也就往许都聚集，曹操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许都遂形成为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出现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天下才俊，到许都去献诗作赋，求得赏识，吟文卖字，牟取声名，便是当时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陈琳原是何进的主簿，参与机密，后何进被杀，怕被牵连，陈琳“避难冀州”。冀州是袁绍的根据地，而袁绍也曾是何进亲信，既然这位文士赋闲在家，袁绍就把他敦请出来成为袁绍的幕客，“使典文章”。
所谓“使典文章”，某种程度类似现在的专业作家，是有空就来上上班，不来点卯也无所谓的闲差。当时，北方诸侯，强者惟袁、曹两支。挟天子以命诸侯的曹操，当然不能听任袁绍坐大；而实力最强的袁绍，也不会让曹操成事。于是就有了历史上那次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结果，曹操胜，袁绍败，陈琳也成了俘虏。
陈琳知道自己小命不保，因为袁绍攻打曹操时，他当过一阵军中秘书。他替袁绍起草了一份向曹操开战的檄文。檄文，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军事总动员前的舆论宣传攻势。据《三国演义》里讲，曹操看到陈琳的檄文时，他的偏头疼病正在发作，卧病在床。读完之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曹操审他时问：“你骂我可以，干吗连我袓宗八代都捎带上呢？”
他不狡辩也不推卸责任，他说，丞相，我只不过是个工具，“箭在弦上，不得不耳！”曹操爱才，不但没有杀他，还留在身边作秘书。
文人能明白自己的身价，不那么自视甚高，也不易。
在建安文坛上，陈琳是排名仅次于三曹的佼佼者。如今提到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名篇《饮马长城窟》，还是那时期的顶尖代表作。在这首长诗中，对于修筑长城的徭役，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寄予极大的悲悯。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较有些平民意识的作家。
现在，他的作品流存下来的不多了。
我读过他写给吴郡张纮的信，对这个陈琳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十分佩服。
张纮，是东吴孙权的首席谋士。因为陈琳是南方人，早先与张纹有过交往，当他在冀州写的两篇作品，一为《武库赋》，一为《应机赋》，传抄到南方，张紘读过以后，十分赞赏，就给老朋友写了封信，大加褒美。陈琳便写了一封信：“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受此过差之誉，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这短短几句话，表现出他的冷静、他的客观，他实事求是地对自己加以剖析：第一，他的成功，是在一种隔绝的环境里获得的成功，当时兵戈不断，文化阻隔，缺乏交流，难以比较，因之井中之蛙，又能创造出什么大的作品；第二，由于彼此不来往，不联系，因而在寂寞的文坛上，缺乏竞争的对手，所以才饶幸为一时之雄伯（“伯”作“霸”解）；第三，因此而邀获赏誉，应该看出自己有名不副实的地方；第四，尤其“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这一句，最令人感动。一个文人，看到并且不讳言自己的不足，能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上，不沾沾自喜，不自我炒作，不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师法的。
所以，他绝不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主儿，在建安七子的排行榜上，虽非领衔也是名列前茅，还能如此直视自己，对自己的成就有足够清醒的评价，真是令后人敬仰。这封具有自审意识的信，至今读来，犹能感到古人虚己待人的胸襟和不慕虚名的识见。
其实，别界的深深浅浅，不好乱说长短，但我等身处其中的这一界，某些由于位置的原因而抖起来的人物，大家心里谁不清楚早先不过是半瓶醋或者连半瓶都不够的底子？但一在位上，立刻显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样子，在那儿指手画脚，就不免可笑。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斯大林说过的“职务并不使人增加智慧”的这句名言，还是挺有道理的。
“所以，为文也好，为人也好，当然要有充分的自信，无自信则不立；但更需要有一份知道自己不足的自审意识，无自审则虚妄。孔夫子曰知耻近乎勇。”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那才是真有力量的体现。
半瓶醋，乱晃荡，而成熟饱满的谷穗，总是谦逊的低着头，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生活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