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2月21日的《京报副刊》上，有一篇鲁迅先生对“青年必读书”征求意见的答复。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距今已是70年前的往事了。
或许如他在一篇《小杂感》里说的那样，“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一石击起千层浪，他的这篇《京报副刊》上的答复，随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说到底，还是几年前那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的延续。
其实持非议观点的人，对先生所以愤激而极端的看法，并未完全理解。因为“五四”以后的文学革命，很难突破与旧体制、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言文，也就是通称之为古文的障碍，更遭受到那些曾经阔气和正在阔气的复古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因此，在文言文占绝对优势的时候，鲁迅先生大声疾呼“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个抱着古文而死掉，一个舍掉古文而生存”，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所以，他本着“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一贯精神，对这张报纸提出来的“青年必读书”的问题，做出了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回答。鲁迅先生发出来的声音，对在全国范围内占垄断地位的古文提出挑战，是具有警醒意义的行为。
我生于1930年的上海，等我进小学和上中学的时候，新文学运动，已经波澜壮阔，至少在大城市里，在实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校里，古文基本上退出了文字的流通领域。以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冰心、丁玲，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我记不得小学的语文课本里有唐诗、宋词，也记不得中学的语文课本里有韩、柳、欧、苏的文章，在白话文逐渐全方位进入文化领域的那时，即使选录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大概也是为数不多。因此，我才没留下什么印象，相反，那些现当代文学的奠基者，对我倒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使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现在回想起来，我受到的古文训练，倒不是从当时的语文课本而来。基本上完全是在家庭的督促，环境的熏陶，从死背硬记开始，先是硬着头皮，渐渐发生兴趣，然后到接受，到受益，到深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矢志活到老、学到老的。
古汉语的命运，终究维系于辉煌的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因此，其生命力应该是不会衰竭的。我记得，三十年代，在离城市并不很远的乡村，也还有科举时代曾经盛行过的私塾，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偏远地区，也有类似私塾的家学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经济负担的原因，交通不便的原因，也还有出于中国人固有的传统思想的原因，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所谓洋学堂里读书。当时，城市的学校在农村人的眼里，除了能够识字的语文课外，那些常识、算术、英语、劳作、美术、音乐等课程，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谈背诵有益的杂感，讲到这种古老的私塾教育，虽然其教学方式完全背离于时代，落伍于生活，但是，私塾的强调背诵，即使在现代语文教育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我有一位居住在乡下的外祖父辈的前清秀才，入民国后，功名不成，便以塾师为业，在乡闾间，是颇有名望的一位老学究。他教过的学生，其出息者，有留洋、有当官、有领兵者；没出息的，当然更多，不过，老人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暑假期间，家长便让我回乡下去，在那里补习古文，好像我有这样一位斯文长辈，作为后生的我等，要是古文一窍不通，便如薪火相传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似的。于是，我就坐在板凳上，读那些儒学的启蒙书籍。老人对我倒不严厉，别人背不出来，是要吃板子的，我背不出来，就例外豁免体罚了。
我说：“我不喜欢背。”
他说：“要学古文，就得背，而且必须背得滚瓜烂熟。”
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先讲课，你为什么不讲？只教识字，识了字以后就只是背书？”
他的回答：“背多了，你就自然明白了。”
后来，我读《红楼梦》第九回，“贾宝玉上家塾，其父贾政讲的一番关于教育方法的话倒是今古同源、如出一辙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讲明和背熟，其实是两回事，也许老先生好一口酒，晚年愈耽迷其中，精力有限，在他的私塾里，于是只有背熟一道而无讲明之说。因此，也有家长持异议者，他的解释很简单，你愿意来念就念，不念请便，还挺拿大。横竖他那些留洋的、当官的、带兵的学生，是他最好的广告，从来不愁生源。我家不也利用暑假，要我到老人家这里开小灶，来打好古文基础吗！
很久很久以后，我也琢磨出来这位老秀才的见解，不无道理。对一个童稚气十足的孩子，给他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是如让顽石点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但确如他所说，书背得多了，人长得大了，知识面也拓展了，还真是“就自然明白了。”
在多多益善的背诵中，达到融会贯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对此，我是有真切体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旧时坊间出版的古籍，通常无标点，很难一口气连贯地读下来，这时已经上中学的我，曾经求教于老人，如何句读之法。他反问我，句读有法么？我也相信确是无法，但无法之法，意是应该有的，他想了想，还是只有多背书这个法子，他说，书背得多了，也就自然明白哪里该顿、哪里该断了。
我为一家出版社撰写《莎士比亚传》，在检阅大量资料时，发现这位文豪的童年，也是在背诵中开始他的文化积累的。看来，背诵，不光中国，外国也有。我记得凌叔华记辜鸿铭的文章中说，这位民国后还拖辫子的满清遗老，留洋归来，在北平当大学教授，能够一口气背诵出上千行的密尔顿《失乐园》。看来，背诵，启发智慧，增加修养，激发才华，加深记忆，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篇短文在报纸发表出来，过了好些日子，收到副刊编辑转来的读者来信，信中说，现在儿童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够重，有必要再增加背诵的古汉语课文吗？我很惭愧，我没有做过调查研究，也不了解目前语文课本中古文的成分究竟占多大比例？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在小学读书的学生，不了解现在语文课背诵的情况。但我坚持短文中的观点，如果脑海里能记住这些古诗词和古人的文章学问，总比脑海里一片空白要好。
因为我深有体会，由于解放后的语文课本，在一度厚今薄古的文化思潮下，古汉语的篇幅在教科书里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这一时期在校学习，尔后成为作家的同行，尽管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充实自己，仍然时不时要暴露出他们在传统文化的相对弱势，出现完全不应出现的语文知识方面的硬伤。
所以，我主张不但要大量阅读一些古文，还应该适量地背诵一些古文。作为语文教学中的背诵，应该从做学生开始，背诵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化中的精彩篇章，这样持之以恒，不仅仅构成一生享用不尽的文化财富——你要是能背诵出一百首唐诗，比一首也背不出来的人，肯定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而且据科学家研究，人脑，只是不大的部分被使用着，更多的部分实际是在闲置着的。因此，强记硬背、是增强、激活、开发脑细胞的再好也没有的手段。更何况古汉语的音节言简意赅，古汉语的语法短句多、长句少、复合句更少，是最适宜于记忆和朗诵的。
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出于与封建文化战斗的需要，建议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其实，他自己“还要翻翻中国书”，他更说：“我读确是读过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
经过了七十年时光的沉淀，经过了“文革”的虚无主义，经过对于传统文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总结，我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大国，也是既拥有古老文明，同时又是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因此，以培养21世纪中国人的学校教育中，以恢弘大气、兼收并蓄、凝聚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中华文明为编纂目标；那么，可琅琅上口地朗读，可一鼓作气地背诵的古汉语，占相当篇幅的语文课本，肯定会对人才的培养、文明的建设、时代的进展、国力的增强，做出贡献。
背诵，是学习中国语文，尤其是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