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认为，冷战时期的国际系统呈现两极霸权结构，这种结构决定了霸权国美国必然把第二大国苏联的竞争视为最直接的威胁。不过，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后期，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以及应采取什么应对措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战后初期，在美国领导层看来，美国力量占有绝对优势，因而力图通过大国合作来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面对地缘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决策层内部关于苏联意图及其对美国的威胁出现了大辩论。
由于美苏围绕东欧和德国问题发生尖锐冲突，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鹰派认为，“欧洲遭到野蛮侵袭”，美国必须对苏“坚定”、“强硬”。苏联在中东北部的伊朗和土耳其的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则为强硬派关于苏联扩张威胁的看法提供了论据。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将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他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足以应对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针对这篇演说，副国务卿艾奇逊指责斯大林否定了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重建与西方对抗的政策，最高法官道格拉斯认为斯大林的讲话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1946年2月22日，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以职业家的敏感发出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long telegram），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和美国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凯南的长电报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着手，认为“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然的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根本否定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认为，苏联为了追求其安全利益必然推行扩张政策，将“在一切认为合适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做出努力来推进苏联的正式疆界”。凯南强调，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物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因而美国应该认清苏联的真实意图，打破美苏合作的幻想，采取对苏强硬政策。经过战后半年多的摩擦，美苏关系逐渐恶化，凯南的报告可以说适逢其时，因而成为华盛顿占主导地位的主张。
1946年3月5日，在杜鲁门的陪同下，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和平砥柱》的演讲，呼吁英美联合对付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表明，在欧洲政治形势激烈动荡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西欧国家领导人开始力争获得美国对西欧的安全保障。
1947年2月，英国提出，由于严重经济困难而无法“保护”希腊、土耳其“不受共产主义扩张之害”，要求美国接过援助希、土的担子。希、土两国具有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美国决策者认为决不能坐视其落入苏联势力范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总统咨文。他指出，世界面临的严重局势牵涉到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反复强调“美国的伟大责任”和援助希、土的“广泛意义”。据学者论证，这篇演讲以道义和意识形态的夸张语言来解释对外援助的意义，其目的是“把全国吓得半死”，以便动员国内舆论和国会议员的支持。杜鲁门主义确实有意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但苏联在巴尔干和近东表现出的进攻性客观上也为美国的强硬路线提供了口实。
1947年7月，《外交》季刊杂志发表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凯南所著的署名为X的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该文与长电报的立意一致，再度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扩张倾向”，指出“美国应该继续视苏联为政治舞台上的对手，而不是伙伴”。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公开提出对苏“遏制”的主张，认为“任何美国对苏政策必须是长期的、耐心的，但又是坚定的、警觉的遏制政策，以制约俄国的扩张趋势”。
1948年4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国认为苏联处心积虑地要把西方赶出柏林。1949年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苏联的军事实力进一步提高。NSC-68文件表明，美国对苏联威胁估计明显上升。该文件指出，“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充满敌意的计划和庞大的兵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指出“苏联以武力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是危险的、直接的”，并预测苏联将在4～5年内发动进攻。NSC-68认为，针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必须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1950年11月15日，国务院情报部门提出一份对苏联能力与意图的估计，认为苏联的最终目标是把全世界变成在它控制下的共产主义社会；近期目标是先巩固和加强苏联本身，加强对卫星国的控制，然后逐步消除美国在欧亚的影响；由于苏联认为不通过一场大战不可能达到最终目标，因此很可能在力量准备好时挑起战争，时间估计在1954年。当然，部分战略决策人士指出，苏联的扩张威胁并不是对西方发动武装进攻，而是“政治上的征服”。
总之，冷战前后，美国战略决策者的主导意见认为，苏联扩张性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构成了对西方的严重威胁。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遏制。对苏联威胁的这种认识“构成了从杜鲁门主义开始的统治美国达几十年的美国对苏基本政策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