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很明白，要想真正地统一中国，做天下人的皇帝，就不能只依靠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力量，必须人尽其才。因此，在他亲政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也就是当家不能做主。顺治帝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帝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吓得差点跪倒，并以无掌印的先例推辞顺治帝之命。后来在顺治帝的执意坚持下，龚鼎孳只得领命。从此以后，汉官可以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年）也全部改为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善于谋划，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都可谓是经邦济世的股肱之臣。顺治帝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顺治帝就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任用汉官上，顺治帝从多尔衮那里继承了这一特点。无论东林党还是宦党，只要是有才之士，能为社稷大业作贡献，他都兼收并蓄。冯铨本是宦党骨干，清朝一入关就被录用，官至礼部尚书。御史吴达曾经告发他，说他是魏忠贤的干儿子，揽权受贿等，多尔衮压而不发。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帝遂任命他做了宏文院大学士，第二年又加“少师”衔，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太保、中和殿大学士衔离职养老。
虽然顺治帝对汉官不拘一格地任用，但这毕竟只是出于利用汉人加强自己对天下的统治的意图，实际上，在其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洲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顺治帝严惩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27人的一致行动使得顺治帝立刻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得陈名夏终被顺治帝处决。
顺治帝不仅重视汉官，而且也能吸纳洋人。顺治八年（1651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顺治帝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渊博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就连汤若望的母亲和祖母也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汤若望不久又被加封为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顺治帝就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帝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于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
当时不少传教士不仅传教，而且通医术，汤若望也不例外。顺治八年（1651年），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有病在身，孝庄皇太后便派侍女向汤若望求医。当时并未说明患者身份，汤若望从来人叙说的症状断定，患者病情并不严重，便将一面圣牌交与来者，叫他将此牌挂在患者胸前，并断言几天后就会奏效。皇后果然痊愈了。太后为了表示感激，赐给汤若望大批物品，后又认汤若望为自己的义父。自此，顺治帝与汤若望的往来更加频繁，并按满族人的习惯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十四年（1657年）间，顺治曾24次就访汤若望的馆舍。尤其使汤若望受宠若惊的是，顺治在19岁生日时，竟向群臣宣布要在玛法家庆贺自己的寿诞。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帝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帝最后一次遵从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