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狱并非始于雍正，但在雍正执政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重的确超过他的列祖列宗。在其临御的13年里查办的文字狱就有14起（其中处死案中人的案件有5起），数量甚至超过了其父康熙在位61年文祸的总和。
比较重大的文字狱事件主要有：钱名世案，汪景祺案，査嗣庭案，陆生楠、谢世济案，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前期文字狱以清理政敌集团及朝廷内朋党为主，是属于朝廷上层内部政治争斗借口。曾静案以后转向一般文字狱。
在文字狱的历史上，规模最巨的无过于雍正六年（1728年）的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年间应试为诸生，后来懊悔，抛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博学鸿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卒。
吕留良平生抱守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辩”，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朝、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他的高卧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士人中影响很大，人皆尊称他为“东海夫子”。
他死后，人们立祠祭祀，对他颇为敬仰，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遣派学生张熙打听他遗遛下来的文稿。张熙此次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相谈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熙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面，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统治之事十分愤慨，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清王朝。
讨论了半天，一个汉族大臣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就是岳钟琪。岳钟琪讨伐边境叛乱立了大功，受到雍正帝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曾静派张熙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去找岳钟琪。信中充满了对雍正帝的指责之词，并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通天大案，非同小可，岳钟琪六天内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震惊之余，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
待岳钟琪把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缉拿归案。十一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打算重新任用。要任用，必须得先感化。经过一番攻心战，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编定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第二年（雍正七年，1729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然而，雍正帝对此案的最终处理却是出乎人意料的“出奇料理”。那么，雍正帝到底是怎样“出奇料理”的呢？
第一个大动作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帝10大罪状，如写雍正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礽、允禩、允禟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卖……
按理说，这类材料谰言应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面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
“出奇料理”的第二个大动作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
吕留良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做历史上的大灾难。他的笔下称清朝为“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他还对康熙时政表示不满，雍正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地批驳了吕留良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
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雍正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帝又进行了第三个动作：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还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然后交学臣转奏。
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
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有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帝于是名正言顺裁决如下：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4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11人受杖责，4人免刑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