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位60年，先后立过三个皇太子。第一个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乾隆认为“永琏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他亲书密旨立永琏为皇太子，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但永琏9岁死去。第二位皇太子是富察氏所生皇九子永琮。
乾隆在永琏病故后，又立皇九子永琮，但永琮2岁时又因痘症早殇。第三位皇太子是皇十五子颙琰，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病逝于养心殿。当了3年嗣皇帝的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那根梦寐以求而又十分沉重的权杖，开始亲掌政权。
嘉庆亲政后，为了遏制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扑灭已成燎原之势的白莲教起义，他打起“咸与维新”旗号，广开言路，整肃内政，使嘉庆初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嘉庆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杀和珅着手的。嘉庆早在做皇子嘉亲王时，就对和珅不满。后来嘉庆被定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于乾隆公布嘉庆为皇太子的前一天，送给嘉庆一柄如意，暗示自己对嘉庆继位有拥戴之功。嘉庆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但因和珅是乾隆的宠臣，老奸巨猾，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不便动手。
嘉庆继位后，太上皇还健在。面对深受太上皇宠爱的老贼，嘉庆下了狠心，开始实施扳倒和珅的计划。嘉庆首先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和珅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不动声色。有些大臣在他面前批评和珅，他却为和珅说好话，说要靠和珅帮自己治理国家。嘉庆向太上皇奏报的军国大事，也经常让和珅去代奏、转奏，以此稳住和珅。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嘉庆亲政。嘉庆在办理大行皇帝乾隆大丧期间，断然采取措施，惩治权相和珅。初四，嘉庆发出上谕：谴责在四川前线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玩嬉冒功，并借此解除和珅死党福长安的军机处大臣职务。
同时，嘉庆还命和珅与福长安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切断他们与外界的联系。这实际上削夺了和珅的首辅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军政大权。
正月初八，给事中王念孙等官员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嘉庆当天没有采取行动，次日在公布乾隆遗诏时果断宣布将和珅、福长安的职务革除，下刑部大狱。同时，嘉庆命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等，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会同审讯。
皇帝的这一大胆举动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嘉庆解释说是和珅得罪了先皇，所以要在皇父大丧期间，处治这个先皇的罪臣。
初十，嘉庆御批“实力查办以副委任”，全面清查和珅大案，十一日，在初步查抄、审讯后，嘉庆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主要有欺骗皇帝、扣压军报、任用亲信、违反祖制、贪污敛财等。
十八日，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就是说怎么严惩和珅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领班军机大臣，为了朝廷体面，以康熙诛鳌拜、雍正诛年羹尧为例，赐和珅三尺白绫自裁。
在乾隆死后短短的15天里，嘉庆就把一个被先帝恩宠30年的“二皇帝”加以惩治，动作迅速，干净利索，宽严适当，十分成功。和珅被诛后，其余党皆惶恐不安，有朝臣上疏，力主穷追其余党。
嘉庆在除掉和珅后，马上收兵。嘉庆宣谕：“凡为和珅荐举及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嘉庆的这道上谕，在顺利处置和珅案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嘉庆宣布的“不肯别有株连”的明智政策，才做到了在以极端手段处理了和珅之后，“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嘉庆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日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故嘉庆即位之初，在“咸与维新”的旗号下，大力实施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纠错平冤、祛邪扶正的措施。
嘉庆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嘉庆还作了不会治罪直言者的保证：“朕即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
为了表明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下诏重新处理了乾隆中后期两起因直言获咎的案件。其中一件是曹锡宝案。曹锡宝于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粮道、国子监司业、陕西监察御史等职。
曹锡宝对飞扬跋扈、贪赃枉法的和珅深为痛恨，就以弹劾和珅的亲信刘全的方法，准备碰一碰这个权势熏天的“二皇帝”。由于乾隆的一力维护加上和珅得到风声后的销赃匿迹，所以步军统领派遣的官员到刘全家去搜查的时候，什么也没查出来。结果，曹锡宝被乾隆以“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讦为正言陈奏”的罪名，将其革职留任。后来，曹锡宝一直没有翻过身来，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郁郁而终。
嘉庆亲政后，对曹锡宝的所作所为及人格品性大加赞扬，指出：“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两。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嘉庆不但下令加恩追赠已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还破例给“其子江视赠官予膺”，“以旌直言”。
嘉庆下诏重新处理的另一桩案子是尹壮图案。
尹壮图，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不久，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后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再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在和珅处于鼎盛时期，对由和珅一手经办、乾隆非常重视的“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反对意见。议罪银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官员，不断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本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这种议罪银的数额一次动辄以数万两、数十万两计算，主要由和珅经理议罪银的出入，通过专门的办事机构“密记处”检查议罪银的执行情况。和珅在大饱私囊的同时，通过监督实行议罪银制度，也为乾隆开辟了一条生财之道。
但是尹壮图可能并不知道乾隆与和珅的猫腻，大胆地在上疏中指出实行罚银充公的后果，一是纵官贪污营私；二是对真正犯有过失的官员也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日久必然导致吏治的进一步败坏。尹壮图因此而请乾隆“永停此例”。乾隆对尹壮图的直言忠谏大为反感，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要尹壮图拿出因实行议罪银制度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据来。常常以盛世之主自诩的乾隆，看了尹壮图的奏折，对尹壮图立即由反感转为了愤恨，责令刑部将其治罪。刑部比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其坐斩决。后来乾隆可能觉得做得有点过分了，就又大发善心免了尹壮图死罪。尹壮图侥幸留得一条活命，但经此次磨难，已心灰意冷，无心从政。不久，即以母老乞归，退隐故居，退出了乾隆时期的政治舞台。
嘉庆十分清楚尹壮图一案的底细和来龙去脉。他认为像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是应该加以重用的。因此，他亲政后，立即令“尹壮图来京候旨擢用”。尹壮图内心的伤痕尚未平复，对乾隆的怨恨也未稍减，对嘉庆的动机也持怀疑态度，故仍以“母老乞归”，拒绝应召。嘉庆不仅没有因此加罪于尹壮图，反而赐其母大缎两匹，加尹壮图本人给事中衔，还赐其奏事折匣，“命得上章言事”。嘉庆的诚意消释了尹壮图的疑虑，终于应召至京。
不久，尹壮图即疏请嘉庆“拔真才，储实用”。为制止科场舞弊，尹壮图建议将“房考落卷送主司搜阅”。尹壮图的奏疏得到嘉庆重视，马上下令军机大臣议，只要是合理的建议，基本都得到了采纳。嘉庆在诏求直言时，不但果断地重新处理前朝冤案，大胆重用前朝弃臣，甚至还要求对他自己在用人行政方面的过失“随时进言，以资采纳”。并保证：听言一节“非徒博纳谏之虚名，言行相顾，始终不渝”。当时，嘉庆对大臣的当面谏诤尚能保持面不改色，以平和的态度接受。
嘉庆亲政后，以这些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祛邪扶正的决心。这样，在亲政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