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乾隆犹在时，嗣主嘉庆就面临着兵事、河漕、吏治三大困境，其中又以吏治首当其冲。
只要吏治搞好了，兵事不难成功，河漕亦不难理顺。对于这个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嘉庆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迅速诛除和珅，就是要为整饬吏治开路。他之所以公开承认白莲教起义是“官逼民反”，也同样是为整饬吏治造成一种舆论声势。
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对整饬吏治的呼声亦很高。像洪亮吉在《平邪教疏》里，就“吏治宜肃”列为四大要务之一，他尖锐指出：虽稍有“邪教”，州县府官们既不能化导于前，及事已萌发，又借“邪教”之名诛求之，不逼至为“贼”不止。
清朝俗例，凡督抚大臣进京觐见，必呈献贡物，借此邀宠，京中大吏亦循此例。于是，海内奇珍，充陈内府，阉寺权奸从中渔利。乾隆朝曾两次明令禁止。然而，由于乾隆帝自身的逸侈、宠臣和珅的揽权受贿等诸多原因，煌煌圣训，形同具文。
为了遏止奢侈之风，嘉庆遵循老师朱硅“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的教诲，“躬行俭德为天下先”，企图为各级官员作个榜样。
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在为巡幸五台山颁发的谕旨中规定，不准在途中及山下设置诸如戏台、杂技、假山、假亭一切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已年满50岁，御史景德奏请按例在他的万寿节时，城内演戏设剧10日。嘉庆帝十分不满，降谕训斥，并将景德革职，发往盛京派当苦差，同时，嘉庆帝严令各地不许在他寿辰之日广陈戏乐，亦不准办理庆典。
嘉庆在亲政时，还降旨永远禁止于内城开设戏园。
嘉庆帝当政20余年，始终节俭如一。他力图以自己的行动，使海宇渐还吕朴，用心可谓良苦。无奈，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动文武百官，奢侈之风历嘉庆朝而有增无减。他在给皇子曼宁的密谕中，痛陈自己无力除却奢侈之风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他告诫子孙：“必当力除此弊……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除了奢侈、粉饰升平，还表现为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委靡不振、尸禄保位。
当时，“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徇庇之实”。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各督抚，“或于应办事件借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尤为牢不可破”。
嘉庆帝视各级官员的怠惰疲玩、委靡不振为国家之隐忧，因此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嘉庆身体力行，勤于政事，“一日万机，罔敢暇逸”，“勤求治理，唯日孜孜”。他每天一大早就起身批阅奏章，早饭后还召见大臣。关于政务，对拖拉延搁的现象严惩不贷，即便是耽搁一两日也不允许。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皇孙出世，内阁考虑到嘉庆帝正为此高兴，怕送奏章影响他，但嘉庆帝知道后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斥责。
嘉庆还对不负责任造成巨大损失的事件进行了查处。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具奏，揭出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舞弊营私的情况。嘉庆帝闻悉，令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驰驿往查。九月，费淳等调查结束，查明白嘉庆元年起至十一年（1796—1806年），地丁、耗羡、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弊，计有24个州县共侵盗银310600余两。
查清直隶官员司书串通舞弊案，使嘉庆帝十分震惊。其作案手段的恶劣，州县官吏的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实在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决心对此案从严加重办理。最后各以其任内虚收数目的多寡，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等分别治罪。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通州粮仓吏胥舞弊，白米多有亏缺。十五年（1810年）正月嘉庆帝斥责部院衙门因循怠玩。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嘉庆帝又下令查部院疲玩现象，十二月初九规定了部院行查时间逾限处分：嗣后逾限1120案，罚俸6个月；逾限2140案，罚俸2年；逾限4060案，降一级留任等。二十五年（1820年）兵部失印，他下令追查，处置了犯罪人员。
嘉庆在亲政之初，雄心勃勃，锐意进取。在“咸与维新”旗号下，对朝政多所更张，这对于遏止清王朝的衰败是必要的。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嘉庆的“咸与维新”，没能解决各种社会弊端，清王朝也没有因嘉庆的“咸与维新”而重新显露生机。究其原因，首先是封建社会衰落疲败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嘉庆“维新”失败的命运；其次，嘉庆对“维新”的首鼠两端、三心二意，则是导致“维新”失败的主观原因。
尽管嘉庆是个失败的“维新”者，但嘉庆初年的“咸与维新”，在对嘉庆朝政进行总评价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同时，嘉庆初年失败了的“维新”活动，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