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一直以来，我的小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触及城市生活和知识分子，虽然我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我大小也算个知识人了。原因在于我对城市多有隔膜，对知识分子也谈不上了解。
记得刚到武汉大学时，就发现有些朋友转向去弄校园生活的小说，我暗暗吃惊。我深知校园对我们不过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它并不是我们这些土不拉叽的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大多来自乡下，承认过去那个养育我们并使我们认识了世界的环境，承认自己的土气和缺乏教养，也许更自然一些。
想一想，对于一个大学教授与一个船工，一个惯于卖伪劣商品的商人或者一个田间的荷锄者，我更熟悉谁呢？当然，我熟悉船工，我熟悉农民。我写他们，我的爱与恨就会变得十分真实，没有任何虚伪和矫饰的成份。我的感情更易与他们贴近，而不必去揣摩或者猜想。我过去是写诗的，写诗可以抒发情绪而写小说靠的是对环境的描写，对人物、对事件的叙述，需要有大量大量的语言。语言从哪儿来？只能从你特别熟悉的生活中来。写一条河，一只船，一个撑篙人，写烧窑，写榨油，等等这一切，当然会使我得心应手，而不必去搜肠刮肚地寻找词汇。
写熟悉的东西也不会使你误入歧途去胡编乱造，往往写熟悉的东西都有真实感，也会使艺术的表现更结实，更丰满。我写的一些中篇如《黑艄楼》、《黑藻》、《承受》、《刘南复》，虽谈不上优秀，但至少可以给读者的感觉十分自然、真切，人物比较活，看得也舒服。然而如果让我去写一个夹杂英语对话的人，写一段校园里浪漫的爱情，那就真会让人笑掉大牙。为此，我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在现实中找得到出处，叫得出名字，小说中的地名几乎全是真的。它没有别的用意，它只是便于我在写作时对他（它）们进行更多的感情投注。例如获得《清明》创刊10年作品奖的中篇《大寒立碑》，是写我的父亲；《别让我感动》、《失语的村庄》或多或少有我和我熟人的影子。
感情投注对于我的写作是十分重要的，不知别人是否也这样。我从来不喜欢用淡墨，也不喜欢在作品中冷静地分析，只要我对一种往事的回忆突然动情，我就开始了写作。当然，有时候这种炽烈的感情灼伤了理智，使作品中的人物显得过于沉重，也显得有些匆忙，这是无可奈何的。
对于江汉平原，对于长江，我有着难以割舍的眷念，身处城市，精神还乡，似乎是所有乡土作家的“情结”。我离开了那块土地，可我的精神与他们同在。在城市，我只能是一个为生活而行走奔忙的人，而在故乡，我却是一个在河堤草坡上晒太阳的人。一个可以在祖先的坟头跪磕的人。我写熟悉的人和事，写故土，其实是我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追溯，对人生的一次叩问，它充满了回忆的乐趣，使我对养育我的一方水土有了更深的认识。拣熟悉的写，就是先挖自身的富矿，抽自己的血。至于以后怎么办，那是以后的事，你何必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