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湖北招生考试》杂志的朋友约我写一篇关于高考的文章，想了想，忽然觉得人生一场，就是考试一场。人生就是考试。其实我是个高考落榜者，二度落榜，虽然以后混了个本科文凭，岂敢奢谈高考。但这并不妨碍我关于“人生就是考试”的思考与感叹。
考试者，小试牛刀者有之，大显身手者有之；谓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谁考你？社会与这个纷纭的世界考你。看起来是些无用的学问，譬如试卷问你：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有“畸零人”一词，它为何是生造的词和有语病的词？你就要证明它是生造且有语病。但“机灵人”何尝有语病，而且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文采的词，但你只管说它错了；你说它错了，这道题就考对了。正像国际大专辩论会，正方反方，抽到哪方就得死力证明哪方观点正确。正确与否无关紧要，展示了你的口才与雄辩能力（就是狡辩！）这就够了。这就是考试。社会认可了你，不至于埋没，然后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先学士而硕士再博士乃至博士后，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一切都好商量了。
人生就是考试，这有点像哲学命题了，并不指真正的考试。这里的考试只能是象征，比如指你在生活中的种种临场发挥，处变不惊，有备而来，厚积薄发。
若说老师给你出试卷的考试，人一生中能经常有这种考试，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此话怎讲？比如一个农民，就很少有让他考试的机会，一个在外闲逛的不学无术之徒，也没有谁去考他。而对一个少年，如果失去了考试的机会，就表明他（她）失学了，重进考场与教室，就重新获得了一次求学的权利，一次人生的转折。考试必须拿笔，拿起笔来的人，比从不拿起笔来的人绝对有出息。除非是乱世，用刀用枪也能占山为王，吃香喝辣。
现在说说我自己。
1973年1月，我们失去了考试的机会。这之前最后一次考试，都很认真，因为有传闻说，周总理同意在文革以来首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录取百分之二的学生进大学，其余的依靠贫下中农推荐。我自己认为能划入这百分之二中，因为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好，特别是语文与数学两科，我是学校的佼佼者，数学在一次全县统考中获得过第三名。
在下乡以后的日子里，我就等这百分之二的通知，等有一位熟悉的同学，突然沿着乡间田埂，手举一张通知书来告诉我：你要去读大学了，你录取了。1973年的幻想就是这种焦虑的、近乎妄想症的幻觉。
然而没有。
不仅这个没有，以后的贫下中农推荐也没有我。家庭的贫寒与本人的老实吧唧，使得大队支书没能瞧见我，连在乡下教小学这样的小美差也没轮到我。1973年，我推着独轮车参加了县里的第一条油渣路的修建，推土，推石灰，推热沥青。1974年，又推着独轮车去一座电排站上锤石头，推石头。
1977年，当我招工到一个很差的单位水运公司时，考试的机会来了。高考恢复，谁有本事谁走出生活底层，到千里之外的高等学府深造，一下子就可由工人、农民变为国家干部。均等的机会对我来说，却未有抓到，虽然我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我的向往还不小呢：武汉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山大学中文系。
因为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抓得并不太紧，总认为基础较好，过去的知识未全忘掉，县里的许多报考者还经常登门找我求教，解答难题，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成为淘汰者，考试时感觉不错，那生疏已久的考试、那教室都重新唤回了我的自信。在自认为最拿手的语文考试上，把那篇关于写身边雷锋的作文写成了短篇小说，等铃声响了，我的作文才写了一半呢。就这样，我看到我身边的那些人都提着漂亮的皮箱走了，脱掉了他们撑船的、熬胶的、拖煤的工作服，离开了那个小城，展翅高飞了，轮到他们踌躇满志，而我失魂落魄了。
经受了这一次考试的打击，使我第二年再也没有敢踏入考场，对考试我已经心有余悸，连名也没报。但许多与我一起落榜的，又一次走入了考场，他们中又有一批提着皮箱，春风得意地走了。剩下的一些人，像秕糠瘪谷，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大概将要成为这个小城古旧的风景了。他们规划着，准备找个女人结婚，好好当自己的工人，或者通过关系换个单位，外面的世界管不了那么多。
然而学习、成才在那个时代已蔚然成风，人们拼命地想显示自己，也拼命地想改变命运。因为那时的命运有许多是不公的，譬如因为家庭出身，因为下放，因为陈旧观念的打压（什么只专不红，立场不坚，造反派等）。对我而言，心有不甘的念头在1979年出现了，犹如回光返照，我想最后一次拼命，离开我那个无法忍受的环境。这一年的考试真是一场绝望的考试，心寒的考试。这之前的复习阶段我随船去了江苏、上海，在小船的隆隆机声里我天天失眠，被柴油机的轰鸣折磨得几欲发疯，哪能复习一点功课。回来走进考场，大脑一片空白，数学试卷做了大约五分之一，在答不出来的地方，我悲愤地写下了一首诗呈给改卷的老师。这四句诗原文记不清了，大意是说过去的时代耽误了我，现在的工作折磨着我，我这一辈子将永远地与大学告别了，我是一个时代的殉葬品。
考试，考试莫非真将永远离我而去？
考试没有离去，为了1985年的考试，我又在有意与无意之间积蓄了6年。
6年间，我曾发誓自学英语，我想把一本《英汉小辞典》从头至尾背下来，这种愚蠢的办法在半年以后就放弃了。尔后，我开始学习创作，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没想到这作家欲望以后又奇迹般地与大学考试连了起来，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千回百转到大海。
这6年间，我发表了许多诗歌，并且荣幸地成为省总工会评出的“工人自学成才典型”。
1985年5月，我来武汉参加省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我看见同房间的梁必文手捧着《古代汉语》和《文学概论》在看，并默默背诵。这个样子当然与考试有关了，我一问，他竟做出很诧异的样子说，你没报名？武大招插班生（作家班）。由此也便知道了这是当年的刘道玉校长领全国之先的一项改革，将那些确有真才实学但多年被拒之大学校门外的青年收进高校来，给他们一次深造的机会。可是这个信息我完全不知，如不是来汉参加会议，恐怕这人生最后一次机会就擦肩而过了。
我是报名截止日期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人。是好友王家新极力的怂恿，我才去找他的同学、当时教务处的处长於可训报了名。在以后仅一个月的复习时间里（别人已经复习了几个月），我丝毫不敢懈怠，简直是拼了老命。我穿一双长统雨靴以防蚊虫叮咬，桌上放一盆凉水，半夜困了，将头放进水里浸浸，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复习，将四门考试内容弄得滚瓜烂熟。
那一次考试在武大的教室，也是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教室。考我们的老师也不同了，他们白发飘飘，满腹经纶，整个试卷也弥漫着一股武汉大学的人文气息。这些都刺激着我，因此考得得心应手。结果，在数百名报考中文专业的考生中，我虽最后一个报名却以前几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我在29岁那年，扛着一个当知青时上水利工地的破木箱，踏上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珞珈山，并且上了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年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武大中文系。再接着，又是一门一门的考试，无休无止的考试（拿学分）。然而，这是多么美妙的考试啊。
当又过了10多年，我已经步入了中年了，我们这个职业，虽拿上了一级职称，也不是考试而来的，仅凭作品说话。可是回忆过去，我依然要说：考试，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