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两户农家，（姑且称他们为“东家”和“西家”），双方因为筑“伙墙”（两家庭院共用的的那堵墙）而引起了纷争，原因是都想把“伙墙”垒得靠近对方一点，也就是想把自家的院子扩大一些。争论持续了好几天，最终仍然没有结果。
在两家发生争论的时候，东家的男主人正在远方打工，没有参与到此事中来。为了解决问题，东家人给当家的男主人寄去一封书信，详细地叙述了发生争论的情况，并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几日后，东家人收到了男主人的回信，信的内容是一首诗，具体如下：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看过这封信后，东家人心胸豁然开朗起来，对西家作出了让步。这样一来，西家反而感到难为情，也便谦让起来。最终，两家和好如初，此后一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
为人处世要有让人“三尺”的态度，这不但表现出了一个人的风度，而且因为这个风度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因此，无论是为了大事业，还是为了与人方便，让人一步都是为自己铺平前进道路的明智做法。如果事事与人争论高低，就只会平添烦恼忧愁，肯定没有快乐可言。
有史以来，关于“谦恭退让”或“不患得失”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关于这些事情的看法，也都有十分高明的见解。如列子《天瑞》中的词句：“聪明的人若计算利害，估量虚实，揣度人情，所得一半，而所失也一半。不太聪明的人，若不计算利害，不估量虚实，不揣度人情，所得一半，所失也有一半。计算与不计算，估量与不估量，揣度与不揣度，有什么区别？只有无所估量，才能无所不估量，则完全成功而没有失败。”
因此说，忍让决非怯懦，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
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时，辗转来到楚国，楚成王把他当作国君一样的贵宾看待。
一次，成王在为重耳举行的宴会上问道：“公子如果回到晋国当国君以后，用什么来报答我呢？”
晋文公当时答道：“你们有无尽的玉石、美女和绫罗绸缎，有数不清的珍奇的鸟羽和名贵的象牙，我的国家虽然也有些这样的宝物，但都是你们国家流落到那里去的。这样，我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们。”
楚成王还是抓住这个话题不放，继续说：“即使就像你说的那样，你总得给我们一点报答吧！”
重耳考虑了一下说道：“如果我托您的福，能够返回晋国，有朝一日不幸两国军队在中原相遇，我将后退三舍回避您，以报答今日的盛情。若这样做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也就只有驱马搭箭与您周旋了。”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采纳中军元帅先轸的计谋，使楚国与齐、秦两国的关第破裂，后又离间了曹、卫与楚的关系。这样一来，楚被激怒，楚王命令尹子玉立即挥师北上，征讨晋国。
晋文公见楚军逼近，便下令晋军后撤90里（古时一日行军30里称为一舍，90里即为三舍）。晋军将士对面临楚军来犯而自己后撤不大理解，他们认为：晋国之君躲避楚国之臣，这是一种耻辱的举动，何况楚军在外转战多时，宁国一直不能攻克，士气已经衰竭，晋军不应后退。晋臣狐堰向大家解释说，国君这样做，是为了报答当年楚国的恩惠，兑现“两国若交后，退避三舍相报”的诺言。如果国君以前说的话不算数，我们就理屈了。
其实，晋文公下令退兵90里，一方面是为了实现诺言，更重要的还是军事上的需要，想以此法来激励晋军将士，同时也可使晋军避开楚军的锋芒，进一步养成子玉的骄横情绪，然后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势同楚军会战。
果然，晋军撤到城濮后，宋、齐、秦等国也分别派来函军队，支持晋文公的行动。而在楚军中，一些将士见晋军撤退90里，也主张就此撤军返楚。然而，子玉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晋军后撤是因为惧怕楚军，于是率领楚军追赶上去，一直到城濮的一个山头下驻扎下来。结果，城濮一战，楚军被晋文公率领的联军打得大败。
从这个故事中，可见“退避三舍”是多么重要。在与人交往时，适当运用“退避”之道也是十分必要的。
对此，大家耳熟能详的“将相和”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子。蔺相如一再躲避廉颇，并非因为惧怕他，而是不想在见面后和他发生口角，引起争端。蔺相如之所以选择忍让，是因为忍让有很大的必要：一，可使自己获得清静；二，可以维护与廉颇的友好关系；三，可以维护政局的稳定，以便治理国家和防御外敌入侵。故事的结尾，却是廉颇主动负荆请罪，这就更加深刻地反衬出了忍让的重要作用。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在与别人发生矛盾或争论时，我们要有“让人三分”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