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家那里，小说本身是否应当是一个神秘之物？一个人对一种文体的认识太过清晰，他在应用这一文体时是否会过于理性？张大春是一位小说家，他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如此透彻，他谈小说理论只是用了小说家的笔法，但思想资源却绝不仅仅是常见的那种“创作经验谈”。在阅读《小说稗类》并时时被他的妙语和精见打动的同时，也非常地怀疑，这样的小说家，还能对小说保持出于神秘的敬畏并因之产生投入的冲动吗？
《小说稗类》给我这样一种阅读印象，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小说的所有门窗，人们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里边的摆设和景致。他或者在屋内或者在屋外讲解着，人们不断地点头称道，略有所悟。跟他走一圈之后又会略有所疑，这就是小说的全部吗？重要的是，张大春的书的确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小说的全部秘密都被他说尽了。二十七个章节里，从小说的本性、小说的历史、小说的技法以及小说的欣赏，无一不在其中。但这不是一本正襟危坐的小说理论著作，而是一个小说家对小说的理想目标的描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小说的基本认识，“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仅此一言，不难看出张大春心目中的小说形态应该是一副什么样子。野性的小说是一股“冒犯”的力量。这种冒犯换成另一种说法，是小说应当为人类的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政治、法律等等一切秩序提供新的元素，创造具有先锋性的思想活力。不过这两种说法之间，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注定产生的影响就在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时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一个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沿着这样一条思路，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觉者、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这当然不是对小说的全部内涵的理论规定，却是一个挚爱小说的人对小说文体的认知。我们不必把这样的认知当作小说的定义，因为那样就可能产生两种效果，要么是没有切身体验的盲从，要么就是拿习见的“创作学”条文去质疑其中的鲜活元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说观，个人的观点如果同他人的能够形成互补并相互启发，小说的景观就可以成为一个活动的立体。
确立和描述自己的小说观，相当于把我们引领进了小说的“大门”，紧接着，我们看到小说的每一扇门窗都被一一打开，《小说稗类》以更多大量的篇幅来讲述小说的内在构成和技法。在今天这样一个见多不怪的时代，讲小说的构成和技巧事实上非常危险，因为可以言说的新鲜空间太少了。张大春的“强行突破”得到了回报，他有纵论古今的能力，但又不让作家作品去列队接受检验，信手拈来的证据不但使文章本身洋溢着十足的才情，而且也在理念上应合了作者对小说的基本态度。一般而言，小说家，包括一些批评家的著作里，都会流露出观点的最近思想资源，也即是在谁的最新启发和阴影下说话，张大春的这本书没有给我这种印象，他所能引用和例举的材料如雨后冒出的春笋和花草，完全是早已烂熟于心、不吐不快的感觉。我们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当一个小说家突然意识到需要用理论来装扮自己时，很容易操用不可辩驳的语气、排斥一切的态度把自己的小说观念神圣化，所借用的观点大都是当下时髦的或他本人正在阅读的一两个人或一两本书。读这种文章，还不如去读一个并不以理论外衣打扮自己的小说家写下的并不苛求别人应和的“创作谈”；而当一个小说家已经对自己的创作才能失去信心甚至完全放弃后，他又可能以极度苛刻的态度对待小说，或把小说的标准定到高不可攀的极致，用过分的标高裁判眼前的所有小说，得出它们一文不值的结论，也或者，把小说本身描写成过时乏味之物，暗示从事这一行业的无趣性。相比较而言，张大春每有新意的小说论，让人踏实、亲切，因此也值得信任。
回到开头的话题，张大春全面、成熟的小说理论和他小说本身的质地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小说稗类》也引起了我读他小说的兴趣。小说之门究竟是应当在理论指引下理性、准确、方便地进入，还是应当每一次都在摸索中带着发现的期盼和获得惊喜的愿望去寻找，这二者会给小说本身带来什么样的不同效果，值得探讨。总之，在我的眼里，戴维·洛奇是出色的批评家也能写出好小说的代表，而小说家能把小说本身谈透、让批评家汗颜的，我目前首推张大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