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当代中国都市文学，有一个讨论姿态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究竟应当把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看成是一个时尚话题还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我觉得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了都市文学得以脱身而出的强大背景，即它是在乡土文学的基础上孕育和包围中生长的新型文学形态。在“农村题材小说”的概念转换成“乡村小说”的同时，传统的城市文学也演变成了“都市文学”。这种语义转换有着意念上的不同。“城市文学”只是生活层面与题材领域的简易划分，而“都市文学”的意味则要复杂得多。这里面包含着看取世界的态度和写作基调甚至语言风格、作家身份、年龄等潜在的认同问题。说“当代中国都市文学”，大家心目中的作家作品自然是指在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型写作现象，并不包括自《上海的早晨》、《龙须沟》以来的反映中国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甚至也不包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当代中国都市文学”因此不是一个文学史概念。而是批评家们对最新创作现象的一种模糊概括。就如同“乡村小说”不包括传统的“农村题材文学”一样，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批评概念。
当代中国都市文学，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速而产生，具有一定的泛文学写作含义。时尚化的写作，欲望化的表达，叛逆的姿态，冷色的基调，在碎片式的语言中表达凌乱的感情，在先锋的姿态下传达道德的叛逆，在冷漠的语调里描述灵魂下滑的过程，构成了我们阅读都市文学的基本印象。
我们知道，中国的都市化进程本身是一个令世界瞠目的奇迹。对这个速度的感悟，这种加速度在人们心中产生的震荡，可以说是万千姿态，相去甚远。文学写作者对这种巨变的把握也千差万别。回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学，我以为有一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更不可能达成一致。面对同样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我们有过“人文精神”的义愤，也有过“后现代”式的热情呼唤，面对都市文学，看取的态度也自然大相径庭。
在这些纷繁的现象中，我特别想说出的一个看法，是我们的作家如何在表现新的都市生活，特别是突出欲望化的生活和道德叛逆、精神下滑的过程中，机巧地处理“人”在城市中的生存条件与前提背景。具体地说，在我们这个城市根基并不牢固，都市贵族的身份还远未经过“三代人努力”得以实现的当下，都市小说里的人们如何上演他们的另类生活。从王朔小说开始，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小说里的都市人群，特别是那些控制着都市主流生活内容的年轻人，如何能够直接进入自己想象性的生活世界里并且自由出入。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经济资本这个分享都市生活的前提，每每被作家机巧地忽略带过，变成一种有诱惑而无根基的人生世界。王朔小说里的那些主人公并非贵族，他们大多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但他们有条件出入宾馆酒店，并且轻而易举地得到他们心目中优雅、纯洁的女友。《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等小说的情节设计即是例证，不劳而获的人们正在过着最好的生活，这个前提是作家虚拟的，但的确是加速度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会产生的情结。到了卫慧、棉棉等人的创作，我们看到的是欲望更加疯狂并被明确地诗意化。在这些作家的小说里，她们所写到的人物尽现都市风流的极致，但金钱何来，资本何在？我们看到，他们要么是从久居海外的母亲那里定期得到美元，要么就是独自继承了一份前辈留下来的遗产，有了这个假设的前提，人物就可全身心地上演他们的欲望化戏剧了。王朔笔下的人物至少还得靠嘴头功夫（所谓调侃）显示自身魅力，到了“卫慧们”那里，这一点也显多余，有一个背景的交代即可。
这就是说，都市文学里有一个共同倾向，即制造一个并不需要奋斗，也无所谓成功的人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却仍然能够开出既怪异又灿烂的生命之花。这样的小说世界，自然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一种是令人着迷的诱惑，另一种是不以为然的排斥。
回到文学，我想说的是，在乡村小说把农民的苦和善作为小说家演绎主题的基本腔调，描写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同时，道德的至善也被推到极致。都市文学里，无根基的消费夸张和精神的冷漠又成为另一种极端主题。这样的极端生活，成了小说里人生世界的主要场景，也成了最为方便的写作姿态。
文学的真正动人之处无疑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田间的劳动场景，城市人的生存挣扎和奋斗，城乡人口的高速流动和因此造成的人生悲喜剧，不能说完全被忽略，但至少是没有能够得到充分表现。贫居闹市的痛苦，乡间暴富的神话以及变革中的阵痛，这样的生活层面也许没有充分体现在文学作品里。从文学的理想来说，偏居一隅的安宁幸福，酒吧里的心灵痛感，或许更能打动人心。就此而言，我们的文学，无论是乡村的还是都市的，仍然都存在整体的缺失。文学的力量，那种在复杂纠葛中孕育着的精神、文化的印迹，我们还没有深刻地感受到。存在的合理性和理想的要求是两条不同的标准，我们仍然期待，并怀着耐心地在阅读中寻找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