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有经验的和新冒出的作家，都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大显身手，同样，长篇小说仍然是写作回报最为丰厚的领域，也是作家创作成功的一道便捷之门。由于长篇小说从发表到出版，然后到批评家关注、读者反响、市场反映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所以以年度为单位的总结就变得非常困难，比如阎连科的《受活》和范稳的《水乳大地》，都是2003年的作品，但由于它们真正造成反响是在2004年，所以还有不少评家把它们划入其中。这说明，按年度划分评论对象并得出相应结论，都是相对的和不可靠的。我留意了评论界对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总体评价，大家的看法不尽相同，平和如雷达、白烨的“平稳发展，时有佳作”说，苛刻如李建军的“长篇不如中篇”说，乐观如王春林的“满目繁花”说，其实都是评家个人的看法，所看取的对象也不尽相同。只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以年度评价文学创作的动态并不可靠。但毕竟，一年是一个相对适中的时间段，可以让我们回头整理一下纷乱的阅读感受，分析一下作家、编辑、出版人、读者、批评家相对突出和集中的文学趣味。
2004年的长篇小说领域，平静并不意味着平淡。为长篇造势仍然最为集中，《当代》不但继续出版《长篇小说选刊》，而且在年底与多家媒体联合发起了年度长篇小说评奖活动，“零奖金”和专家透明评奖还果真造出一定声势；《小说选刊》的《长篇小说选刊》在这一年正式创刊；《收获》、《十月》、《钟山》、《作家》等多家传统大刊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专刊”，《中国作家》、《花城》等也多有长篇小说发表；以长篇小说为评奖对象的“茅盾文学奖”在这一年里受到媒体和业内关注；北京的“老舍文学奖”以阎连科的《受活》决胜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为高潮和收场；山西准备以“赵树理文学奖”特别奖的名义面向全国评奖，重奖获奖长篇小说；在遍地召开的作家作品研讨会中，长篇小说研讨的比例无疑是最高的。长篇小说是独立的出版物，作者的名声、文采的高低并不是作品在市场上走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也使出版商们可以打开渔网去搜求“选题”，使长篇小说的出版情景与文坛内的评价尺度间时有分离之感。说得再透彻一点，在某种意义上，长篇小说已经不再是一个作家们互相打量、观照、影响之后的创作结果，要想从一大堆小说中找出一两条共同点，会显得缺乏必要的说服力和明晰的“年度”特征。因此，本文欲根据个人的阅读感受，重点分析在本年度已经产生影响，或应当引起关注的几部长篇小说作品，说明它们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试图印证时下的文学风潮和文化背景。与此同时，尽力将本年度值得记取的创作、评论、出版现象加以记录，以求得到一个既有重点又较全面的印象。
我选择分析的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姜戎的《狼图腾》，这是本年度也是近年来文学书籍在图书市场上的一个不小奇迹，而作者本人却是一位“文坛外高手”；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一个“短篇小说王”倾力创作的长篇小说，值得玩味；刘庆的《长势喜人》，一位“新生代”作家里的“独行客”的最新收获。他们的创作及其影响，对我们分析年度长篇创作和当下审美走向，具有代表性意义。
1《狼图腾》：用精神符号超越小说性
2004年，没有哪部小说像《狼图腾》那样占尽风光，它在市场上的成功如此长久和顺畅，非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能相比。姜戎这个名字似乎也以“《狼图腾》的作者”而非“作家”走红于2004年的中国文坛。在没有批评家的大呼小叫和市场卖点炒作的情形下，《狼图腾》的畅销是本年度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就作品本身而言，《狼图腾》具有如下特征，这部作品虽以“小说”模样面世，但事实上却并非是一部“纯文学”作品。作者姜戎似乎并不在乎在形式上是否符合一般的小说定则，而专注于表达自己对狼的感情、理解和文化阐释。当他认为议论甚至论述比叙事更能表达他对狼性的认识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开始大段的议论；其次，作者在狼性中赋予了人文精神的深刻烙印，这种象征性不是通常的文学作品那种或羞涩或隐晦的寓言式表达，而是把狼性比附为一种文明的象征，“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对应，就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差异。而在作者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对狼性的精神性阐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独立”、“自由”、“勇敢”的品格特征，但由于他因此认为中原农耕文明的种种弊病与不足多是由于“狼性”也即游牧文明精神的缺失造成，因此引来争议之声。很显然，《狼图腾》的主题不是“动物小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文学”等概念所能说清楚。
《狼图腾》的出现和热销说明，随着小说创作日益丰富多样，可供我们进入小说世界的窗户有很多扇。在当下中国，表现都市浮华生活以及欲望化的写作十分流行，文学时尚的流行趣味使人眼花缭乱。与之相对应的，是直接切入现实生活的文学写作，这种生活包括市民的、经济的、政治的生活。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以西部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正给我们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它们夹带着荒漠的尘沙、携领着野性的活力，吹奏着粗犷的音符，以略带沙哑的呐喊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成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作家以执著的创作热情，固执的主题追求，真切的情感表达，给我们带来一次次阅读的惊喜。他们的成功表明，我们需要真的文学。这些新鲜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创作，还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文学景观值得期待。2004年，陕西的红柯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河》，新疆的董立勃延续《白豆》、《烈日》，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米香》，云南的范稳以长篇小说《水乳大地》引来评论界密切关注，四川的阿来又有长篇新作《随风飘散》问世，贵州人民出版社强力推出由批评家孟繁华主编的“夜郎自大”长篇小说丛书，其中包括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非爱时间》。陕西作家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出版后，受到了陈忠实等作家的热情推荐，等等。西部作家独特的题材优势，执著的创作追求，刚烈的文学气质，是当下文坛不可忽略、值得尊重的创作群体。
2《平原上的歌谣》：让历史本身成为寓言
2004年，一向以短篇小说著名的小说家刘庆邦出版了他的长篇新作《平原上的歌谣》，这虽不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是作家最投入、反响也最大的一部长篇。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仍然以短篇笔法来创作的长篇小说，用绵密细节编织起来的故事是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全部。不动声色的写法和深入骨髓的通透是作家对人物的把握。不过，小说的题材和主题也许更加值得关注。因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世俗欢呼和欲望化表达的文学潮流中，刘庆邦却不合时宜地端出了一部以饥饿为题材的小说。而仔细琢磨，这还真是一个有渊源的小说题材。饥饿是一件没有诗意的事情，可在小说里写饥饿却并不鲜见。新时期以来，张贤亮的《绿化树》里，章永璘捧着半块馒头，激动的眼神能看得出上面清晰的指纹，那个刻骨铭心的小说场景，写尽了一个人在绝境中的温暖和感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一个猥琐的食堂伙夫，可以凭借手中食物获得淫欲的满足。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里，饥饿给人带来的生存渴求触目惊心。在小说家笔下，饥饿所引发的并不仅仅是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影像在其中都会显现。当个体的饥饿感受会聚成一种集体记忆，饥饿传达出的意义就具备了小说意味。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就是一部以个人命运为线索，以集体饥饿记忆为题材的作品。这样的小说在今天这个物质极大丰富、艺术作品把物质享受与炫耀作为兴奋点的时代出现，多少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打着饱嗝来体味饥饿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然而，刘庆邦所描写的一切恍然如昨，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童年或父辈们经历过的时代与生活。就此而言，这部小说所表达的一切又是那样具有一种当下性。
与张贤亮、莫言、余华相比，刘庆邦笔下的人物是纯粹的农民，他更执著于对饥饿本身的描写。文凤楼村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万千中国农民的一部分。当文钟祥因饥饿而浮肿并最终死亡后，魏月明这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就承担起了养育六个子女，支撑整个家庭的责任。这是一部“献给母亲”的书，但主题的核心还不能认为是对母亲的礼赞。集体的饥饿和苦难，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颠倒，通过绵密的细节表现出来。对犯了错误仍然“嘴硬”者的最低惩罚是“停一顿伙食”；性生活的有无和能力与肚子里的“伙食”成致命关系；偷一块红薯有可能引出杀人命案；能从食堂多得到半碗清汤就是智慧的体现；一个工分的得失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存；一个女人会因为抵抗饥饿去干只有男人才干得了的活计，……这就是刘庆邦为我们呈现出的饥饿景观，生与死的一纸之隔间散发出脆弱而又坚韧的生命信息。
在刘庆邦小说里，饥饿没有被写成是一个家庭遇到的难题，它几乎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笼罩在每个人头上，一种无法克服的瘟疫纠缠着所有人的内心。文凤楼的人因为饥饿而逃亡，又有很多人因饥饿而逃到文凤楼。一个人会在一夜间浮肿，一群人会饿死在荒野来不及收尸。这是一次对人类饥饿的集体记忆的叙写，然而，这同时又是一部“歌谣”，那些歌谣从正面表达了人对“吃”的渴望和念想。由于向往的事物微小而又可怜，一吟一唱的单纯中传达出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和反讽。这乡间的“歌谣”里没有星星、月亮的诗意，有的只是对关于食物的获取、分配等等“饿不死”理论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