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庆邦的朴实和本色，也是刘庆邦的优长和智慧。他所写的饥饿是有历史性的，饥饿中的政治分量应当很深很重。不过与张贤亮小说里的农场、莫言小说里的干校相比，刘庆邦只写了农村和农民，魏月明这样的农村妇女除了为六个孩子觅食，也从没有想过更远大的问题。但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的记述，而且很可能是更加接近时代生活本真的历史。魏月明的丈夫是在小说的第五章才死去的，小说的重心显然不是为母亲的含辛茹苦唱赞歌，这种赞美是一种自然呈现。整部小说的重心，是文凤楼村民为了生存而展开的一系列挣扎和纷争，是与吃饭和活命紧紧相连的政治。食堂和工分，母爱和乡情，种种事项和感情掺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化的乡村伦理，展现出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民间生存世相。铺陈于其中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故事细节，就像那难耐的生活一天接一天地过着。通篇没有激昂的抒情和愤懑的批判，有的是一种东方式的宠辱不惊。正像作家本人所言，这是一次忠实于记忆的写作，真实的记忆换来艺术的真实。细心的读者看得出其中的自叙色彩，魏月明家的背景与刘庆邦的童年回忆接近于重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在作家的心中孕集了二十年之久，终于得到一次彻底的书写。保存历史的影像，献给母亲的歌谣，刘庆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饥饿本身以及其中蕴涵的政治学，让每一代读者都能从中读出新的感受。在正常的和过度的享乐主义时尚风潮中，用“饥饿”塑身的《平原上的歌谣》会牢牢地扎根于大地上，穿过醉眼蒙眬的景观，成为一段集体苦难的悲情记忆。
3《长势喜人》：卑微生命中蕴涵的生命哲学刘庆的《长势喜人》是我正在寻找的那种小说，因为他执著于对一个或一群卑微的生命个体进行热情洋溢的张扬，小说人物和那个“隐含的作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卑微者所属的世界，从始至终让我们跟随着李颂国那双瘸腿颠簸在阴暗、潮湿、破败、混浊的人生世界里。这种对卑微者的密切关注和热情描写，我们曾经在莫言的《四十一炮》里读到过，不过，小说的后半部分却完全滑入到另外一个喜剧式的境地，罗小通这个泪水里泡大的孩子突然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我们也曾从阎连科的《受活》里有过充分的感知，不过，作家寓言化的创作追求，使受活庄的男女老少成为某种附着了深重寓意的集体象征。刘庆的《长势喜人》却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完整性在于，卑微者除了他们自身的性格和品性之外一无所有，他们的嬉笑怒骂、欢乐悲伤全部都按本来的样式呈现出来。这里面当然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折射，但那真的是人物自身活动必需的场景和他们的活动必然会留下的痕迹，作者完全凝神于他的人物，我们的眼球也就更多地为其中的故事所吸引。
我寻找这样的小说，是因为小说在今天已经变异为其他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一种本色的小说，让人物按他们本来的形态栖居其间，是因为我们想看到，除去作家的附加，我们的小说家是否有能力让卑微者的生活发散出某种意味。“长势喜人”，这是一个无奈者的乐观，是一个绝望者的希冀，如果把这个小说名看成是作家刻意要表达的一种象征也无不可，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刘庆带给我的最大冲击，还是他一以贯之的对人物故事本身的关切。我把这一点看成是这部小说最为特别的价值所在。
《长势喜人》描述的是一个卑微者的世界。我这么说是因为作家抓住了卑微者最有可能拥有的品格：善良。无论是少年李颂国，还是医生曲建国、退休工人马树亭，他们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污浊混乱之中，处在什么样的悲楚境遇中，都无一不袒露出善良的品性，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卑微却并不卑贱的男人。这种善良的品性甚至是作者本人并不自觉的，却包容在人物的性格当中，成为这些奇异故事最为闪亮的光泽。围绕着李颂国母亲李淑兰被强奸而得到“破鞋”的恶名开始，整部《长势喜人》呈现的是充满屈辱和凶险的人生故事。李淑兰不但让李颂国这个不该出生的人来到了这个世界，而且还带给曲建国和马树亭这两个男人可怕的厄运，但小说这样处理了他们和李淑兰的关系：他们根本就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承受那种名声，因为他们和李淑兰的关系就情色而言，是一场虚无。
李颂国是个有残疾的少年，他一瘸一拐地从小说的开头走到结尾。这种微小的或身残或智障的人物，正是文学寓言最有可能塑造的形象。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把一个人放在错误的氛围里，则事事不得顺遂，他的每一个部分看上去都将是不健康的。一旦把他放回到合适的天地里，一切都将显得蓬勃而健康。但如果他不能够得其所哉的话，那又会怎样呢？那样的话，他就会像一个跛子，面对这个世界不得不拿出最佳的表现。”（《文化与价值》P76）这就是一个跛子能够成为寓言化小说人物的原因。我对《长势喜人》印象最好的一点，是李颂国没有跑到哲学家的沙龙里去，他沿着两个“野爹”的足迹，行走在卑微的人生小道上。透过李颂国满含屈辱、艰辛且有一点荒唐的成长道路，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底层人物的挣扎。当幼小的李颂国冒着寒冷跑到街头请求曲建国常来家里时，当青年李颂国面对少女曲薇薇的强蛮忍让再三时，一个弱者让我们读出的是他发自本性的温暖和善良。围绕李颂国母子的家庭，我们读到的是混乱的生活、贫弱的人物、卑微的性格，感受到的却是一种略带辛酸的善良。
《长势喜人》的另一个特点，是通过如此卑微的人物，将长达几十年的重大社会潮流和历史事件容纳其中，这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必须应当具有的内涵。事实上，一部长篇小说试图去包容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潮流并不能构成这部小说的真正特点，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是如何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异来得以显现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内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巧妙的、审美的贴合，这是考验一个作家艺术把握能力的关键，同时也是验证他对社会历史认知能力的要点。
在《长势喜人》中，人物与他们相处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呈一种反讽关系，这种反讽关系的建立，是一种艺术上的冒险，因为以李颂国、曲建国和马树亭这样的卑微人物，以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要想穿越长达三十年的社会历史，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但无法主宰任何一种社会力量，他们甚至都是对自己的命运无从把握的小人物。在《长势喜人》里我们看到，卑微、怯懦的李颂国们，面对的是一段疯狂的历史，不可扼止的社会潮流冲击着所有的人，李颂国们无法成为弄潮儿，但随波逐流中他们的命运被一次次改写，更有时他们会以生命的代价成为解读某种社会历史的典型符号。小说呈现反讽意味的关键，是人物微不足道的社会地位、怯懦如鼠的性格同疯狂生长的社会潮流之间形成的关联与同构。浮泛的、“时尚”的社会生活同最底层的人物在小说家笔下合流，泥沙俱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人间悲喜剧的上演。小说选择了“文革”中的武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君子兰”狂潮和九十年代的“传销热”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社会背景，这三个事件看上去互不关联，但在作家的眼里，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疯狂。这种疯狂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摧毁一个人的生命。小说在尺度上有一种恰当的把握，让人物随着潮流浮出水面，又最终被淹没、吞吃。
李颂国和他的父辈们一样，最终都只能得到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必然，这悲剧的发生因为他们微小的生命无法抵抗疯狂的潮流，也因为他们随波而去的姿态永远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李颂国们善良的心性，渴望生长的愿望，使这些悲剧生发出的是一种深刻的悲悯情怀，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无情与惨烈。对疯狂世界的描写并没有滑入到荒诞甚至荒唐的地步，而紧紧与人物性格及命运紧紧相连，形成一种极具反讽意味的艺术力量，在这一点上，刘庆显示出超乎寻常的把握、克制与运用能力。
4没有尽头的阅读与追踪
面对每年上千部的长篇小说，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种阅读，都不可能尽赏其中的风景。每一位作家都在以自己的生活、记忆为背景，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为基点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从中总结规律和年度特征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毕竟，有那么多的作家在他们的长篇创作里倾注了才华和气力，成为本年度文坛有分量的收获。即使挂一漏万，也当择其要者加以记录，以使年度长篇创作的情形更近全貌。
2004年初，作家张平出版了他的长篇新作《国家干部》，这部坚持了张平“政治小说”一贯追求的小说，立刻在读者中引起关注。这部长篇显示出如下特征：张平继续以塑造好一个“好官”形象为出发点，显示政治的无情与做人的有情；“国家干部”夏中民的正气一方面表达了作家对“政治人物”的基本态度，同时他努力通过多条线索，让正气和正义的精神气质，在政治的明争暗斗中得以突显，不是“举例”式的颂扬，而是在政治链条上考验人物的性格和精神。这不但是张平个人在创作主题上的一种求变，也是当代主旋律作品或反腐小说寻求突破的表征。
挖掘“乡村中国”里蕴涵着的文化底蕴，在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寻找人性深度，成了本土化文人小说的一条可行途径。范稳的《水乳大地》以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为背景，试图表现多种文化与宗教的兼容。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作家对“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的文学表达，“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是作家创作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孙惠芬的《上塘书》，是一次冷静的“乡村志”，小说刻意以客观文本的面目出现，力图呈现一个静态中骚动不安的乡村，智慧大于情思，文化色彩浓于文学性，使这部在文体上与常规小说大相径庭的作品耐人捉摸。凸凹的《玉碎》以关切与疑惑的笔调，对城乡差距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弱者在生活与精神上经受的打击与磨砺做了真切的描写。
个人记忆与人生经历是作家创作的可靠资源，这使小说的诗性表达成为可能。2004年，曾经以《蒙面之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作家宁肯，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沉默之门》，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复杂、悠缓的心理小说”。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充满了自叙色彩，虽不能说是新潮小说作家的一次成功突破，却仍然能够让人感到，中年人的忧愤与“痞”，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一种扮酷行为。格非的《人面桃花》则以“精确、复杂”（李敬泽语）的笔法，将个人经验和历史影像融为一体。而在个人记忆重现中挖掘历史内涵的小说，本年度最成功的作品应当是王刚的《英格力士》，这部经历了“读者调查”、“专家评估”和“市场考验”的小说，为一代人对一个时代的记忆提供了范本。重温荒唐岁月的真切梦幻，就如同在盛世年代回味贫困的美感一样，有一种不可重复、无以言状的享受与激动。徐小斌的《德龄公主》、徐坤的《爱你两周半》、斯妤的《竖琴的影子》、姝娟的《红尘芬芳》、刘晓刚的《活成你自己》、北村的《愤怒》，等等，细腻的感悟、个人经验和历史的碎影，都在作家笔下成为一次绵延、漫长的精神旅程，为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路标。
与影视互动的长篇小说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市场优势，而且正是市场因素的评价介入，通俗小说家的创作也被纳入到严肃文学的格局中加以观察。2004年，王海翎的《中国式离婚》、海岩的《血流如河》同以上我们分析的、被批评家集中关注的小说一起，成为这一时期长篇小说领域的收获。这在从前是很少有过的情形。“纯文学”这个已不再被人讨论的问题，在创作实践上更是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多部小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影视剧改编与制作。《中国式离婚》几乎是小说与电视剧同时出世；《狼图腾》据说要进行“大片”式制造；张平的《国家干部》、王蒙的《青狐》、王刚的《英格力士》等刚刚出炉的小说已经传来了改编的消息。
由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活跃，批评家们的研究精力也在这一领域投入最多，单篇作品的评论对象绝大多数是长篇小说。此外，雷达、孟繁华、陈晓明、贺绍俊、张志忠、吴义勤等批评家，都有从理论上和创作现象上论述、分析长篇小说创作的论文发表。由于图书市场的影响和文学期刊的受挤压状态仍然看不出有改变的迹象，伴随着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的互动，在小说领域里，长篇小说创作的前景仍然最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