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应《小说选刊》编辑信任与邀约，做了一年的“名刊点评”专栏写作，主要追踪最新的小说创作动向。其中一些篇章还曾在《羊城晚报》发表过，因这栏目本是两家报刊联手合办。这里收集为一小辑，以见当时追随小说家之辛苦情状，并减轻目录排序之繁多。
小说里的艺术生活
艺术家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里最敏感又最固执、最前卫又最堕落、最率真又最虚伪的人群？这个根本就是“极少数人”的社会群落，在我们的小说里被不断描写，小说家们借助这样一群“有文化的疯子”，可以省略许多世俗故事的繁杂，直接深入到自己所要表现的人性中，直接评判那些在少数人身上表达又能体现社会潮流风向的生活形态与观念意识。新年伊始，我就读到了好几篇类似题材的小说，计有莫言的《与大师约会》（《大家》2005年第1期）、迟子建的《二重唱》（《作家》2005年第1期）、映川的《下一个是你》和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均见《人民文学》2005年第2期）。从小说名家到“80后”写手的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颇为有趣。
从迟子建《二重唱》里，我们读到了艺术家的脆弱和敏感。莫言的《与大师约会》则更像一篇讽刺小说，伪大师的作派与其道德言行之间形成一种不和谐，把一个浮躁的生活世界展现出来。这篇小说看上去更像是莫言的一次写作练习，和他几年前的《倒立》相比，除了场景的逼真外，似乎缺少一个具有穿透力的“文眼”。
映川和张悦然似乎是偶然选择了艺术家身份，她们在主题表达上显然更加追求普遍性。《下一个是你》里的荒诞与一种无奈、恐惧和惊慌纠缠在一起，让世界和生活变得迷乱而又失真。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有一个不错的主题设想：“无爱的恐慌。”在这篇描写一个少女“成长”的小说里，代表着或纯情或疯狂的艺术家身份又被引入其中。
“艺术家”是这些人最熟悉的人群，“艺术家”的性情里，呈现出当下社会最敏感又最固执、最前卫又最堕落、最率真又最虚伪的品质，小说家借此可以直通人性深处，特别是可以把这种人性写到极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幅并不全面却惊心动魄的“艺术生活”的图景。
善与苦不是生活的全部
由于当代中国小说的本土化要求，乡村生活显然不可能从小说家们的笔下消隐。不过，如果你回味这些小说留下的印象，会发现历史的幕布正在变得柔软轻薄，幕布后面上演的生活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幻影，“共时性”增强的同时，突显出的是故事本身的寓言色彩。小说的主题符号常常指向命运苦难与道德至善的混合。这简直就是当下乡村小说不约而同的一次主题集合。
先让我们看季栋梁的《小事情》（《北京文学》2005年第2期），小事情的针尖直刺一个人的命门，是其中三个短篇的共同特征。而苦和善是这种奇异组合的根源。偷几桶井水可以让人坐牢，当告发者请求释放偷水人遭拒后，发出了命运弄人的感叹。“小事情”的荒唐全是因为穷苦所致，内心的反复又见出善良的品性。另一个索还借款无望的人，使出了撒野动作相要挟，在最终求得结果后，又在念念有词中透出心底的不安。如果不是因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些善良透顶的人又何至于做出如此阴损透顶的事情呢？
徐承伦的中篇《高家庄》（《十月》2005年第2期）像一出舞台剧，故事始终围绕在马翠花一家展开，家里的两个媳妇全都成了村长父子的猎物，委屈求全中酝酿着一场报复的到来。令人惊诧的是，完成这致命一击的是马翠花的傻儿子。杀手深不见底的灵光一现令人惊悚不已。胡学文的《土炕和野草》（《青年文学》2005年第1期），借着对父亲第四次领回“女人”的反感与不满，小说让海棠这个女儿形象活生生地闪现在字里行间。小说的叙述一直在抵触父亲乱找女人的情绪，以及领回的女人都极欲逃走的气氛中行进，直到小说收束，父亲孤坐坟头的情景，让人发现他内心深处无言的情爱。苦与善再一次在一座孤坟上会合。
在这些小说里，基本上没有劳动的场景，也少有鸡鸣狗吠的热闹和炊烟袅袅的安宁，鲁迅小说里“无忧无虑，真是田家乐”的饭场景象也难得一见。善良的人们正和苦难的命运抗争，乡村的背景也因此有一点抽象的感觉。小说家们笔下的乡村生活仍然处在“原始”状态，让我们无法想象它们是同一片蓝天下同时存在的生活。
我不是怀疑其中的真实，而是思考一个过度释义的问题。在今天，苦和善是不是乡村生活的全部？由于小说家们执著于主题的开掘，乡村生活的温和就难以显现，而道德的至善也有偏于推演的痕迹。
弱者的恐惧与激情
读王祥夫的《浜下》（《人民文学》2005年第1期），我想起了他的短篇小说《上边》，两篇小说描写的都是两个年迈母亲的内心战栗，不同的是，《上边》的母亲因为害怕失去“儿子”惴惴不安，《浜下》里，是四个儿女为了母亲的生命安危而惊恐不宁。王祥夫是一位可以深入骨髓，在人物心弦上耐心、从容地抚摸与弹拨的小说家，他具有在“无事”的庸常生活里发现恐惧与激情，并从中探寻小说意趣的独特能力。
《浜下》里有一个尖锐的穿缀物，这就是“婆婆”不慎吞吃到肚子里的“半根针”，这半根连医生都无所适从的针尖，让四个儿女纷纷回到她的身边，在母亲肠胃里游走的“半根针”，仿佛是扎在儿女心头的箭镞，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冷漠、疏漏和不孝，引发出内心的不安、忏悔与自责。这“半根针”将这个分散的家庭再次穿结到了一起，伦理亲情通过事无巨细的描写凸显出来，出于不安和忏悔的补偿行为，让“半根针”的排除过程成为一种难以释然的紧张。有趣的是，当“半根针”无事般离开“婆婆”的身体后，四个儿女又纷纷各奔东西，只留下母亲孤寂的身影。亲情的闪现与消失如此富于戏剧性，而且是偏于喜剧一路。小说结尾处，“婆婆”在极度失落中猝然倒下，一种悲凉的情绪又升腾而起。一波三折中，我们看不到道德批判的痕迹，有的却是一种东方式的温情与内心恐惧，一种古老的伦理亲情在当下生活中的不稳定形态，以及它在生命个体里脆弱而又绵延的存在。
对弱者精神世界的挖掘，在庸常生活里寻找激情，是一个小说家应当具备的特殊才能。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土里的鱼》（《当代》2005年第1期）可谓惊心动魄。父亲的死带来的不是儿女的悲伤，因安葬问题引发出的矛盾，使秋石三兄弟的表演，成为一场生存权利与欲望满足之间的尖锐冲突。“狗剩老汉”不愿入土为安而选择“厝尸”的要求，秋石三兄弟为此展开的争斗，传达出穷到极致的弱者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迷狂式幻想。信仰源自信任，迷信产生恐惧，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身为村官的秋石，把自己在“官场”和情场上的得意归之于对父亲的安葬与祭奠，老二秋木则以“毁墓”的方式进行命运的复仇。一个致命的穿缀物又在小说里出现，这就是父亲墓穴中那条活着的鲤鱼，“土里的鱼”是一种迷信的象征，可能给生者带来命运的预兆。秋木满怀仇恨掘土毁鱼、秋石看到带血的死鱼惊恐晕死，这些极端行为和极度表达，让我们读出一种难言的悲悯和感伤。
在日益物质化、陌生化的现代社会里，这种挖掘与表达像一种呵护，一种珍惜，一种精神薪火的传承。《人民文学》的“编者”在评价《浜下》等小说的价值时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它们是在作者与生活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生活的梦想、激情、疑问和信念，没有这一切，一个人的生活是苍白的，文学也将是苍白的。”
希望，就是一种寻找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太过哲学，不过它的确道明了一个文学上的隐性主题。希望，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闪亮名词，它和绝望只隔一层纸。同样的，绝望也并非那么灰色，一个心中没有希望的人，绝望又何从谈起呢。文学的悲情也罢，理想也罢，抽象地讲，从来都是在希望和绝望间奔走，不管结局是悲剧还是大团圆，如果能在此奔走间写出世人心中不灭的希望之光，无论它多么熹微，都会给人一种难得的感动与温暖。
中年作家何顿的中篇小说《希望》（《收获》2005年第4期），一如作家以往的小说，表现江南市井生活。这种生活繁琐破碎，要从中写出高潮，非得有点见刀见血的故事不可。问题的难点不在于你能不能写出惊人的故事，而是如何让这故事在不愠不火中见出其艺术的和现实的可能性，同时，故事本身还得包含惊悚之外的主题。何顿的这篇分了十几个片段的小说，看上去是要表现下河街上的民俗生活景象。他让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在独立的片段中出场，卖破烂的老五、贫家孝子二牛、暗娼杨琼，以及麻将馆等典型的民间生活场所，构成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生活景象。然而，随着故事的推进，这些人物都被聚拢在一个中心故事上面，这就是小说开头留下的伏笔：老五怀疑二牛参与了一场谋杀案。
片段故事由此逐渐趋于集中。生死连环透出烦庸生活的紧张。二牛最后时刻从警察眼皮底下的逃亡，让小说故事在收束时刻突然逆转。“希望”，这个看上去充满亮色的字眼，通过小说的讲述带上了沉重的注释。绝望处的挣扎才是作家想要表达的主题或想要表现的人物生存状态吧。就此而言，作家的创作意图得到了实现。如果要追问小说更大更深的意义，作者可能会不以为然，这种近乎零度的写作姿态是我们习见的。但叙述过程中的那一点温婉和同情，还是能让我们感知到，这是小说成功的地方，使它不至于成为一次“先锋写作”的练习，而是对人生事理的感慨与倾诉。
林白的《红艳见闻录》（《莽原》2005年第3期）是一篇以女性为叙述视角的短篇小说。风尘女子红艳的现实感知和梦魇臆想交糅为一体，一个人内心的困境在被大量世俗的景象（银角的气氛以及红艳的身份）和意象（“番薯”、“地瓜”等等）包裹，庸常的现实场景和怪诞的梦幻情形让小说故事在似真似幻之间游走，带来一种阅读上的不确定感。林白的“见闻录”笔法的确透着一股从容的气息，让这些很难贴合的情景不露痕迹地得到舒畅的融合与表达。在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红艳内心深处的那点微弱晃动的希望之光，在质疑、惊恐的气息中仍然能够让人读出。这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功力所在。
陈继明的短篇小说《冰儿》（《长城》2005年第4期），直接将人物放置到希望与绝望之间搭建的钢丝上艰难行走。小说大的故事框架让人联想到电影《本能》，不过传达的主题内涵却是陈继明个人的，这是这篇小说的可取之处。父子两人和冰儿之间构成的那种危险关系应当说更适合“先锋”和“实验”的路径，但作家却让三个人物在这场危险游戏中各自都来了一次真情告白，而这种情感表达的交融度，最大限度地消释了情节设计的人工痕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可以见出作家本来具有的真切的表达欲望。
三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希望》里二牛走上了逃亡之路，《红艳见闻录》里的红艳很可能会选择从悬崖上纵身一跳，《冰儿》里的“我”让悲剧走向彻底。一场游戏变成了一场梦，噩梦中透出的，仍然有积存在人物心中的希望之光。文学是最能切入人的内心、挖掘人的内心隐秘的艺术。小说又为这种切入和挖掘提供了最广阔和最自由的空间。阅读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找那种未必耀眼，却令人感动的希望之光。就此而言，以上三则悲剧故事，又都发散出让人感动和温暖的色泽。
历史的缝隙与秘密
文学家的写作经常会以一种“回故乡之路”的方式出现，在返回“故乡”的过程中，作家总能够发现那些令人惊诧的世相与人间悲喜。鲁迅在回到“故乡”以后，不但因闰土的一声“老爷”而惊异于人心的隔膜，更为无法回答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追问而恍惚不安。一般来说，故乡就是一个永远凝固在那里的乡村世界，其中的裂缝却耐人寻味地一点点为我们感知，让人觉得这个表面宁静的世界原来充满了躁动与不安。
打开历史的缝隙，发现生命的秘密，这样的写作直到今天仍然时有所见。张翎的《雁过藻溪》（《十月》2005年第2期）和叶广芩的《响马传》（《清明》2005年第2期）让人想到这样的话题。张翎是一位久居海外的华文作家，《雁过藻溪》很可以看出作家的移民身份。中年女性末雁的心灵归宿是小说里最致命的主题，这颗本应安宁、平静的灵魂在一夜间变得狂躁不安。丈夫没有理由的离婚要求，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及其危机，北极之旅发生的短暂恋情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于是，她在梦中受到逝去母亲的精神召唤后，踏上了回故乡之路。在藻溪的日子里，不但末雁本人因孤独而跌入性爱深谷，她同时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秘密，即逝去的母亲原来和自己一样有过一颗不安的灵魂。回故乡之路原来更不平静，这个浮躁的世界本来就难以寻得灵魂的安居之所，这是末雁应当悟到的人生哲理。
叶广芩仍然使用着她那不急不缓的散文笔法，引领着我们从城市走向乡村。小说的叙述角度当然不是回到故乡的模式，但内涵上却基本属于同构。小说基本上就是一个揭秘的过程。从唐朝美女杨贵妃到近代土匪何玉琨，历史上扎眼的、惊悚的人物故事，在这个陕南小村落里重合。日本学者要把杨贵妃的生命结局“考证”到日本，“我”要把一个神秘女性的生命历程探出个究竟。历史的谜团被不断复杂的同时又逐渐廓清，历史在是非与错乱中又蕴藏着命运的沉浮与轮回。到最后，我们悟到的，仍然是那个恒定的主题，平静的世界从来不缺少风暴的潜流，平凡的生命一样拥有传奇与高潮，历史和生命的结合与借位，造成了千姿百态的人生景观。要理得清楚这一切，需要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也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叶广芩就总是以这样一种口吻，把小说故事用散文笔法缓缓道来。
流动的世界制造出更多不安的灵魂，受伤的灵魂最想回家，精神的故乡因此令人神往，尽管那追溯途中遭遇到的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黑暗中的心灵决斗
孙春平的《怕羞的木头》（《人民文学》2005年第4期）和葛水平的《黑口》（《中国作家》2005年第5期）是两篇具有同构色彩的中篇小说。孙春平的故事发生在大学校园，三个女研究生在性爱选择与事业追求途中，发生了一系列心理争斗和心灵角逐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的是利益争夺中的人性隐秘，赵小穗、李韵和巫雨虹三人之间，因择业和情爱而发生心理上的暗斗，特别是围绕赵小穗和巫雨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情感和利益互相纠缠并由此发生一系列的心理决斗和行为较量，让大学宿舍这个三人空间充满了紧张与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