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是一个很具有象征意味的身份，他们常常会出现在小说家们的笔下，被描绘成落后环境、愚昧氛围中的“文化符号”，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播撒文明的火种，并且与乡村社会里的“政治权力”及世俗生活发生直接间接的关联。这篇小说的核心人物田来员正是一名在贫困山区坚守岗位的民办教师。作者燕霄飞为田来员建构了一个困顿与挣扎的“关系网”：田来员与寡妇“田凤仙”被长久压抑的爱情悲剧，是田来员在乡村传统秩序中寻求归宿而不得的写照；田来员与“村长”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指向他在乡村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其理想追求的脆弱更多的是缘于“权力”的制约程度；田来员与白凤仙之子“张金贵”之间的关联，则是他的“本位”与使命象征。这三层关系基本涵盖了一个民办教师的现实处境和悲喜根源。小说还为田来员确立了两个致命的要素：坍塌的教室和田来员砍伐树木重建校舍的行为。这些建构可以看出作者谋篇时的周密和用心。爱与忠诚的悲歌，是我对这篇小说的基本评价，也是立意的出发点和归结处。
小说的叙述语言具有诗化特征，然而写实的、悲情的故事同这样的语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使用不当即会破坏作者预想中的主题基调。小说开头是田来员带着斧头走向树林，伐树的目的是重建教室，伐树行为却是被禁止的，道德与法律间的冲突已使田来员陷入困境。接下来是张金贵的出现，这个学习优异的孩子正面临失学的危险，而他的母亲，一个生活在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中的寡妇，同田来员绵延的爱情在阻隔中被点化出来。结局更是悲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张金贵丧生，白凤仙自尽，田来员因砍伐树木被拘。这样的故事，作者燕霄飞却用了诗化的语言来叙述，这样的选择其实很令人生疑。但客观地说，作品的效果还是很奇特的。
这就要提到贯穿小说始终的那个意象：“红头绳”。红绳是爱情的信物，是被民俗确定了的美好事物。白凤仙生活里唯一的希望就是田来员送给她的那根红绳。因了这根红绳，他们的命运被绑到了一起，心被勾连成一体，他们曾想借这根红绳跳出墙头逃奔，诗意地说是飞到遥远的、自由的地方，“系红绳的翅膀”，就是这篇小说最具力量和理想的表达。然而可悲的是，飞翔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想。我们读到的结局是，白凤仙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小说本身而言，“红头绳”既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象征，又是串接起所有故事片段的穿缀物。对中短篇小说而言，有效的穿缀物不但是作家写作技巧成熟运用的标志，也是主题意义得以升华的要害，是显示作家创作才华的难得之物。就像莫伯桑小说里的“项链”，欧·亨利小说里的“梳子”，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辫子”等等一样。设若这篇小说里没有这根红绳，小说故事的效果就会失去很多。因此，不是小说故事，而是这根红绳，让作者操用的诗意语言有了依托的根据，从而把一个悲惨的人生故事写成了一个悲悯、悲情与悲壮相糅合的命运悲歌。
看得出作者燕霄飞具有较好的语言感觉，其笔力能够确保其小说的基本品质。在故事和小说之间，他用诗化的语调垒筑了一道墙壁。沉重的故事没有压垮小说的意味。当然，我觉得作者如此写作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故事的完整性、厚重感和更具重力感的主题内涵没有充分地表达出来。这当然是一把双刃剑，要处理得当绝非易事。鲁迅的《伤逝》就是一例，诗意灵动、细致入微的叙述语言中，爱情的幻灭演化成一个有关生存的严肃命题。
19《五福》，樟叶，长篇小说
樟叶的长篇小说《五福》（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版），是着眼于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事件辛亥革命写成的历史小说。作家取材于辛亥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西安的种种历史变化，折射出了那一时代中国民众的心路与生活。作家选择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另一个革命发生地西安为背景，展开了一场历史风云巨大变革。整部小说以一个历史人物为核心，通过对这一英雄人物的命运映照一段历史岁月。刘五就是小说要着力表现的人物，这种写法也决定了这是一部在艺术上走传统小说路径的作品。小说以长安城为空间背景，以辛亥革命为历史罩影，将刘五的命运线索放置到这样的时空环境中进行反复演绎。“三秦英雄”是陕西民众对刘五的称颂，也是刘五本人追求的行动目标。革命是刘五生命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描述刘五领导陕西革命的同时，小说又将笔触伸展到刘五的个人情感经历中。两位女性美菱和秋姑构成了刘五生命的另一半。如胶似漆的美菱和痴情又知理的秋姑并不是一对情敌，她们共同的情感向往，烘托出刘五的完整人格，侠胆柔肠中完成了对一位革命英雄的塑造。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五福》在执著于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命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渲染长安城的地域民情和关中的风物习俗。这一背景让刘五的革命生涯有了一个切实的现实背景，不但使小说描写更趋真实，也让刘五的革命行为更添肩担大义的内涵。辛亥革命的微光投影在日出日落的长安城，为普通民众的庸常生活罩上了特殊的历史光圈。刘五领导革命身先士卒，他本人一样是普通民众中的一分子，娶妻纳妾，养家糊口，革命行动并不以豪言壮语做支撑，读来平实可信。小说对刘五的定位把握得当是人物塑造成功的关键。不但没有脱离历史，而且也不让他完全离开世俗生活，唯此，刘五的革命者形象具有了独特的意义。
一部以一个人物为核心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最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抽空背景，淡化环境，让故事成为一个人唱独角戏的舞台，《五福》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点，刘五是长安城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被人群所包围，又在人中冲出，踏上革命的征途，他的身后也因此有一个庞大的依靠群体。历史的风云际会，豪强的四处出没，国家民族的风雨飘摇和万千民众的彷徨无助，都在小说中有所表现。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不认为《五福》是一部专意追求史诗味道的作品，正相反，我觉得它最可贵的一点是现实地处理了历史人物和故事，具有本色的真实和可信度。在历史小说的创作里，这样一种写法和气质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也是在史诗、戏说、主观演绎历史的风潮中一条别开生面的路径，自有其值得珍视的地方。
20《梨花》，张树国，短篇小说集
《梨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我相信，新闻记者出身的作者张树国，一定写过大量的人物通讯。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纪实色彩，在人物速写上的功夫给人印象深刻。在通讯与小说之间，有很多鸿沟需要跨越。张树国为此搭建的桥梁，主要靠两种材料：故土和故事。在熟悉的人物身上寻找故事性，这种故事大都以片段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作者努力展现的是故事的传奇色彩及其背后的意义空间，同时，作者所写的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通篇都会读到一种朴素的、真切的亲情。情感的表达和意蕴的追求，正好应合了小说的特殊要求，使这些故事一个个走出原有的表述空间，具有了或浓或淡、或显或隐的“小说性”。
读《梨花》，让我想起笔记小说，想起韩少功的“词典”式小说笔法。其特征表现在，故事的场景是固定的，张树国写的就是位于皖豫交界地带的“黄河故道”，这个村名可以叫“小于庄”，可以叫“黄河乡”，也可以叫“盘龙镇”、“刘庄”甚至“马桥”。这点虚构遮不住作者的“纪实”冲动。作家写故乡是常事，但如何对待故乡，用怎样的眼光看取故乡的人和事，却透着很大的差异。就当代作家而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个风情张扬的所在，作家常常借灵魂的光影，回视“爷爷”、“奶奶”们的奇异情爱和纷乱的生活；苏童的“枫杨树街”是一个充满了潮湿、嘈杂的气氛，让人憋闷、逃却无路的市井；贾平凹的“商州”是个散漫不经、让“我”归来掺和一把令其改变秩序的地方。作家们对故乡的态度，既有超越之后的任意挥洒和“为我所用”，骨子里也透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那是一种特别复杂、已经个人化、书面化、“寓言化”的想象之所在。
张树国的故乡情，应当属于常规的路数，那是一种带强烈的怀旧色彩的感情，在作者眼里和笔下，故乡的一切都那样值得描述，来自记忆、传说、听闻的一切，都可以化作一个个故事，而且篇篇都带着作者抹不去的怀乡情愫。这些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平均大约也就是每篇两千字的样子。每篇小说都以一个人物为主，通过一两则故事的讲述表达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景都是在“黄河故道”的故乡，所以环境、风景包括人物的交代性描写就简略了很多，大多可以直接进入故事的讲述。就此而言，这些小说果真有点像是“民间笔记”和“词典小说”的写法。
我认为张树国做的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有二：作者对题材的选择以情为主，能否投入感情去表现、去描写是他是否愿意选择为故事题材的最重要依据。所以我们读到的，多是“我爹我娘”、“兄弟姐妹”、“亲戚邻里”等等有着浓郁感情联络的人物，即使是其他一些没有交代这种背景的人物，也显然有着“父老乡亲”般的亲近感。这是以情为主的小说与以事件挖掘为核心的新闻通讯之间最感性的区别。其次，张树国在处理题材时，非常注重意味、情感、人性的阐发，他写的都是故事，关注的其实是故事背后的独特意蕴。他当然也要表达某些人物事件的代表性、典型性，但他更看重其中的人性色彩。某些主题可能并不适合做新闻，但做小说却别有意味。如《白天鹅》里的中年妇女白天鹅，为了让儿媳妇能给家族生个孙子，不惜梳洗打扮，冒名顶替到医院做“结扎”手术，小说的结尾以儿媳生子为收束。另一篇小小说《王元》里的王元，是村里有名的泼皮，一次进城到“大官”之子的同学家里做客的经历，让他彻底变了一个人，不但不再捣蛋，而且听话肯干，问其原因，原来是他也想当个“大官”。这些故事很小，读来却别有情趣。这样的主题方向不失温情，保持着生活的本真，有着可贵的品质。作者如此处理故事题材的作法，在书中随处可见。除了前述的故乡情之外，也体现出在写作上的聪明。
张树国不是职业的小说家，似乎也无意这样的追求，这种放松的心态倒可能成就他的写作，不矫饰，不造作，既不模仿他人，似乎也不刻求独创。很平稳地为我们讲了那么多有趣、新鲜的故事。当然，我认为他的小说总体看还是少了点讲究，技法的变化太少，出入故事有时显得有点随意，还有的篇什或像散文、或像报道，提炼不够精到，这种精到是与我们认为作者应该可以达到的程度相比。文学写作就是如此，有些身怀技巧的人因缺少生活而捉襟见肘，有些有丰富生活经历和经验的人又很难酣畅淋漓地尽显其能。拥有这两种资源并能协调运用的人，可能是写作中真正得心应手者。就此而言，张树国的小说写作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1《扬花之痛》，盛琼，长篇小说
今天的中国，社会迅猛发展引起的心灵震荡，生活起伏动荡带来的灵魂阵痛，无疑是最能够让小说家去演练的主题场所。关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又特别强调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对人心灵世界的影响和改变，这样的“成长小说”，在近些年中国小说领域，几乎是一次不约而同的主题集合。但是真正要面对的生活激流和心灵风暴，其实是在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成长后的成人时期，我们仍然有可能像一个孩子，时而欣喜若狂，时而悲伤难过。小说家自然不会对这样的人生历程漠不关心，他们带着自己的体验、观察和思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加揪心、更具痛感的人生世界。这正是盛琼的长篇小说《扬花之痛》带给我的阅读思考。
《扬花之痛》沿袭着一个精神主题，这个主题的关键词是我们已经烂熟的幸福。这是一个有着无数解释的词，“幸福感”、“幸福生活”、“幸福的人”，在今天其实都有非常不同的含意。《扬花之痛》的“幸福”是最通常的那种理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过上他（她）想要的生活。这个看似简单的欲求，真的是用一生都难以确切回答的，事实上是一个极其苛刻的问题。
在《扬花之痛》中，女性固有的那种对理想的极端认同在夏云那里，以分裂的形式在拥有和失去间存在、闪现和消失着，构成了一幅精神成长的草图。夏云作为一个抛夫别子跑到特区打工的青年女子，她的付出与得到总是那样充满了变数，难以完全判断和把握。她改变生存环境和状况的欲望是那样强烈，她对成功的奢望让人觉得既生感慨又含同情。在这样的追求过程中，夏云像所有的女人，必须得把情爱、情欲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带进来，让一个人的奋斗史变成为一部心灵和精神的成长史。但作家深知，以她对人物的定位，想要一步登入理想的天堂是不可能的，她只能片断获取，得失兼有地去寻找和尝试。于是，我们在小说里读到这样一种人物关系，夏云是个“事业型”的女性，但她并不能被视为是强者，她在情爱方面的状态和景象，正在稀释着她的拼争的成果，也使她常常陷入患得患失、无所适从的困境中。方书记、唐老师、大春，分别代表了夏云想要得到并愿意珍视的东西。如果他们能拼合成一个人，她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具幸福感的人了吧，然而现实的回应自然是无情的，“扬花之痛”可能意旨在此。
这部小说有着明晰的女性色彩，作者对很多问题的思考透着一种执著与单纯，欢乐和痛苦在她那里是澄明的，并没有过度的大起大落。她喜欢用一些排比句式表达自己或人物的感悟，这些排比句的内容透着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愿望。不那么独特，不至于深邃，但却流露出难得的真切和诚实，容易为一般的读者轻松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