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赌性
有一经济效益很好的国营大厂的总经理，到香港公干，回来时绕道“东方赌城”澳门停留几天，拿出5万元做赌资想潇洒一把。这个数目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即便输光了他个人也拿得出。不想他竟贏了34万。第二天用34万又贏了100多万。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像做梦一样，而且连白天也沉浸在这种梦一般的境界里。
这其实比白日梦还要离奇，然而却是真的，那钱票子也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别的解释，只有相信自己的赌运太好了，赌运好就是财运好，办企业干得好的人一般财运都旺。不过企业办的再好也没有在赌场上来的钱容易！他心思浮动，手痒难捱，一个月后带着甴捡来的100万元重游澳门，进葡京大赌场的贵宾厅，当天下场就贏了1000多万。简直像变魔术一样，钱来得之多之快使他头晕目眩，他不再怀疑自己是赌场天才，是财神转世。
第二天带着再创造辉煌的信心走进赌场，先是豪兴逼人，然后是两眼血红，赌场里是没有时间的，墙上不挂表，永远地灯火通明，分不出黑夜和白天。大约是过了三天三夜之后，他把以前贏的1000多万赔进去，又输掉2000多万。这时他清醒了许多，知道自己已无路可走了。在赌桌边放给他高利贷的人帮他作假，在珠海立了个项目，请银行的人审核后他拿到了3000万元的贷款，除去还赌债，想用剩下的钱翻本，结果也同样有去无归，运败如山崩，他回到家后投案自首，目前被押在监里，生死未卜。
赌场里有一句口号：不怕你贏，就怕你不来。输钱的过程并不是直截了当，没有曲折，没有波澜。如果是那样让人们进去就丢钱，赌博就没有诱惑力，就会失去刺激性。赌的诱惑是贏。博的刺激是胜。每个走进赌场的人都想撞大运，都想碰上大奖，不费吹灰之力发大财，憧憬着怎样分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大钱。赌场里流传着许多贏钱的故事，渲染大奖的铃声响起时是怎样的惊心动魄。赌博的游戏规则也是这样设计的，许多人走进赌场都能先尝到甜头，也会看到周围的人是怎样大把大把地贏钱，慢慢地吊起胃口，激亮眼睛。
医学家曾做过实验，人只有在赌博的时候体内才会产生一种叫做阿片肽的特殊物质，这种东西能让人最大限度地获得刺激，处于极端兴奋和精神髙度集中的状态。在赌21点的时候，庄家推着两块木牌在赌客面前晃来晃去，一块牌子上写着“投降”，一块牌子上写着“博牌”。这真是激火，谁愿意投降呢？于是就不停地博牌。那54张扑克牌变成了魔鬼的账本，变幻难测，忽而天女散花，忽而凶神恶煞步向深渊就从这儿开始。
赌性其实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凡人皆有赌性——干带有冒险性的事情都有赌博的性质。哪个人的一生会一点风险不冒呢？炒股票是赌，买彩券是赌，恋爱结婚也是赌，谁也不敢打保票准能碰上一个什么样的人。古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还不是赌吗？赌钱，赌运，赌命……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所以世界各地的博彩业（开赌场的人都愿意省去一个赌字，在博字的后面加上一个花枝招展的彩字）都长盛不衰。
据说过去大户人家都是到赌场上去挑选女婿，当然不是挑选那些缺少自控力，赌红了眼把房产、地契，甚至连同老婆孩子也一块儿押上赌台的人。既然人生含有赌性，就不如到激烈的赌场上挑选那些有胆识且能够驾驭自己的人。
本来所有赌博的方式都是人想出来的，既然是人想出来的，那么人也就应该能够破它克它。也许大凡敢走进赌场的人都抱着这样的念头，结果能破了赌场的人至今还没有发现几个，被赌场所克的人却无计其数。澳门博彩业以前靠香港和台湾人支撑，赌场的人对香港、台湾人格外客气。现在转而对中国大陆的人格外客气起来，因为大陆的赌客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且敢于豪赌、输得起大钱的往往是大陆人。这些人中以企业家和髙级公务员为最多。广东一位镇长，在葡京输了27万，若无其事地回到镇上照样当他的镇长。有一天正在召开干部大会，催债的人到了。他把高利贷者清上了主席台，对全镇的干部说，这是他从澳门请来的外宾，来考查项目，准备合资办厂。他这样一说不仅把被逼债的尴尬遮掩过去，还为归还自己所欠下的赌债铺好了台阶……中国很穷，这是世人尽知的现实。中国人又很富，这是在赌场上看到的事实。每天仅从珠海拱北海关进人澳门的大陆人就成千上万，到了澳门不赌的人恐怕微乎其微。有人是用自己的钱找一点乐子，“过一把瘾”，把兜里准备好的那点钱输光了就走澳门人所说的现在他们的赌业靠大陆人支撑，不可能是指这些人。澳门人所指的大陆人一定是那些赌场的常客，是能一掷千金的人。澳门人至今还深刻地记得，几年前北京首钢的周北方，被人簇拥着走进葡京大赌场的气势……到目前为止，人们知道的都是赌输了钱，因之而败家，败业，坐牢，杀头。有没有用公款赌贏了就攫为己有，一声不吭的呢？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真应该联合在葡京大酒店设一办事处，一目了然，省却了许多人为的麻烦。
知青情结
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知青”这两个字的涵义，它并不简单地等于“知识青年”。谁还会把现在的中学毕业生称“知青”呢？
曾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战天斗地”11年的一位天津老知青，现在成了富有的私营企业家，前不久又开了一家据说是全国最大的“老知青饭店”。自开业那天起，天天客满，常常这一桌客人还没有吃完，后边又来了排队等候的人。来的大都是“老知青”，吃并不是主要的，都想感受当年的那种氛围——和当年一模一样的毛泽东画像，当年老知青穿过的绿衣服、绿帽子、红袖章，用过的木柜、农具，墙上贴着当年的标语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华儿女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这样的环境里回忆往事，相互探问「你是哪个兵团的？你在哪儿插队？哪年回来的？现在怎么样？知青见知青，感情格外近，或髙唱当年知青歌曲，或笑语喧哗、慷慨激昂，或默默垂泪，或干脆放声大哭一通。有一内蒙古兵团的老知青，专门到“老知青饭店”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遭，一黑龙江兵团的老知青看了“老知靑饭店”之后，留下了1万元人民币，说不留下点钱心里不平衡。
围绕着“老知青饭店”，形成一股知青热。饭店老板表示，用“老知青饭店”赚的钱干三件事：奖励10名优秀知青子女所在学校的校长，每年一次，每人1万元；奖励10名成绩突出的知青子女，每年一次，每人5000元；供给10名家境困难又考上了大学的知青子女上学的全部费用。
知青知青，处处知青，心系知青，雄心勃勃。他还不无自豪地讲到，天津老知青有30万人，全国有4500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有多少，省部级干部有多少……他还没有说到发财的有多少，当厂长、经理的有多少，再过10年20年以后，知青阶层还会怎样……任何一个老知青，只要谈起知青就有一种共同的自信和自豪。当今中国社会有许多阶层，恐怕没有一个阶层像知青阶层这样阵势强大、声息相通，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从文学到影视，从政界到商界，各行各业，无处不知青。只要是知青，见面就有三分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快30年了，“文革”结束也近20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知青们的“知青情结”，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强烈了，也许还要传给下一代。想想不是很有意味吗？
他们之所以抱团因为他们是“战友”？中国每年都有大批军人复员转业，还有过百万大裁军，而且是从最讲团结最讲纪律的解放军大学校里毕业的，历年的复员军人无以计数，何曾形成一个什么阶层？按复员军人的习惯，在一个班、一个连、一个营共同战斗过才算战友。同在一个团、一个师，勉强还拉得上战友关系，再远了就没有人称战友了。而知青不同，无论你是兵团还是插队，你在内蒙古还是在新疆、在陕西还是海南，见了面都是战友，不见面同是知青，不熟也亲0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遭遇相同，共同的苦难使人相亲相近？1957年反右派运动比“知青”上山下乡更残酷，无数人遭难，后来彻底平反，当年的所谓“右派分子”可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地形成一个阶层？“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更多，“文革”结束后虽然大家都控诉“文革”，却未见得受过迫害的人比以前更团结。
惟老知青们例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不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怎样评价这一现象？或者不认为它已成为一种现象，或者太过敏感，故意视而不见……我却以为老知青现象体现了中国文化和道德中积极向上的那一面。他们中之所以成功者较多，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大苦难，见过大世面，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包括失败。从而变得务实、肯干、竞争性强、适应能力强、生存能力强。其实老知青们是很传统的一代，牢靠而稳定。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老知青们反而真的进人“大有作为”的时代。而现代社会对这一现象的认识和总结却躲躲闪闪，远远没有跟上，甚至没有一本像样的从理论上对知青现象加以透析和总结的著作。
中国搞了许多运动，没有一场运动得到理论上应有的认识和评价。不总结这些运动，又怎能真正认识中国：知道哪些该保持、该弘扬，哪些该扬弃、该杜绝？中国的理论界可算处于“广阔天地”之间，有许多重要课题等着开发，有些题目甚至已被外国人抢先做了。自己何时才能“大有作为”呢？
生气不如攒钱
因企业倒闭或亏损而没有工作的人除外，只讲在一些运作正常的单位，有少数人在“优化组合”、“双向选择”、“承包”等过程中被“化”了下来成了闲人。闲人不好当，闲得难受，于是是非就多，闲气生得也多。本文正是想给这些闲人出主意，也可称之为“闲文”。
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能人经济”，且不管这话准确与否，如果你真有本事，就会有许多机会，单位没事干可以到外面找事干，甚至可以为自己创出一番事业，没有功夫生闲气，做闲人。如果你本事不大也可认真反省一下，为什么人家都不要你？是不是既无本事，又不本分，身上的毛病不少，像老百姓说的是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的角色！如今可不是大锅饭铁饭碗，哪个单位都讲效率，讲效益，谁都想用能干的人，用好人，如果你吸取教训，以勤补拙，多干活卖力气，做人厚道一些，别人保准会来“优化组合”你。
还剩下一小部分闲人，既无真本事，又不肯反省自己，闲气越鼓越胀，越胀越鼓，就开始过渡成小人：写匿名信，打小报告，造谣诽谤，到处告状……闹腾的结果是给单位造成污染，把自己搞得更臭了，更没有人敢要你了。结果没气坏了别人反气坏了自己，造成恶性循环。
这些闲小人们也够可怜的，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两下子，半个世纪前已被鲁迅斥之为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伎俩”，50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一套，大概也是受智商所限，居然不知道时下已是“经济调节”，它比“阶级斗争调节”要公正得多，使“小人效应”大为减弱，甚至“调节”得小人无效应。虽然有些领导人物仍然喜欢告密者，喜欢马屁精，更不能说当下用人制度已完全杜绝了凭关系、靠后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现象，但是好人和能人的地位和以前相比得到了基本的改善，不是一般的流言飞语所能伤害得了的。商品经济是要动真格的，迫于经济的压力，稍有良知的领导者都不敢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提上重要岗位，提上来也呆不长。小人的悲哀就在于此纵然你浑身都是舌头，而这些舌头又一刻不停地在蠕动，又能怎样？徒遭人烦恶和厌弃，“流言止于智者”，也止于“经济效益”，效益决定一个单位的命运，大家怎会容忍你砸了众人的饭碗！闲小人因为自己过的不好而不想让别人过好，其结果比好人更痛苦万分。好人顶多是忍受被小人中伤的痛苦，抓住证据还可以控告，把小人送上法庭或让其恶行曝光。即使采取轻蔑的不予理睐的办法，也是一种强大，使小人的中伤如迎风吐唾沫，先脏了他自己的脸。而小人则要承受双倍的痛苦：一方面是自己的失落和“不幸”所造成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好人的成功、幸福、欢乐也让他们感到痛苦无比。他们老想靠中伤别人安慰自己不正的心术，于是心灵越发地卑下，整个人堕落为卑下心灵的奴隶——这绝对是一种病态。中国古医书上称这种造谣生事的人是“妒火中烧，可令其神不守舍，精力耗损，疾病滋生”。最近报纸上公布了德国医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证实小人行为是一种疾病，与麻风同格。
这病有没有办法医治呢？有。药方很简单，就是天津人的一句大笑话：“生气不如攒钱！”这“攒钱”就是发奋，干成一番事来证实自己。与其拆别人的台不如给自己建个台，何必拉别人的短处来和自己比低，应该和别人的长处比比高。
不知闲小人们可愿服此药？
哥儿们，你好
几年前一位很不错的朋友向我要书，我未加思索便在自己新出的一本小说集的扉页上写了“XX同志请正”，托人将书捎去。那位朋友收到书后却甚为不悦，对捎书的人说：“子龙怎么跟我生分了？居然跟我打起官腔来了……”自那以后这位朋友就跟我疏远了。
毛病出在“同志”两个字上。我一声“同志”把一个好朋友真的变成了“同志”。
好朋友就不是同志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朋友比同志更近了呢？
以后我在赠书和写信的时候，对称谓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什么人该叫同志，什么人该称先生，什么人可以称兄道弟，什么人什么都不叫直呼其名反而显得更亲近，都要认真对待。我真想暂时放弃写作，下功夫发明一种类似“魔方”般的仪器。这种仪器诞生后必将风靡世界，人手一件，随身携带。在复杂的现代人际关系中，见了什么人该怎样称呼，开会怎样排名单、排座次，一转动我的仪器便一目了然，为你提供最佳方案，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现在，比朋友更近的是哥儿们。
无论办什么事，有哥儿们就不难。哥儿们多，在社会上就兜得转。
以前哥儿们多在下层，所谓“江湖义气”，“肝胆之交多在草莽”。现在哥儿们遍布各个领域，以上层最多。因为现在最打腰最活跃的是上层人物，使用哥儿们的时候最多，哥儿们产生的也就最多。
比如，提供项目、通报信息、炒股票等等，全得靠哥儿们发财。通过哥儿们请领导批字、题词、参加会议。拍了一部电视剧，怎样拉赞助，怎样顺利通过领导审查，怎样在黄金时间让电视台播放，怎样在报刊上造舆论，倘若在重要的环节、重要的部门都有哥儿们就好办多了。总之，在当今社会升官、发财、追名、出国等等大事小事都常常需要有哥儿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