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物质社会，人们经常听到和见到的是天才、成功者和幸运儿的故事。可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假如你不是天才，你就不活了吗？
活，当然还是要活的，而且还都想活得更好一些。可是，当今信息世界是透明的、扁平的，每个人面临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大同小异，如果你不是天才将怎样胜出呢？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敬业。
敬业精神，被视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处事之道。尽管你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天才，通过敬业却可以使自己成为“专才”，成为不可替代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媒体曾盛炒过一个惯偷的经历，他叫刘金华，偷偷摸摸大半辈子，监狱、拘留所经常进进出出，快60岁的时候看到大墙外有一个孩子走过，心里猛然一动，自己都这般年纪了，白来世界上走一遭，最后连自己的骨血都留不下。于是翻然醒悟，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人。
他最后一次从监狱被放出来，找不到工作就捡破烂。捡破烂竞拾金不昧，几次捡到居民丢失的贵重东西，千方百计都要归还到失主手里，并捎带着清理卫生和维护治安。时间一长，被物业公司招为保安。一个贼竟当了保安，居民大哗，纷纷抗议。物业公司却力排众议，为他打保票。岂知，有他当保安就最懂得怎样防盗，贼们也不敢再光顾那个居民区。后来他成了各小区争抢不上的保安，原来的居民区为了留住他，将闲房给他住，还有人热心在为他张罗对象……刘金华可算是当今社会最底层的一员，更遑论他人。
任何人，通过敬业都可找到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凭这个口碑就可以走遍天下，成为个人的护身符、无价之宝，永不会失业。
这是因为，敬业者都善于发现学习的机会。这是无须交学费、不必有多高的级别就可以得到的学习机会。那就是在干中学，学中干，为干而学，为干得好而学。
而学习的机会中，就常常包含着发财的机会、成功的机会。说得更直接些，在这个竞争激烈、淘汰神速的商业时代，现代人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是个人为提高自己的工作市场价值而进行的投资。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就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更快地学习。”
学习就是最好的管理智慧和工作智慧。智者无不是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每一天至少有一个对某个人是有用的机会，每一天的某个机会就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也绝不会再来的机会，当你精于箅计，事事计较，把多干活、干好活的机会推给他人的时候，也就把学习甚或是成功的机会让给了他人。
相反，“当一个人把敬业变成一种习惯，在多干活、干好活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体验到干活好的乐趣，从全身心投人工作中、从思想与业务同进的过程中享受快乐。”
管理学家陈鸿桥有言：“敬业是快乐的，敬业的口碑是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财富。”奉行实用主义，只追求眼前实惠的人，常误以为敬业是提升了公司的价值，对老板有更大的好处，殊不知敬业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
不敬业只“敬钱”，“钱”也难以惠顾你。因为“钱”要依附于“业”，“业”不强何以生“钱”？
现代人都惧怕“边缘化”。“边缘化”——意味着被淘汰、失业、贫穷。
在一个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商业社会，一个人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不被社会所需要，便陷入了一种艰难的尴尬境地。
而现代人的矛盾就是，怕被“边缘化”，却又流行“打工”思想。“打工”——就是给别人干活，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养房、养车。于是，积极不是风气，消极可以理解，得过且过，斤斤计较，能偷懒就偷懒，能投机就投机，只要能拿到钱就行。
我们也无须把这些人估计得太坏，假定他们都做到了90%，达到了良好以上。结果又如何呢？管理学家陈鸿桥先生给出了一个箅式：
90%×90%×90%×90%×90%=59%！
每天或每个人都减一点成色，递减下去最终导致的结果竞然是不及格或者更坏。
更不要说还有長出不穷的坑蒙拐骗，花样翻新的假冒伪劣，触目惊心的渎职浪费，连三并四的灾难事故……陈鸿桥列出的是一个古怪的算式，却发人深省，符合中国国情。
只要翻翻中国企业的成长史，便一目了然地验证了这道算式：“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6年左右，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3年，代表中国科技产业前沿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不到8%。”
这些企业在刚创建的时候哪个不是红红火火、信心百倍？一个人同一个企业是一样的，如果做人和做事每天都偷工减料，哪怕只是一点点，时间一长，后果就不堪设想！
只可惜，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只追求讲究享受生活，而不是创造生活。浮躁，轻狂，虚饰，空话套话废话满天飞，“君子动口不动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今天越发的变本加厉。又想不出力或少出力，又想多拿钱或快升官，于是便挖空心思，想出许多歪招儿……其结果往往加速自己的被“边缘化”。
企业更是如此。当下“老字号”又吃香了，有人把企业连干带不干的时间摞在一起，也凑出了不少“百年老店”、“百年老厂”。可真正具有“百年文化含量”，承载了“百年国情”的企业又有几家？百年是怎样的一种分量？随便举个例子，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尽管气量狭窄，毁誉参半，曾质疑过资本主义，也信奉过反理智主义，却仍然被称作“现代美国公司的締造者”，他发明的丁形发动机轿车“改变了美国文化，让数百万人都能使用大众化交通工具，具有流动性。”
价值观影响了现代人的道德观，而一个人的道德观是无法分成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缺少个人道德的社会，也不会培养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干着一门职业，却又缺少相应的职业道德，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民族，都将被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边缘化”。这是被无数事实证实了的。
报载：2005年10月29日，全国有百万人参加公务员考试，仅天津就有八千人参考，有的岗位要在二三百人中取一个。北京一民主党派机关招一名公务员，报名者两千多人。有人形容某单位的招聘场面：“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
这可真是千军万马在抢一条羊肠小道！公务员，本来是在诸多社会岗位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岗位，俗称“公职”，“人民的公仆”嘛，需富有公共精神，以服务和奉献为取向。难道现代人忽然都一窝蜂地高尚起来？
当下的“公务员热”，不能排除其中有高尚的动机。但更多的恐怕无所谓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看中的是公务员的安全牢靠，终身保险，而且收人稳定，收入中的含金量高。倘再能熬成个一官半职，一本万利甚或无本万利都是有可能的，那收益就不仅仅是“稳定”的问题了……可见“公务员热”是一种升虚火。虚火烧过了头就会变，就会改，这是一般规律，未见得就有多么的牢靠。
另一方面，用人市场上却在大闹“技工荒”，已经闹了有些年头了。许多生产单位都缺少好技工，有些公司不得不花高薪招聘优秀技工，在报纸上能经常看到这类广告：年薪18万元招聘髙级电焊工，年薪12万元急聘髙级车工……为什么不需要那么多人的地方，人们却挤破脑袋往里钻，真需要人的地方又招不到人？即便单从求职的技巧出发，也应该躲开扎大堆，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冷门啊？
这就是眼下的社会结构对人们的误导。封建时代，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那个年代，读得起书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为了生存也要认真学好一门手艺，或安于本分的劳动。到解放初期，社会上还流行“一招鲜，吃遍天”的大实话。自从一切都讲究学历以来，社会风气便渐渐地变了，变得“重文凭、轻技能，重仕途、轻工匠”，一切以学历为上。于是，人们明明知道大学毕业后就业很难，明明知道考重点高中比考大学还难，可家家户户还是一门心思把孩子往读髙中、上大学的路上逼。别忘了，人是有差别的，一个人一个样，有的人会读书，却不一定就是人才；有的人不喜欢读书，但干活手很巧……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都有选择自己的爱好、发挥自己特长的权利。何必非要舍弃自己的优势，甚至是选择自己的劣势，而随着大家往一条道上挤呢？
“文革”期间我当过锻工，锻工就是铁匠，我干过的漂亮活儿至今还都记得清清楚楚。比如用“三火”锻造一个82公斤重的方套，外面方方正正，中间一个直径16厘米的孔。上班时从技术科领出几张图纸，下班时地上放着一排实实在在的产品，将画在纸上的设计变成现实，那心里的愉快和满足，只有具体干活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当时车间里有两个八级工，他们才是车间的灵魂，全车间上上下下从骨子里尊敬他们，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当到八级工。至今有时候手还发痒，非常想站到锤前，拿钳子夹住一块烧红的钢料，上下翻飞地干出一身大汗。如果能年轻20岁，一定再去打铁。
干活，特别是能干出好活，干出一种境界，是很快乐的。即便是脑力劳动的人，最好也能掌握一门体力的技能，以保持与现实的联系。我们这个崇尚劳动的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鄙视“蓝领”的？最可悲的是本没有技能、又从来没有认真干过活的年轻人，却从小就被培养成鄙视和惧怕干活，那新社会的希望又“新”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呢？
在这方面我倒欣赏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的做法：将技术工人的等级与学历对接，拿到一级技工的证书，就相当于初中毕业；二级技工相当于高中毕业；三级相当大专；四级相当本科；五级以上的技工，根据情况分别相当于硕士、博士。在英国，乃至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级技术工人，所享受的待遇、社会地位和收人，丝毫不低于硕士、博士。
我们经常把“与国际接轨”挂在嘴头上，有时候真不知道把“轨”接到哪儿去啦？
当下的就业市场波诡云谲，在近年的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一些规模较大的事业单位，以缺少经验和培养一个新手的成本和风险太高为由，纷纷将应届生拒之门外。而许多应届生随即向用人单位做出让步：只要你们能录用我，我可以不要工资，什么时候你们认为我具备了工作所需要的经验后，再发工资。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挑战零工资”的由来。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越来越富裕，每年都要增加许多新的千万或亿万富翁，可工薪阶层在工资上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农民工干一年拿不到工资，大学毕业生主动放弃工资还要干。在此之前，曾有过留洋回来的博士、硕士，年薪只要1美元的新闻。
2003年初，上海徐汇区的外经委和招商中心，以年薪一美元的报酬招聘了三名“海归”人士为公务员，聘期一年，造成了不错的轰动效应。招聘广告上说：“特设岗位让这三个人担任兼职副职领导，不占用部门编制数和领导职数，有办公室，但可以不坐班，自己决定工作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电话、书信工作……”这就是说招聘单位并不指靠他们，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既然属于编外，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吗？当然这对那三个被招聘者也很划箅，可去可不去，干多干少随意性很大，耽误不了自己的事情，说不定还会搂草打兔子，有意外的收获。不然怎么解释他们肯为一美元付出一年的劳动时间呢？一美元也是交易，也是报酬。若出于爱心的奉献则完全可以采用做义工的形式，不要这份名义。
他们中的一位坦言：之所以这么做是“需要得到这份社会名誉”。有了这份“社会名誉”，是不是有助于选择更好的工作？2003年有七千多名“海归”找不到工作……既然求职不得，何妨来个舍近求远、迂回包抄，先占住位子再说。这可以理解，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在一美元的年薪之前，金庸先生曾以一元人民币的价格，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版权卖给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在文化圈里很是热闹了一阵。揣摩其意，不外有三：一、开个玩笑，传为佳话，无形的收益大于有形的钞票；二、表达友情，名为卖，实为送，但宁可贱卖，不能白送，在商品社会白送会后患无穷；三、炫耀自己有这个力量和气度不在乎钱，但也表明很在乎对方的这块牌子和市场。
钓鱼的行家管这叫“打窝儿”。“窝儿”打好了，四面八方的鱼类会蜂拥而至，再下钩钓它们就容易多了。眼下求职之难超乎想象，就需动用超乎想象的智慧，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该牺牲的就得牺牲，该吃大苦受大累，就得丝毫不含糊，放长线能钓到鱼，也是一种幸运。
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一向僵硬而傲慢的权力体制，能够接受类似“零工资”或年薪一美元这样的事情，应该算是一种进步，任性和随意总能最便捷地嘲弄陈规陋习。世间的许多事物都存在某种偶然因素，某些具有轰动效应的偶然事件，一定有其必然的动因。
现代人生存在高度信息化的环境中，世界只是一张网，天下人和天下事皆在网中。咫尺天涯，出神人化，事无巨细，无所不能。而信息需用文字表达，“高度信息化”就是“高度文字化”，全新的书写方式和载体，带来了铺天盖地般地书写和书写的快乐。
人人都可以是作者，又是出版者，于是就势在必然地引发了一场“话语革命”：宇宙间无时无刻不在飘荡着或传递着无以计数的句子，叙事的、抒情的、评论的、祝福的、嘲讽的、咒骂的、建议的，或精妙绝伦，或粗俗不堪，或莫名其妙……在中国作家协会公布各种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同时，《羊城晚报》首届手机短文大赛金奖揭晓，明明只是一家报纸举办的大赛，却被称为“全民写作的盛事”！
可见其影响力，吸引了无数的人为“拇指文化竖起大拇指”。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皆兵”的时期，现在则是“人人能文”的时代。
每个人在享用奇奇怪怪的句子的同时，也都可以生造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句子，只要你造出来并传播出去就成了“官”的，谁若看不懂，谁就是笨蛋、老土。“吧蝇”有“吧蝇”的术语，“碟兔”有“碟兔”的行话，“网虫”有“网虫”的惯用语，“车狼”有“车狼”的专用词……到处都时兴“小鬼当家”，成年人听不懂少年人的话。
有敏感者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了“保卫中文”的口号，鼓动人们打一场“保卫语言的战役”。然而，高度文字化带来的“话语革命”是一场语言的大海啸，虽泥沙俱下却势不可挡，并对你要保卫的东西甚为不屑。你保卫你的，人家创造人家的，你闹腾得越厉害，就越显得你是堂吉诃德一族。
如今写作，被叫做“话语事业”。但“话语高手”，却未必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以前各种版本的格言、妙语、绝句，无不出自经典作家的笔下或口中。而近年来，无论是由全国或全球媒介和民间组织评选出的妙语，无一是由专业作家创作的。
比如，有一年男女结合盛行老少配，有些老少配还造成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深圳某年轻俊男娶了一个大款老太，面对众人的困惑，他就这样自揭谜底：
“用钞票的时候，还需要关心它的发行日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