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唐代皇帝，公元626——649年在位。隋末随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继帝位。在位期间，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当时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旧史家誉为“贞观之治”。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开”。
功勋卓著玄武夺位
公元599年1月，李世民出生在今陕西武功县一个官僚贵族家庭。李家自西魏开始就具有显赫的政治背景，李渊又与隋文帝是姻亲。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李世民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剑战攻伐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技艺。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
李世民的童年是愉快的。不料，在他八岁那年，杨广谋杀了其父亲隋文帝，成为皇帝。从此，天地为之巨变。兴土木，造宫殿，连续三次远征高丽，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此时的李世民，和全家随父亲职务的调动，到过许多地方，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坚强、豪放刚烈的性格，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
这时，隋末农民起义已经爆发。公元611年，山东邹平县农民王薄率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隋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也开始分崩离析。公元613年，重臣杨素之子杨玄感发动了大规模反隋起义，给隋炀帝政权以沉重打击。两个月后，反叛被镇压下去，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王朝摇摇欲坠。
公元616年，李世民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加镇压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赴任。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即将灭亡。穷途末路的隋炀帝惶惶不可终日，对大臣们无端猜忌，动不动就将大臣或处死或贬抑。李渊也受到隋炀帝的猜忌，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也准备起兵反隋，但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这时李世民仗义疏财，私下结交义士、侠客，赢得了不少有识之士为其出谋划策。当时的晋阳县令刘文静和晋阳宫副监裴寂都是李世民莫逆之交，他们与李世民一道多方劝说李渊尽快起事，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公元617年农历五月，李世民协助父亲李渊除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们的亲信，在晋阳宣布起兵，正式打出了反隋的旗号。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妹夫柴绍也先后率领一部分队伍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使起义力量迅速扩大。随后，李渊建立了左、中、右三军，李世民被任命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然而，李渊出师不久就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的抵抗。由于遇上阴雨连绵，军饷未到，突厥援军也迟迟不来，李渊失去信心，准备退回晋阳另作他图。李世民劝住了父亲，使李渊坚定了信心。在攻打宋老生的激战中，李世民血染战袍，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击溃了宋老生。
此后，李渊又率军东进，又遇到隋将屈突通的顽强抵抗，李渊部队内部意见不一，李世民力排众议，建议主力绕过屈突通，迅速向长安进军。李渊再次听从了李世民的这一大胆建议，还命令李世民沿途收编各路归附李氏的地主武装，李世民的西路军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攻下长安后，李渊先将隋炀帝的孙子杨侑立为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然后在关中积极发展势力。公元618年5月，李渊正式即位，国号为唐，李世民被任命为尚书令，改封秦王。从此以后，李世民就以秦王的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叱咤于陇西、关东。
唐王朝建立后，政权还不十分稳固。在隋末的政治舞台上，李氏的实力并非最强。谁能顺乎形势，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政务。因此，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于是李世民开始了他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征战生涯。
秦王李世民的第一个对手是盘踞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当时，薛举拥兵30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此患不除，李渊就不敢东出潼关，进兵关东。公元618年11月，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讨伐薛举。经过两次激烈的交锋，终于荡平了这一割据政权。
当时，国内尚有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北方突厥汗国更加强大，在唐的北部扶植了占据朔方（今陕西横山）的梁师都和占据马邑（今山西朔县）的刘武周两个傀儡。刘武周南下攻唐，一时间声势浩大。李渊放弃河东，退守关中，李世民予以反对，并主动请缨大败刘武周。李唐王朝转危为安。
此后，李世民又转战中原，公元620年7月，大军逼近洛阳。窦建德出于自保，亲率10万大军增援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果断地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攻城，一路由他带领，进驻虎牢（今河南汜水），挡住了窦建德的去路。次年五月，再次决战虎牢，窦建德兵败被俘，王世充走投无路，举城降唐。李世民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的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威信日增，权力日重，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李建成非常妒忌李世民所取得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很担心李世民会跟他争夺皇太子的位置。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李建成也大力搜罗人马，又与弟弟齐王李元吉结盟，共同对付李世民。因而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李世民为首的“军功党”，他们互相倾轧，明枪暗箭，愈演愈烈，直到公元626年李世民先发制人才结束了这场皇室斗争。
这时，突厥入塞围攻乌城，李建成便请求唐高祖让李元吉北征，唐高祖答应了。
临出征前，太子东宫的王至暗中投靠了李世民，他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企图趁李世民给李元吉饯行时下手的阴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闻言大惊，终于痛下决心，采纳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建议，先发制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密谋，李世民于当天夜里进宫，向唐高祖告状，并求得唐高祖下令第二天一早，召兄弟三人一起进宫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奉旨进宫，他们带着几名家人来到玄武门时，发现李世民已在门前等着他们。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事情不对，赶紧拨转马头，准备回去。李世民骑着马追来，李元吉慌忙转过身来，拉开弓，就想射杀李世民，但弓弦还没拉开，李元吉就慌里慌张地把箭射了出去。李世民很轻易地躲过了，马上拉弓搭箭，将跑在前面的李建成一箭射死，李元吉吓得没命地骑马狂奔，结果被李世民的心腹尉迟敬德射杀。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2000余人闻讯赶来，与李世民的士兵混战在一起。李世民下令将士守住玄武门，并让尉迟敬德进宫，逼迫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国事委托给李世民处理。两个月后，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随即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
任用贤能施行仁政
李世民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有名的谏臣魏征就是原来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李世民曾当众责备魏征离间其兄弟之情，但魏征坚持不屈，还为李建成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最终败给了李世民而遗憾。对此唐太宗十分赏识。钦佩魏征忠心耿耿，有胆有识，不仅没有为难他，而且还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在自己身边参予决策。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以知人善任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随后。太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太宗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640员。精简后的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通过对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李世民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系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贞观初年的官吏，大多是跟随李渊父子攻伐四方，统一天下的功臣，他们虽能为李氏王朝骑马打天下，但却不能下马治国家。对于行军打仗，他们无所不能，但面对烦琐的政务，却只能束手无策。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要想大治天下，就必须任用一批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因而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文武大臣有隋朝旧臣李纲、封伦；来自农民起义军瓦岗军的徐世、秦叔宝、程咬金等；而魏征就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为更大程度地甄选人才，为自己所用，他设立了“弘文馆”，以管理学校，著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此外，唐太宗还沿用了隋炀帝所制订的科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设立许多考试科目，进士科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这些措施的施行，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采取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整个朝廷人才济济，群贤荟萃。公元643年，李世民曾将其中的佼佼者画在凌烟阁内，这24位功臣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禹、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理、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秦叔宝等。除了精通政务的人才，李世民还重用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等著名的文学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为唐太宗大治天下的政策出谋划策，为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
在大力选拔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创造了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
李世民将赏功罚过作为法制改革的标准，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在参考《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在李世民的支持下，组织了19名法学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了《唐律疏议》。五代以后的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作为蓝本相应增删。
此外，《贞观律》还是唐朝的宪法，它包括“律、令、格、式”，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贞观律》规定了1546条国家的制度和政令，称之为“令”；又将武德九年的制律从3000条精减为700条，规定了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称之为“格”；还规定了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之为“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