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晚上，我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当时的第六十军军部）的办公室，焦灼地踱来踱去，思索着部队的前途和出路。为了3万官兵和十多万老百姓的前途，我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想到这里，我看看手表已是9点钟，便拿起电话话筒，对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说：“白师长吗？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到！”说完，又找暂编第二十一师陇耀师长。
10点钟，白、陇2位师长都乘车来到我这里。
两人都很奇怪：这样晚了，找他们来做什么？陇耀进屋就问我：“军长，有紧急情况？”我摇摇头，指着沙发请他们坐下。
白师长见我紧锁眉头，闷闷不乐，就又关心地问我：“跟新七军又有冲突？”我说：“什么也不是，就是找你们来随便谈谈！”随便谈谈，谈什么？一时弄得他俩摸不着头脑，各自取火抽烟沉默着，等我讲话。
看他俩的样子，我一下也不知怎样开口。
曾泽生将军在欢迎大会上讲话
过了好一阵，白肇学忍不住问道：“军座，我们共患难多年，平日推心置腹，难道今天还有什么不好讲的？”我说：“不是有顾虑，而是我想得太多，不知从何谈起。”陇耀插嘴问道：“什么事情呢！”我说：“就是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没等我说完，陇耀就说：“商议什么！军长怎样决定就怎样办嘛！”他的态度很诚恳，口气很坚决。
白师长低头不语，不知在想什么。本来我想马上提出自己的决定，但看白肇学的样子，就改变口气说：“这是关系全军前途的大事，还是大家商量决定才好。”
我又问：“肇学，你的意见如何？”他点头同意，说：“对，多研究，才能万全。”
而陇耀总是表现性急，说：“军座，你考虑的结果，意见如何？”我想，他俩都是我的老同事，平日披肝沥胆，无话不能谈，关于部队的前途，对时局的看法等等，我们都经常交换意见，纵使我提出反蒋起义，他们不同意，也无大碍，就直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就激动起来，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六十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然而，白肇学同意反蒋，但他提议把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他沉痛地说：“我年少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却是自相残杀……
我们反复地谈着蒋介石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军队当前所处的艰难境况，各人内心的伤痛，一直谈到下半夜3点钟。陇、白各执己见，争辩不已。我怕两人这样争辩下去有伤和气，就阻止说：“大家再想一想，今天决定不下，明天再研究吧！”
他们走的时候，已经快5点钟了，我躺在床上，激动得不能入睡。早晨，很早我就乘车去一八二师，见白师长疲倦地斜倚在沙发上，满眼血丝，像害了一场大病。他看见我就想站起身来，我忙按他躺下。
他嘶哑地说：“从你那里回来，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我笑着问他：“想得如何？”他说：“没想好，我是决心不干军队了！”看着他苦恼的样子，我心里不禁一阵怜惜。
我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你知道吗？”部队光荣的历史，更触动他今天的痛苦，他悲愁地说：“怎么不知道，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
我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他气愤地回答，“更坏！”我趁势进一步问他：“那你为啥不同意起义呢？”
他默默地望着我很久，突然挣起身来抓着我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我一阵激动，忙用手擦去兴奋的热泪，紧握他的手说：“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临走时，我又交代他说：“以后，你、陇耀和我，要经常保持接触，具体的拟定起义的行动步骤。开会的地点要多变换，临时听我通知。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
当时，同第六十军一起防守长春的，还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编第七军。两军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第六十军守东半部，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起义，首先就要对付郑洞国和新七军的阻挠破坏。
10月3、4两日，新七军在长春西面的绿园一带出击，作困兽斗，伤亡惨重，毫无进展。14日下午，郑洞国打电话把我找到兵团部，提出要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我想试探一下郑的态度，就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城外共军围得又紧，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
郑听了很不以为然，愤愤地问道：“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我仍然表示悲观地说：“反正我们六十军是没有希望的！”
我谈的都是实际情况，郑洞国也感到不能反驳，只好不关痛痒地说了几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仍然坚持要我们派出一个团，配合新七军出击。
我看他要出击的决心很坚决，就没有再说下去。此时我心里想：起义，他是不会赞成的，现在绝不能让他知道。
第二天，我派第一八二师第五四五团去敷衍，在八里铺一带出击，配合新七军。
在出击行动中，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常来我的指挥所（康德面粉厂）打听情况。
7日，郑洞国到我的指挥所来，我坚决地向他提出：“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问李鸿，李鸿也说要撤。郑洞国只好同意说：“撤回来吧！”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叹气不止，事实已非常清楚：守，是等死；突围，根本无望；只有一条路——起义。
自从9月23日早上白肇学也表示拥护起义以后，我同陇、白二人就起义行动问题不断地秘密进行策划准备。
16日上午10时，我正在吃饭，副官报告：“郑司令官电话，请军长马上去。”我说：“告诉他，我在吃饭！”没过5分钟，电话铃又响，副官接电话，转身向我说：“郑司令官请军长讲话。”
我拿起听筒，郑洞国语调很急促地说：“曾军长，有要紧事，马上来一趟！”这时我心想：为什么这样急迫呢？
郑洞国从来不在上午通知开会的，莫不是走漏了消息？我故意拖延时间说：“我正在吃饭。”而郑还是坚持说：“情况很紧，你马上就来！”他愈催得急，我愈加疑惑。但眼前还得敷衍，不能不去，我只好回答说：“好嘛，我吃完这碗饭就走，可以吗？”他答应了。
等郑洞国放下电话，我立刻问白、陇师长郑洞国找过他们没有，他俩都吃了一惊，急忙问我是否联络的人出了事。
我告诉他们：“没出什么事，只是刚才郑洞国打电话要我去，催得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能不防。”
他们说郑洞国没有要他们去，我才稍稍放一点心，便吩咐他俩：“我还是去兵团部。在我未回来以前，就是天塌下来，你俩都不许离开部队。郑洞国如果将我扣留，你们仍按原计划行动。”
我到兵团部刚一下车，郑洞国的副官就告诉我：“司令官在他的办公室等你。”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去，准备着迎接最坏的事情，而表面上依然装得镇定自若。
我看完“代电”后，郑洞国又拿出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叫我看，并且沉重地说：“今天锦州已经消息断绝，情况不明了。”说完又在叹气，在办公室里不安地走来走去。
原来如此，我来前的一切担心，此时已全然消除。我把“代电”和蒋介石的信放在一旁，问道：“司令官准备怎么办？”
他说：“只能按命令行事。我计划今晚就开始行动，明日四面出击，后天（18日）就突围。你的意见如何。”我说：“好吧。不过部队士气低落，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郑听后默默不语。
我又问他：“计划从哪条路走呢？”他说：“从伊通、双阳这条线走……突不出去，就拉上长白山。”
对于他这样天真的想法，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你还想在共产党的天下打游击啊！”郑洞国只是叹气，没有做什么表示。
深陷重围逃跑无望的长春守敌国民党第六十军，在我军迅速攻克锦州的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于10月17日由军长曾泽生率领宣告起义。
我因为心里装着起义的事，无意在此滞留，默坐片刻，就起身告辞说：“下午开会讨论如何行动，我派徐参谋长来参加，他可以代表我决定一切，情况我已了解一切都听从司令官决定。”见他点了点头，我随即离开。
从郑洞国那里出来后，我就坐车到了新七军军长李鸿那里，想劝他起义。李鸿正害伤寒发高烧。我从他的卧室出来，到会客室，又从会客室走进他的卧室，几进几出，犹豫不定，是否把我们要起义的事告诉他？转念一想：不行！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我们起义也没有联络妥当，不能轻率告诉他，自找麻烦。我头脑一清醒，就上车回军部了。
从李鸿处回来，已经是下午了，而张秉昌和李峥先还是没有回城，我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原定当天夜里就开始起义行动，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仍不见联络人回来。而郑洞国又布置当晚开始执行他的突围部署，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急。
好不容易熬到天将黄昏，张秉昌和李峥先终于推门进来。我忙上前握着他们的手，急迫地问道：“联络上了吧？”我着着他俩满脸喜色，马上又高兴地说：“一定是联络上了！”张秉昌笑着点点头，告诉我：“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
解放军接受我们起义了，我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白、陇师长。陇师长在电话上兴奋地冲我喊道：“军座，现在就动手干吧！”我也激动地告诉他：“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给营以上军官讲话。”
在去暂编第二十一师之前，我按解放军的意见，又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和暂编第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作为我们的正式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一步商谈有关起义行动诸事。
当我到了暂编第二十一师，营长以上军官都已到齐，挤满了一个小会议室。我由浅入深，以诱导的方式，从眼前的政治形势，讲到六十军与蒋介石嫡系的矛盾，然后说明了六十军的处境。最后我说：“弟兄们，长春的处境，大家都很请楚，今天召集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办法，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讲话，使不少人（主要是营一级军官）感到意外。过了好一阵，没有人起来发言，大家都很拘束。我笑着问道：“你们发表意见，看该怎么办？”依然是沉默。
又过了一阵，有人大声说了一句：“军长怎么命令，就怎么办！”大家都随声附和：“对！军长下命令，我们就办！”我说：“不行，这不是下命令的事；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
大家坚持要我决定，我坚持要大家来商议决定。推来推去，延误了不少时间。
终于有人大胆地起来发言了。他主张“立即向沈阳突围”。
我当即否定了这个意见，说：“不行，我们走不到沈阳，就早被消灭了。”
有人打了头炮，发言渐渐活跃起来。有人主张：“尽忠报国，战至最后一人。”有人主张：“死守长春，等待援兵。”……就是没有人提议“起义”。
我环视满屋的人，大家都是云南袍泽，是被蒋介石强迫到东北来打内战的，离乡背井，抛妻弃子，受尽了蒋介石嫡系的白眼，几年来又都在战场上吃了许多苦头，眼前又都是无路可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我了解他们，他们不提“起义”，并不是不愿意起义。
于是，我又更明显地启发说：“死守待援，无异于等死；蒋介石祸国殃民，对我们六十军欺凌宰割，和我们只有怨仇，毫无恩德。我们何苦给他‘尽忠报国’！该怎么办？大家还应多加考虑：”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主张起义，反对蒋介石，跟共产党走！”
此时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到他身上，又转过来望望我的反应。
我马上肯定地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
会场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我问道：“你们同意起义吗？”都齐声回答：“同意！”陇、耀师长这时站起身来，面对我大声说：“报告军座，我们暂编第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你下命令。”
人们哗地站起来，我郑重地对大家说：“现在，我宣布：六十军起义！陇耀师长立即指挥暂编第二十一师向新七军布防。”
从暂编第二十一师出来，我直接去第一八二师师部。我向白、陇两师长说：“暂编第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他们也一致表示拥护起义。随即该师也向新七军布防。
我命令白、陇两师长：“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我们有解放军做后盾，不怕他们！”
我从第一八二师回来，打电话给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李师长吗？有件事通知你。今晚11时，你带着3个团长，到我这里来开军事会议。”我还着重嘱咐他：“一定要准时到达！”
我一直等到听见他和师部总机讲：“要三团部！”才放下电话，这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把副官长张维鹏找来，对他说：“起义行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是暂编第五十二师还没有安排。”
这个师是杜聿明派来监视我们的。李嵩平日就拒绝我过问他们师的事。他不会同意起义，更不会听从我的命令。但是暂编第五十二师又正驻在我们两个师中间，是我们起义的障碍。
现在，要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张维鹏问：“怎样解决？”
我说：“我已经通知李嵩带着他的3个团长，11点钟到这里来开会，到时你就将他们扣留。告诉他们：六十军起义了，要他们命令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听从指挥，随我行动。不然，他们的生命掌握在我们手里！”张维鹏站起来说：“懂了，我一定办好！”
夜10时，我正在向军部和直属部队营以上军官动员起义，副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和3个团长来了”我说：“你请副官长陪他们一会儿。”我又继续动员。11点多钟，张维鹏高兴地跑来报告：“军座，一切都办妥帖了。”他笑着对我讲了经过。按计划顺利地扣押了第五十二师的师长、团长，他们的副师长、副团长也都规规矩矩地表示服从命令，随全军起义。
听完张维鹏的报告后，我立即抓起电话对第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说：“做好行动准备，接到命令就开始行动！”他连声回答：“是！”而且把他对张维鹏表示的“服从指挥，拥护起义”的态度，又向我重复了一番。
随后，我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监视暂编第五十二师的兵力布置好了没有？他们说早已布置就绪。此时，对暂编第五十二师的控制有了一个眉目，我心里又多了一分轻松。
处理过暂编第五十二师的事，已经是后半夜的1点钟了。为能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行动，我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裕昌源面粉厂——第五四五团团部，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思想倾向进步，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在蜡烛光下我给郑洞国和李鸿各写了一信，总想劝他们与第六十军一致行动。给郑洞国的信原文是：
桂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谒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
戎绥！
曾泽生敬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