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李鸿的信，内容基本一样。
17日晨，天尚未明，即派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先送郑洞国，后送李鸿。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说：“见到郑洞国本人了，他们正在开会，乱糟糟的。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上午，郑洞国派他的副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省府秘书长崔垂言来见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的指挥位置，就叫他们到第五四六团团部，我在那里接见他们。
杨友梅见到我就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我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尚传道忙接过去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做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我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长春十几万老百姓，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做，是不够恰当吧！”我立刻很生气地驳斥他说：“你们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崔垂言见我变了脸，慌忙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把我纠缠得很不耐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我：解放军代表己经来了。
我急于回指挥所，于是很干脆地对杨友梅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
说完，我手向外一指说：“你们走吧！”临走时，杨友梅还讨好地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从第五四六团团部回到裕昌源，解放军代表刘浩正在等我。我们热情地紧握着手，刘浩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热烈欢迎你们呢！”
刘浩也是云南人，很直爽，很热情，谈了一阵我们就熟了。他笑着对我说：“曾军长，去年夏天六十军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还和陇师长会面交谈过，那时我就劝你们起义。”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相对笑了一阵，他又告诉我：“杨滨，就是给你当过副官长的杨重，现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重，是我过去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1947年秋天才离开第六十军的。到这时，我才确实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从刘浩谈话里还知道：在六十军内，从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党员不少，做了许多工作，连我设临时指挥所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共产党员，无怪乎团长朱光云拥护起义积极。原来，这次起义的发动十分顺利，得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
10月17日下午，刘浩陪我出城到了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唐天际将军对我表示热情的欢迎。我们抓紧时间，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我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我和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我们部队正走在路上，蒋介石就派飞机轰炸我们。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未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只是一些无辜的老百姓遭了殃。蒋介石的狠毒手段，更增添了官兵们的愤慨。我们进入解放区后，老百姓和解放军同志，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早饭，热情地迎接我们。
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及肖劲光、肖华等一兵团的首长，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官兵们都感到是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无不十分激动。
1949年元旦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把我带的这支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我仍任军长。
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大大出乎郑洞国的意料。10月16日晚，睡梦中的郑洞国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兵团司令部值班军官向他报告：六十军有异动。
郑洞国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穿衣起床，打电话把这一情况通报给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令他设法弄清六十军的动向。
午夜时分，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等慌慌张张来到郑洞国的办公室报告说，六十军可能发生了突变，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
郑洞国为证实这一情况，亲自给六十军打电话，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就是没有人接。郑洞国预感六十军肯定是投向解放军去了，垂头丧气地对史说等人说：“算了吧，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去吧！”
史说有些紧张地问：“那突围的事怎么办？我的部队已按计划开始调动了。”
郑洞国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还谈什么突围？你赶快命令部队立刻撤回原防地，并迅速向六十军防区派出警戒。”
在史说等走后，多少还有些不死心的郑洞国，一次又一次地往六十军军部挂电话，希望能得到确切的消息。电话最后总算是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六十军政工处长姜弼武。姜弼武对郑洞国说：“司令官，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
郑洞国还想找曾泽生讲话，但被姜弼武给拒绝了。第二天，第六十军起义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春市。杨友梅、史说、龙国钧、长春市长尚传道等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打探消息。这时，姜弼武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给郑洞国送来了他的亲笔信。
郑洞国看完信后，心情复杂，明知大势已去，但仍一心想为蒋介石尽忠。他把信放到桌子上，冷冷地对姜弼武说：“信我留下了，恕不作复。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考虑，要我和他走一路，我不干！”
随后，郑洞国把这封信的内容电告了沈阳的卫立煌，并请示新七军该如何行动。10月17日下午，卫立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电令郑洞国于次日上午率部队从六十军防地向城外突围，届时将派飞机轰炸掩护。
郑洞国接到电令后，把新七军的主要将领和兵团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召集到一起，研究突围计划。郑洞国后来讲述当时开会的情景说：
……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第六十军的起义，对新七军的官兵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0月18日晨，当新七军的官兵睁开眼睛后，惊讶地发现，长春市东半部市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们已处于解放军枪口和大炮的直接威胁之下。新七军官兵的士气更加低落，思想上已被解除武装。暂六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姚风翔神情沮丧地对自己的亲信说：“反正大势已去，整个防御体系已一劈两半了，枪口朝着自己的屁股，既不能再守，也无法再逃，除了起义、投降，就是死路。”
新七军军长李鸿（1903-1988），湖南湘阴人，1927年7月毕业于黄埔军校。1928年任陆军教导师工兵连连长；1937年，淞沪会战中升任营长；1940年任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成新三十八师，李鸿任该师一一四团团长；1944年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的辉煌时期是在缅甸战场上，曾被誉为“东方蒙哥马利”、“常胜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李鸿率新三十八师进入广州。1946年2月，李鸿奉命率新三十八师开赴东北，参加内战。1947年4月，李鸿任新一军副军长；同年8月，出任新七军军长，固守长春。1948年3月，六十军放弃吉林，移驻长春，形成新七军与六十军共同防守长春的局面。
在东北我军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过程中，特别是9月中旬辽沈战役的炮声打响后，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开始考虑起义的问题，并且迅速下定起义的决心后，便精心部署起义的问题。而新七军军长李鸿却病卧在床，不理军务，将军务交由副军长史说代理。
由于李鸿不理军务，所以当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军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时，其所属部队便各行其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