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更是“生命共同体”。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说中，就引述胡适的话：“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汶川地震之所以会成为“全球之痛”，北京奥运所以能成为“全球狂欢节”，就是因为人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有着共同的价值。尽管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但差异中自有相同与相通，要友好交往，和平共处，就必须有一个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而且也确实存在大家都认同的“普世价值”。我曾经说过，在抗震救灾中，“人的生命至上性”就是一个公认共通的价值，而奥运会所要发扬的“公平竞争，反对歧视，和平，友爱，人的自由发展”等等精神，其实也都是普世价值。通过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实践，对普世价值的存在与认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把奥运会所集中展现的和平，友好，绝对化，理想化，而应该同时看到这世界并不太平，也不和谐。我在前面说到的“灾难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既指中国，更指世界，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认识和想象世界？龙应台在对台湾大学生的演讲中，就提到可以有两种想象。据说有这样的“全球化指南”：“封面是一个或者一群穿西装的男人，两手交叉在胸前，带着极度自信的微笑，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公司企业的高级经理人”：这是一个“国际成功人士”主宰，拥有一切财富和权力的“世界”。龙应台对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象21世纪的世界时，眼睛里只看见“强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强势经济和资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的暗面——比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比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比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驯训等等”，为什么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和想象世界，不能只看到普世价值，和平友爱，眼睛更不能只是盯着跨国公司的利润，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还要看到种种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冲突，看到经济、科技发展带来的财富积累下的贫富不均。事实上，当今世界正面临两大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一是20世纪的过度开发，所谓“对地球的开战”，造成了世界生态平衡的大破坏，从而形成全球环境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二是超越国界的贫穷（今年的粮食危机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疾病（想想非典所引发的全球性恐慌），战争（伊拉克战争至今还在牵动着全世界的心），人道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虐俘，还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种族残杀），都使全球面临公平、正义、平等的危机。这两大危机，也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危机，是一个如何“防止、避免世界文明的腐蚀与毁灭”的问题。
由此产生的，是我们的“同一个梦想”：如何通过全球性的协商，合作，来保护和改善地球环境，以保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障全人类的公平，平等，维护人类正义，以保证全人类一切地区，一切国家，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特别突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强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时，很容易注意群体的“同”而忽略了个体的“差异”。
应该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面临的挑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和我们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迎接这些挑战，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全球化的时代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样的利益冲突中，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是努力挤进“强者”的队伍，还是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批判并防止全球化的恶性发展？这就涉及志愿者的立场问题。我在一个讲话中曾经提出，志愿者的宗旨是“自助”和“助人”，而助人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弱势群体。这是出于我们的信念：我们追求社会的公正，公平，社会正义。我们认同这样的生命观：全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价值和幸福，是最重要的。只要还有一个生命不自由，不幸福，我们就是不自由，不幸福的。因此，我们是永远站在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的，为他们呼吁，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觉的使命。应该说，这次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就是这样的为全球弱势群体服务的一个实践。正是残奥会充分地体现了“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生命都应该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的理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助”：不仅作为健全人的志愿者给予残疾人以尽可能的帮助，而且残疾人也以他们的生命的尊严，顽强，自立，给志愿者以精神的启迪与激励。可以说，志愿者的精神与价值，在残奥会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助人即助己，我们和弱势群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帮扶，以求得生命的共同成长。
通过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对前面所提出的作为志愿者精神核心的公民意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提出一个“全球公民”的概念，提出确立“全球公民意识”的任务。
据龙应台介绍，“全球公民意识不仅只是自觉我们是全球的一分子，它更强调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一是“体会到地球的不可替代，并且积极地行动去保障它永续的未来”，一是“理解并且积极行动去解决地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让地球永续，让人类公平”。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全球公民”：“他的关照面超过他的本土，而且外自觉是全球的一员”，因此，他具有全球视野，“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联和运作都有所了解”，同时又“尊重多元价值”。
龙应台特别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信仰——坚信行动可以带来实质改变”。这样的行动性，其实也是志愿者精神、品格的一个基本内涵：志愿者是一群行动者，他们的全球关怀是体现在具体的，琐细的行动中的。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北京奥运，都有许多的国际志愿者，他们的参与，不仅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更是基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全球公民意识”。志愿者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我们中国的志愿者应该成为国际志愿者队伍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该成为“全球公民”。
最后，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全球化中的中国。在北京奥运前后，世界的各种反应，无一不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这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要学会理解中国，和中国相处；中国也要学会理解世界，同时重新理解自己，并学会和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相处，可以说这是全球化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
说是新问题，是因为过去的中国在许多西方老百姓的眼里，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遥远、神秘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货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成了和西方世界休戚相关的存在。而中国又和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社会制度更是不同，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这样一个不同于己而又日趋富裕和强大的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对中国刮目相看时，又有了许多疑惧，就不知道该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相处了。而奥运会更是把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与世界，首先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一次相遇，一次短兵相接。应该说，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在2008年的接触中，大概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有些变化莫测，看不透，吃不准。西方许多人在开始传递奥运火炬时，他们从自己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出发，对中国有许多批评，以至要抵制奥运会；但奥运会又展示了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的另一面，让他们大吃一惊，觉得中国真是不可思议，不知如何评价。有的西方人出于对他们自己国家体制的不满，又反过来将他们所看到的或自以为的中国的积极因素加以夸大和理想化。而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一个变化：开始西方的疑惧、抵制伤害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以非常激烈的态度进行对抗，那时西方在一些人眼里是邪恶的；而奥运会后，听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许多赞扬，有些人又有些昏昏然，同时也觉得西方人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相信经过汶川地震，特别是经过北京奥运，中国与西方，都需要冷静思考，调整对对方的认识。2008年无疑是中国与世界重新相互审视的重要年头。
我自己也在重新思考。我提醒自己，首先要调整好心态，以平常心对待这些相遇中的纷争。要看清今天的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是一个独立而日趋强大的成员，已经不是晚清的“东亚病夫”，被侵略的对象。因此，不要老是以受迫害的被围心态，弱国心态来看待西方世界，总是觉得别人“亡我之心不死”，“别有用心”，不能用“恶意假设”来和西方世界相处。同时也要防止“中华中心主义”自大心理的复活。
其次，要看到所发生的纷争，既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之争。而世界利益和价值都是多元的，因此，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郑子平：《中国：大国思维和大国责任》，《同舟共进》2008年8期）。因此，在西方，总会有人批评我们，拒绝我们，也总有人欣赏我们，即所谓“有人欢喜有人骂”。我们不要以为一骂就是敌人，作出激烈的反弹；一欢喜就是“铁哥儿们”，并且自我膨胀起来。
这里的关键，还是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我想，是不是也有三条：第一，要有民族自信力：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这么好的人民，而且我们在不断地进步。特别是汶川地震所爆发的民族自救力，奥运会运动员所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都是足以让我们自豪的。第二，更要有民族自省精神。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最清楚，可以说，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对自己国家问题的批判，是远远超过外国人的批评的，而且这都是切肤之痛，爱之愈深，审视愈严。第三，要坚信，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且我们也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无论怎样艰难曲折，无论改革的路有多长，我们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我想，真正的民族自尊，是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民族自信，民族自省和民族自我改造的自主性基础上的。发虚火，说大话的“民族主义”，骨子里隐含的恰恰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
有了这样的民族自尊、自信，我们就会懂得应该如何和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相处，我也想了四条：要承认并尊重普世价值，最大限度地寻找“最大公约数”；要尊重差异，尊重和我们不同的选择；要善于学习、吸取别国的长处，及时调整和不断发展自己；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对外国的各种批评，其善者则听之，其不善者则不听之。
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的这句话：“宽容，妥协，镇静，平常，知进知退，是大国应有的心态”。（《容纳、学习、吸取、调整》，2008年8月23日《北京青年报》）还是那句话：经过2008年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我们都长大了，成熟了。更能理性地认识中国，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的胸襟扩大了。我们“想大问题”，又“做小事情”，既追求大的生命境界，又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志愿者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让我们以此互勉吧。
2008年20日—26日陆续写成
和志愿者谈生活重建
（2008年10月5日在人民大学乡建中心讲，
2008年11月8日在北京大学讲）
这是我这一两年一直在关注与思考，并在许多场合一再谈及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应怎样实现制度、文化、价值与生活的四大重建？今天，我想和诸位一起讨论其中的一个方面：生活重建的问题，或者说，从生活重建这一角度切入，在另一层面上讨论四大重建问题。
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质疑
我想从当下所面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起。这一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震撼了全球，并引发了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这样反思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人们发现，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的贪婪，超前消费，而在消费透支的背后，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的是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反思。而这样的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不仅盛行于欧美西方国家，而且在中国，甚至是在中国的农村也是大有市场，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篇文章：《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作者：陈昕，黄平）。据报告的说明，所谓“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它通过大众媒体的推动和扩散，已经深入中国城市和农村，在城市里表现为“求新、求贵、求名、求洋”，在农村则表现为“高收入家庭的奢侈和炫耀与低收入家庭的模仿和攀比”，而且形成“流行消费符号链条”：“村里追乡里，乡里追县里，县里追市里，小城市追大城市，大城市追赶国外和港台地区”，“从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地区连到中国乡村这个最不发达地区”：这大概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特点吧。也正如报告作者所说，“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主要是由生理需要所决定）满足以后，对生活的其他欲求内容主要应由社会价值所决定”，因此，消费主义“它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整个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异”。——这是一个重要提醒：我们讨论“生活重建”，实际上这样的重建已经开始；因此，我们又需要追问：这是怎样的重建？